摘要：随着地球工程热度的增加，反地球工程的热度同步高涨，科学自主是其叙事的基础价值诉求。反对者认为，在“拯救人类”的“正义”装扮之下，地球工程的真实政治目的在于“军事意图、控制欲望与逃避责任”。他们担心地球工程科学家被政治权力裹挟，丧失了科学的纯粹性。反地球工程立场的科学自主叙事值得反思，它既是对科学与政治关系传统主张的具体表达，又构成了地球工程政治化的一部分。反对者未能完全清晰地区分地球工程的研究与地球工程的部署，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科学动机的猜测。

关键词：地球工程;科学自主叙事;应对气候变化;太阳辐射管理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21）02-0061-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代际气候正义研究”（19YJA720012）

作者简介：卢愿清，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一、引 言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典型的技术导向型方案，地球工程这一边缘主张正在引发更多争论。地球工程总体上包括两类，一类是太阳辐射管理（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下文简称SRM），主要包括在平流层释放硫酸盐（SAI）、增加白云层、安装遮挡物、增强地表反射率等技术;另一类是碳移除（CDR），主要分为陆地碳移除（植树造林、土壤固碳等）与海洋碳移除（海洋施肥等）。自从克鲁岑（Crutzen）在2006年正式提出了在平流层释放硫酸盐的技术方案以解决气候变暖问题之后，[Crutzen P J， “Albedo enhancement by stratospheric sulfur injections： A contribution to resolve a policy dilemma？”， Climatic Change， vol.77（2006）， pp.211-220.]地球工程的热度便迅速提升。依靠技术控制地球温度的想象正是克鲁岑对“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的延展，他强调科技力量与工业生产成为影响地球面貌的重要因素，地球进入了新的“地质年代”。[Crutzen P J， “Geology of mankind”， Nature， vol.415， no. 6867（2002）， p.23.]“人类世”的概念与在平流层释放硫酸盐的技术方案均体现出克鲁岑一以贯之的技术决定论：人类科技制造出地球的麻烦，那么，人类便继续用科技解决这些麻烦。继克鲁岑之后，英国科学家计划了SPICE项目，对克鲁岑的技术方案进行“概念验证测试”（Proof-of-principle Test）。[Macmartin D， Shin H， Caldeira K， Keith D W， “Can we test geoengineering？”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vol.4， no.12（2011）， pp.5044-5052.]但是公众对本次地球工程试验的“愤怒达到了顶峰”，最后，试验被迫取消。柯里（Currie）认为，“这样一个低风险、显然无害的试验性研究，却因为公众压力及对公众压力的组织内部反思而取消，这对后续研究有潜在的下游效应。”[Currie A， “Geoengineering tensions”， Futures， vol.102（2018）， pp.78-88.]

柯里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地球工程支持者的态度，即地球工程可以先进行审慎的、小范围的研究。美国科学院院长西塞罗（Cicerone）最早表示支持克鲁岑关于地球工程研究的呼吁。他强调，终有一天人类需要承担起管理地球环境的责任，“我们也应该愿意以开放的心态来评估论文，并为理论研究或小规模原型实验（Prototype Experiments）提供资助和建议”。[Cicerone R J， “Geoengineering： Encouraging research and overseeing implementation”， Climatic Change， vol.77， no.3-4 （2006）， pp.221-226.]一批科學家认为，各国“将大气层视作碳排放管道”[Kintisch E，“Climate crossroads”， Science， vol.350， no. 6264（2015）， pp.1016-1017.]的固有心态很难发生重大变化，地球工程可以为人类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辅助方案”，甚至成为拯救人类的“最后的武器”。《自然》《科学》杂志发表的相关论文大多对地球工程研究持支持立场。丹嫩贝格（Dannenberg）等对参与国际气候决策的723名谈判代表及科学家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只要风险和副作用不太大，地球工程就通常被专家认为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Dannenberg A， Zitzelsberger S， “Climate experts views on geoengineering depend on their beliefs about climate change impacts”， Nature Climate Change， vol.9（2019）， pp.769-775.]

但是，反地球工程的声音与地球工程的提议几乎同时出现且从未停止。科学界对于地球工程的反对大多就地球工程技术本身展开讨论，从技术的可行性、副作用、减排路径争夺等方面陈述理由。不过，哪怕在科学界内部，“出于各种各样的、不完全科学的真诚的原因”，[Cicerone R J， “Geoengineering： Encouraging research and overseeing implementation”， Climatic Change， vol.77， no.3-4 （2006）， pp.221-226.]对地球工程也有各种反对意见。人文学者反对地球工程，不仅因为对地球工程的科学与技术的实际效果有所怀疑，而且因为对科学家、政治家、资本家彼此勾连而有所担忧，对科学研究的中立性、客观性心存疑虑。比如，有人担心地球工程“可能被用作武器，从而违反了1977年联合国关于禁止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使用环境改变技术的公约”。[Robock A，“Whither geoengineering？”， Science， vol.320， no.5880（2008）， pp.1166-1167.]朗（Long）等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地球工程具有明显的“操纵动机”且“赌注极巨”，地球工程的利益与“财富、恐惧、名誉与狂热”联系在一起。[Long J C S， Scott D， “Vested interests and geoengineering research”，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29， no.3（2013）， pp.45-52.]朗等的这种担忧，代表了公众对地球工程的不信任，怀疑地球工程可能导致科学与政治发生不正当的关联，这种态度提示我们，公众反地球工程的立场与其对科学与政治关系的信念有关。

基于反地球工程立场的叙事文本，本文分析其中关于科学与政治关系的表达，进一步理解反地球工程的立场，并为争议双方的沟通提供参考。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大多数关于地球工程的争议把实质焦点集中于SRM技术，本文主要基于SRM技术进行讨论。

二、科学自主：反地球工程立场的哲学基础

斯文森（Svensson）等认为公众与部分学者反对地球工程的立场体现了典型的科学与政治分离的主张，并将其形象地称为“鸿沟意象”（Gap Imagery）。[Svensson P C， Pasgaard M， “How geoengineering scientists perceive their role in climate security politics-from concern and unease to strategic positioning”， Geografisk Tidsskrift-Danisth Journal of Geography， vol.119， no.1（2019）， pp.84-93.]此处的“鸿沟”形容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分离;所谓“意象”，即科学与政治的分离在个体与群体意识中的反映。显然，反地球立场的鸿沟意象是科学与政治关系的哲学争论在公众意识中的形象反映。在斯文森看来，科学与政治关系的哲学主张影响着公众对地球工程的看法，尤其是对科学自主的理解分歧可能导致对地球工程的立场发生分化，甚至形成对立。

当然，科学与政治分离的观点在西方学界与社会中传播已久。科学家对科学自主及其衍生的科学权威性、科学家合法性的追求从未停止，科学自主的历史传统也成为公众较为认同的一种信念。孔德的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可以摆脱意识形态，于资本主义统治结构中获得自主性。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之初便在章程中强调，“科学应该与宗教、哲学和政治分离”。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为科学与政治应当分离。布雷弗曼（Braverman）、哈贝马斯对科学自主的批评具有广泛的影响。美国科技哲学家吉伦（Gieryn）关于科学划界（Boundary-work）的观点则代表了一批学者对于科学自主的思考，他认为，通过“将选定特征（如从业者、方法、知识储备、价值和工作组织等）赋予科学体制”的活动，[Gieryn T F， “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8， no.6（1983）， pp.781-795.]将科学与非科学（Non-science，主要是包括政治在内的意识形态）划界，有助于科学家获得并保持权威。事实上，吉伦的这种尝试一方面彰显了科学家对科学自主的认同与追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科学自主的空间一再被现实挤压的尴尬局面。

那么，科学与政治分离理念的流行与来自现实的挑战对反地球工程立场有哪些影响？本文认为，相关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科学与政治分离的哲学理念导致公众对地球工程的科学自主有所要求。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地球工程科学专家在正在进行的地球工程辩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他们的研究构成了政治行动的基础，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危险影响。”[Svensson P C， Pasgaard M， “How geoengineering scientists perceive their role in climate security politics-from concern and unease to strategic positioning”， Geografisk Tidsskrift-Danisth Journal of Geography， vol.119， no.1（2019）， pp.84-93.]正是因为地球科学有可能直接影响国家与区域的政治行动，公众对地球工程的科学自主更为重视。从科学与政治分离的哲学观来看，地球工程应该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形成无法相互干扰的鸿沟，让“科学的事情归科学，政治的事情归政治”。正如吉伦倡议科学划界时所提出的那样，之所以希望进行科学划界，就是想要“为科学创设一种公众形象”，这种公众形象需要回答“如何通过保持科学独立于政府或行业的控制，来保持对这些物质资源使用的控制”之类的问题。[Gieryn T F， “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8， no.6（1983）， pp.781-795.]公众期待科学自主，具体到地球工程研究，公众最突出的诉求是“研究人员努力并且能够将自己与结果分离开来，使之保持客观和非政治性，并形成一種信任感”。[Svensson P C， Pasgaard M， “How geoengineering scientists perceive their role in climate security politics-from concern and unease to strategic positioning”， Geografisk Tidsskrift-Danisth Journal of Geography， vol.119， no.1（2019）， pp.84-93.]

另一方面，科学与政治分离的现实挑战增强了公众对地球工程研究能否自主的疑忌。按照吉伦关于科学划界的主张，公众自然认为地球工程科学家需要保持科学的边界。问题是，反地球工程立场对于地球工程科学家能否坚持边界表示怀疑。虽然与其他领域的科学家群体一样，研究地球工程的科学家不断宣称地球工程的自主性，但正如亚萨诺夫（Jasanoff）所指出的那样，“给予科学的自由从来就不完整，国家的支持总是有附加条件的，而这些附加条件多年来不断增加和收紧”。[Jasanoff S， “Judgment under siege： The three-body problem of expert legitimacy”， 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Yearbook， vol.24（2005）， pp.209-224.]总体而言，地球工程科学家所需或所获得的资源大多来自政府或行业，这些科学家能否独立于政府或行业，以保证对获取与使用物质资源的自主权，便成为重要问题。回顾气候变化科学发展的历程，气候变化阴谋论或地球工程阴谋论的观点，无不体现出公众对科学能否独立于政治的担心。

三、科学自主的背离：反地球工程立场的叙事

在地球工程反对者的意识中，科学结论应该“是在一个没有受到政策和政客影响的领域中构建的”，其中，“理论、理论家与政治、政治家相分离，形成了两个独立的领域”，[Svensson P C， Pasgaard M， “How geoengineering scientists perceive their role in climate security politics-from concern and unease to strategic positioning”， Geografisk Tidsskrift-Danisth Journal of Geography， vol.119， no.1（2019）， pp.84-93.]即科学与政治的鸿沟。在反地球工程立场的叙事中，科学自主受到破坏是他们的惯常指责。他们认为地球工程科学很难摆脱政治的影响，地球工程科学家将被迫或主动背离科学自主，进而对社会造成伤害。

（一）地球工程科学潜藏着典型的国家政治目的

地球工程的反对者认为，地球工程科学已沦为政治工具，地球工程并非科学家和政治家所宣称的是正义的，这些国家（区域）之所以宣扬并推动对地球工程的研究与部署，是基于应对气候变化之外的政治目的。按照此类观点，地球工程难以摆脱政治的干扰与渗透，甚至从一开始，地球工程研究就是“别有用心”的。科学不仅沦为政治的工具，而且不自知。反地球工程的这一主张主要从军事、能源、控制等方面展开叙事。

部分民众坚称，地球工程带有强烈的军事目的，将不可避免地背离解决气候问题的初衷。罗博克（Robock）在《科学》发文指出，抗议者担心“地球工程最终被当作武器来使用，而非像它所当初计划的那样（用以解决气候变暖）”。[Robock A，“Whither geoengineering？”， Science， vol.320， no.5880（2008）， pp.1166-1167.]抗议者的这种担心并非毫无缘由，事实上，美国政府确实有试图将天气控制武器化的恶劣举动。196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议，“每年花费50亿美元在热带地区安置反射性材料，以及利用增加云层等手段来应对气候变化”。[孔锋：《地球工程 应对全球变暖最后的猛药》，《北京日报》，2018年6月27日。]需要注意的是，就在该报告被公开的前几年，美国便已经有了将天气控制武器化的秘密安排。哈珀（Harper）在2017年出版了《人工降雨：二十世纪美国对大气的控制》，[Harper K C， Make It Rain： State Control of the Atmospher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p.202.]他对美国披露的档案进行整理，发现早在1961年，美国海军军械试验站（NOTS）便开始尝试天气控制工作。美国海军军械试验站的地球物理学家阿曼达（Amand）在1965年的听证会上坦承：“主要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给美国海军和其他武装力量……我们把天气当作武器。一个人可以用来为所欲为的任何东西都是一种武器，而且天气和任何东西一样好用”。[Harper K C， Make It Rain： State Control of the Atmospher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p.202.]当然，严格来说，传统意义上的人工降雨并不属于地球工程的范畴，因为不能在大尺度范围改变天气。但人们担心之处恰恰在于，就连人工降雨这类中小尺度的气象技术都能引起美国对天气控制武器化的兴趣，地球工程这种更大尺度的技术难道不会被某些国家用于军事目的吗？因此，一些反对者认为，地球工程研究从一开始便有可能偏离应对气候变化的初衷，进而被军事化。

反对者还担心，地球工程的研究与部署蕴藏着化石能源优势国家（区域）逃避减排责任的企图。他们认为，化石能源优势国家（区域）为了能够继续加大化石能源开发与消费，回避国际指责，逃避减排责任，而别有用心地支持对地球工程的研究与部署。反对者认为，目前世界上很多经济体均受化石燃料驱动，寻找地球工程之类的应对气候变化替代方案“非常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这些替代方案将使这些国家“继续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占据主导地位”。[Svensson P C， Pasgaard M， “How geoengineering scientists perceive their role in climate security politics-from concern and unease to strategic positioning”， Geografisk Tidsskrift-Danisth Journal of Geography， vol.119， no.1（2019）， pp.84-93.]還有专家认为，俄罗斯之所以坚持在最新的IPCC报告（AR5）中纳入关于地球工程的表述，便是基于此类目的。[Svensson P C， Pasgaard M， “How geoengineering scientists perceive their role in climate security politics-from concern and unease to strategic positioning”， Geografisk Tidsskrift-Danisth Journal of Geography， vol.119， no.1（2019）， pp.84-93.]知名环保人士纳瓦罗（Navarro）批评道：“同样是那些几十年来忽视气候变化的国家和公司，现在正在提出非常危险的地球工程技术”，“对他们来说，地球工程是一个‘完美的借口，声称他们可以继续加热地球，因为稍后他们会用危险的实验来冷却它”。[Bolivia C， “Hands off mother earth！”， Apr.21st， 2010， http：//www.etcgroup.org/content/hands-mother-earth， Aug.3rd， 2020.]

地球工程反对者同样担心，地球工程一旦部署，将成为发达国家控制其他国家，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这一点从历史中可以得到佐证。1966年，维德曼（Wiedemann）呈交给美国国务卿拉斯克（Rusk）一份政策文件，即《人工影响天气的外交政策影响》。他认为，通过控制天气来威胁一个国家的经济或安全尚不能实现，但是有可能实现。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或许可以利用人工影响天气技术找到“实现共同利益的机会”，或者“对敌人造成巨大伤害”，他建议，“如果一个国家的天气控制可能对下游国家产生不利影响，那么就有必要对天气和气候变化进行国际控制”。[Harper K C， Make It Rain： State Control of the Atmospher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p.202.]从目前地球工程的现实来看，2019年，在联合国环境大会的谈判上，美国拒绝接受瑞士提出的关于地球工程的国际治理框架。真纳（Jinnah）等撰文指出：“作为少数几个（尽管有限）积极进行SRM研究项目的国家之一，美国不太可能接受任何版本的谈判文本，而宁愿让自己的决策空间不受挑战”。[Jinnah S， Nicholson S， “The hidden politics of climate engineering”， Nature Geoscience， vol.12（2019）， pp. 876-879.]美国拒绝治理框架的约束，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地球工程反对者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正如布莱克斯托克（Blackstock）等所担忧的那样，“如果SRM研究以国家安全为框架，且研究结果保密”，人们对地球工程的“国家获利目的”的猜测将会愈发强烈。[Blackstock J J， Long J C S， “The politics of geoengineering”， Science， vol.327， no.5965（2010）， p.527.]

（二）地球工程科学家被权力所诱导

朗等指出：“当国家、机构或个人试图操纵地球工程决策过程以赚钱、提升地位、挽回面子，或是基于狂热意识形态而影响决策时，这些属性可能会成为负担”。[Long J C S， Scott D， “Vested interests and geoengineering research”，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29， no.3（2013）， pp.45-52.]朗等对于这些因素的分析正是地球工程反对者的忧虑所在，他们担心科学家在地球工程研究中被政治裹挟，失去了科学的纯粹性与中立性。他们认为，一些科学家背弃了科学的中立与客观的立场，出于获取更丰富的研究资源、更优厚的报酬、更显赫的职业声望等其他目的才会对地球工程研究如此热衷。他们怀疑地球工程科学家的研究动机，担心科学家被权力诱导，研究结果因此受到污染。事实上，在美国“最经常威胁到专家合法性的，就是对科学超然客观性的背离”，美国的政策辩论经常出现“有关專家被政治利益集团或政治动机绑架的指控”。[Jasanoff S，“Judgment under siege： The three-body problem of expert legitimacy”， 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Yearbook， vol.24（2005）， pp.209-224.]

在一次关于合成生物学的大型公众对话中，公众对科学家提出了五个问题，斯蒂尔戈（Stilgoe）等借此引申出公众对地球工程的担心：“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能从中得到什么？它还能做什么？你怎么知道你是对的？”[Stilgoe J， Watson M， Kuo K， “Public engagement with biotechnologies offers lessons for the governance of geo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beyond”， PLOS Biology， no.11（2013）， pp.1-7.]从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可以看出，公众对于地球工程的担忧涉及科学家的个体动机。科学还是无私与纯粹的吗？科学家能超越政治与权力的藩篱吗？公众认为，科学家应当是知识与道德的集合体，他既能扮演“良好的科学”的角色，又能扮演“无偏见的专家”的角色。对于地球工程的门外汉来说，对科学家的质疑大多来源于对其操守与信念的怀疑。亚萨诺夫曾尖锐地批评道：“科学家与政界人士、风险投资家、记者、大众媒体、专利律师、法院和公众的多层次接触，使得任何关于科学的无私和超脱于社会的残留观念几乎都变得不可思议”。[Jasanoff S，“Judgment under siege： The three-body problem of expert legitimacy”， 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Yearbook， vol.24（2005）， pp.209-224.]

科学家如何避免受到资助力量的影响，或者“如何通过保持科学独立于政府或行业的控制，来保持对这些物质资源使用的控制”，[Gieryn T F， “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8， no.6（1983）， pp.781-795.]这些问题是公众的兴趣所在，合理的答案是公众支持并信任科学家的前提。遗憾的是，近年来，公众对科学家的信心不断被侵蚀，失望情绪愈发浓厚。“依赖政府提供研究支持的科学家现在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他们对公共资金的需求不亚于任何其他福利项目的受益者”，由此滋生了“过度推销”“彻头彻尾的欺诈”等行为。[Jasanoff S，“Judgment under siege： The three-body problem of expert legitimacy”， 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Yearbook， vol.24（2005）， pp.209-224.]默顿（Merton）提出的科学对财务或政治后果缺乏兴趣的原则也不再令人信服。在一次关于地球工程的调查中，有受访者直言：“政府会武断地作决定”;“当他们提供资金时，可能只会公布对赞助者有利的信息……这让我最害怕……即使有负面影响，我们可能也会被告知没有问题”。[Asayama S， Sugiyama M， Lshii A， “Ambivalent climate of opinions： Tensions and dilemmas in understanding geoengineering experimentation”， Geoforum， vol.80， no.3（2017）， pp.82-92.]地球工程科学家无法保证研究将独立于政府资助，这成为世人担心的因素之一。政府除了能给地球工程科学家提供资助之外，还能给予什么呢？有反对者认为，政府提供的地位与声望均有可能使地球工程科学家难以保持中立的态度。朗等认为，同其他科学领域一样，地球工程科学家难以拒绝政府提供的声望和地位，“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倡导者也难以对声望免疫”;“对受到承认的渴望可能成为既得利益，从而导致丧失远见”。[Long J C S， Scott D， “Vested interests and geoengineering research”，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29， no.3（2013）， pp.45-52.]成为政府设立的公共决策组织的一员，甚至成为这一组织的领导者，或是成为政府某些辩论的（私下）指定专家，这些可能的前景均会对地球工程科学家产生潜在的诱惑。

四、对反地球工程立场的科学自主叙事的反思

反地球工程立场的科学自主叙事是科学自主哲学信念的一种直观反映，它的叙事路径恰恰与另外几种主张异曲同工。从关于科学与政治关系争论的历史脉络来看，吉伦的观点对于更清晰地理解反地球工程者的叙事大有裨益。除了科学自主的传统观点外，吉伦总结出了关于科学与政治关系的其他主张：一是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侵入科学知识的构建过程，科学真理与意识形态的变形（Ideological Distortion）之间界限模糊;二是科学成为支持意识形态主张的工具，如泰勒的“科学管理”便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将科学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本身，比如哈贝马斯认为，科学知识的形式体现出预测和控制的价值，可以合法地统治和压迫体制。[Gieryn T F， “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8， no.6（1983）， pp.781-795.]如果将吉伦的观点与反地球工程立场的科学自主叙事相比较，我们就能发现两者之间极为类似。比如，有反对者认为，地球工程科学研究必然背离研究的初衷而走向政治的目的，这与吉伦总结的第一种主张类似，体现了政治浸染科学的必然性。也有反对者认为，地球工程是某些国家将阴暗目的“正义化”的途径，是一些国家（地区）逃避减排责任，继续污染和“加热”地球的借口，这与吉伦总结的第二种主张相似，他们认为地球工程科学纯粹是将国家（地区）不当利益合法化的工具。还有反对者直接认为，地球工程体现了政治与资本控制地球的野心与欲望，部署地球工程可能使得某些国家拥有更大的控制霸权，[Macnaghten P， Szerszynski B， Kearnes M， Owen R， “Why 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 geoengineering and democracy wont mix”，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vol.45， no.12 （2013）， pp.2809-2816.]这与吉伦总结的第三种主张类似。从形式上来看，吉伦总结得出的关于科学与政治关系的主张中，地球工程反对者都坚持科学自主的主张，这是他们的基础哲学观。

那么，地球工程是一门纯粹的、不受政治影响的科学吗？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回到气候变化这个根本问题上，因为地球工程是用来缓解甚至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如果不能保证气候变化研究的科学纯粹性，又怎能保证地球工程的科学纯粹性呢？总体而言，研究之初，气候变化是一个相对纯粹的科学问题，作为一种地球尺度的自然现象，“全球变暖”引起科学界的密切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成为科学家愈发重视的因素，至此，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工业化、化石燃料、生活方式等社会经济因素开始成为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议题。应对全球变暖所需的行动更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性议题，全球气候谈判的艰辛、公众的抗议，乃至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则更加说明气候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具有政治性的科学問题。莫利纳（Molina）等甚至在《自然》撰文坦言：“气候问题已经被政治化”。[Agre P， Molina M， Chu S， “The real climate debate”， Nature， vol.550， no. 7675（2017）， pp. S62-S64.]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B计划”，地球工程自然更难以避免政治性。

更具些许讽刺意味的是，地球工程反对者的科学自主叙事行动本身便构成了地球工程政治化的一部分。地球工程的反对者，尤其是强烈反对地球工程研究的个体，大多不是科学家，或者不是地学领域的科学家，他们打着科学自主的旗帜反对地球工程研究，并将自己的观点向公众大范围传播，这种传播进一步推动了全球范围的各种抗议活动。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行动链条。这些反对者声称，自己坚持科学自主，反对政治对科学的干扰，但他们的行动恰恰对科学研究形成了意识形态压力，他们反对政治干扰科学的行动恰恰影响了科学研究的独立开展。遗憾的是，“人类推理的倾向和饱和的信息环境都加剧了科学的脆弱性”。一方面，“科学怀疑论者很容易接触到大众，这使得科学通过政治化而被削弱了”。[Druckman J N， “The crisis of politicization within and beyond science”， Nature Human Behaviour， vol.1， no.9（2017）， pp.615-617.]大众传播的多元性已经使得科学可以确立权威的传播渠道的受众数量大为减少，相反，倾向于质疑科学的民众会主动选择那些证实他们怀疑观点的传播渠道。这就形成了一道悲哀的闭环，地球工程科学家同样难以避免此种窘迫处境。另一方面，人类推理的倾向使得他们对于地球工程科学家与政治家的动机进行种种猜测，并容易被阴谋论所吸引。桑德（Sander）关于全球变暖的心理实验或能提供更直接的启示，他发现观看主张全球变暖阴谋论的视频会妨碍关于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签署阻止全球变暖请愿书的意愿也会降低。[Sander V D L， “The conspiracy-effect： Exposure to conspiracy theories （about global warming） decreases pro-social behavior and science acceptance”，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87（2015）， pp.171-173.]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反地球工程立场的科学自主叙事，事实上并未完全清晰地区分地球工程的研究与部署的不同，这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科学及科学真实目的的无端猜测。反地球工程反的是什么？是反对地球工程的研究，还是反对地球工程的部署？抑或两者一并反对？综合分析反地球工程的叙事文本，很难得出完全清晰的认识。有人认为地球工程根本不能研究，因为地球工程的研究等同于地球工程的部署。正如反地球工程的代表泽尔辛斯基（Szerszynski）等所说的那样：“像向大气层释放粒子这样的具体行动，到底算SRM地球工程部署，还是算研究，甚至算纯粹的污染，不能仅仅通过技术程序来确定，而只能根据意图来确定”。[Macnaghten P， Szerszynski B， Kearnes M， Owen R， “Why 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 geoengineering and democracy wont mix”，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vol.45， no.12 （2013）， pp.2809-2816.]泽尔辛斯基等的主张，体现了地球工程反对者对科学与实践的认识混淆。正因为他们未能厘清科学与实践的差异，以“动机”推定科学自主受到了破坏，地球工程科学家受此诘问的逻辑便显得更加清晰。这样看来，地球工程科学家埋头做研究很难获得公众的彻底理解与支持。地球工程研究如何打消公众的疑虑，如何保障地球工程的研究与部署之间实现清晰的切割？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是地球工程科学家必须要做的工作。这也意味着地球工程科学家应当在更广的范围内，以更清晰的科学表达做好解释工作。[卢愿清：《论地球工程治理的公众参与》，《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10期，第47-52页。]

五、结 语

科学自主叙事是反地球工程立场的明显特征，反对者要求对地球工程科学保持警惕，这种呼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科学自主虽然受到学术界的认可，且是科学家长久追求的目标，但是人们对科学自主内涵的理解是有差异的。科学自主从来都不是绝对的，科学的自由必须在一定范围之内才具有意义，科学也不可能拥有完全理想的政治环境。反地球工程立场在科学自主叙事方面明显陷入了极端化的误区，对地球工程科学家的怀疑与质问使得“专家阴谋论”再一次泛起。面对地球工程，一味指责恐怕并不具有真正的建设性。萨托利曾说：“幸亏科学的谨慎，我们才主张决不轻言‘不可能，只说或然性或非或然性的程度”。[[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页。]同样，对于地球工程，在质疑的同时亦不可轻言否定，在谨慎中探索拯救人类的可能路径，也许是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

〔责任编辑：沈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