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店的夜晚是火热的”，在新作《玫瑰开满了麦子店》的开篇，小说上来就让我们置身在麦子店火热的夜色里。如此明确的地理标识，即便是在身为北京作家的石一枫这里也并不多见。对于置身的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石一枫一直都没有认真打量的愿望。巨大而空旷的城市，有着怎样的地理与精神空间？而在城市的背后，又有着如何丰富的褶皱和细部？他并没有十足的兴趣。然而这一次，他终于把目光瞄准了麦子店，想看看这片“既陈旧又洋气”，“既真实可感又令人费解的”所在，究竟具有怎么的城市质感;而栖身在此的“南腔北调，忙乱不堪”的人们，他们如何穿过熙攘的人群，去从事物质或非物质的“劳动”，以及在劳动的间隙，又是怎么琢磨那些“不在眼前的事儿，虚无缥缈的事儿”。这里滋生出的“古怪的生机”，大概也是我们感兴趣的。

如人所知，相较于乡村的熟人社会，城市的匿名性不言而喻。这种匿名性突出地表现在，这其实是一片陌生人的场所。或者说，城市的熙来攘往，人群的聚散分离，为无数陌生人的相遇和联结提供了契机。因此围绕城市，我们总有故事可以讲述，总有惊奇可以期待，它的活力恰在于此。《玫瑰开满了麦子店》的故事，便开始于王亚丽与“果粒橙”的相遇。都市里陌生男女的萍水相逢，由此诉诸孤独个体之间的同情与慰藉，大概正是无数此类传奇得以展开的基础。城市就是这样，它的好处在于，能够迅速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一个或坚固或脆弱的“情感共同体”。

小说当然以反讽的方式呈现了王亚丽与“果粒橙”之间的情感关系。他们的相处方式，无疑饱含着底层世界的粗粝与直率。然而，这种真情与苟且，粗鄙和爱怜的混杂，却也弥漫着底层社群所独有的温情。在“果粒橙”那里，一句“把你当亲人”，便称得上是王亚丽在这个无情的世界中找到的所剩不多的情感慰藉。尽管除此之外，他们在一起时，更多诉诸的是“食”与“色”;甚而至于，为了传说中的卑微梦想，“果粒橙”利用王亚丽藏匿“黑钱”的举动，已然让他们游走在了法律的边缘。

这里不得不谈到的是，王亚丽个人的生活经历。由于父母的离异，母女情感的淡漠，她过早地饱尝了世间的人情冷暖，在石屎森林的都市里无依无靠。这不仅能解释她与“果粒橙”的相遇和交往，也为她冥冥中向“团契”靠拢埋下伏笔。小说不断渲染王亚丽生活的困窘，尤其是当她意外承担了“果粒橙”的节俭计划时，这种困窘就更加显豁了。小说最具戏剧性的是，因这种困窘而来的，她与“团契”的关系。显然，在王亚丽这里，蹭饭比信仰更为重要，“迷途的羔羊寻求庇护”之类的虚辞，比不上填饱肚子更加要紧。在此，石一枫以他惯有的反讽笔调，展开了这种崇高与鄙俗的对举。

顺着石一枫的笔墨，我们既不愿将这种宗教信仰神圣化，也不会将其戏谑化。抛开所谓“神圣的光”，以及“羔羊”与“牧者”之间的崇高关系，我们更愿意将小说里的“团契”理解为个体之间的临时联结，即普通人在沉重的日常生活里，艰难获得心灵慰藉的契机。因此，它更像是一种抱团取暖的群众互助组织。这也难怪，原子化的个体隐匿在城市丛林之中，他们也在寻找同类。正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团契”的意义正在于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故事的另一个人物，与王亚丽萍水相逢的岳曉芬，对落难中的王亚丽无微不至的照顾，甚至达到了毫不利己的地步。这大概也是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城市陌生人之间的“情感共同体”的意义所在。如小说所说的，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共同体的情感，正是致力于在陌生人之间建立起“亲人”般的情谊。王亚丽与“果粒橙”之间是这样，她与岳晓芬之间也是如此，这种共同体的情谊，让人顿觉感念，心生温暖。

然而，小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一方面在城市陌生人之间建立了温情脉脉的“情感共同体”，可随后不久，又无情地拆解了它。而在这个拆解的过程中，意外呈现出今天这个金钱社会的狰狞面孔。不错，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间，无论是王亚丽与“果粒橙”，还是王亚丽与岳晓芬，都以各自的方式建立起了亲人般的情谊。然而，他们之间也同样贯穿着纠缠不清的金钱关系。尤其是小说最后，岳晓芬暴露的真面目，无疑构成了故事情节最出人意表的“包袱”，这里指向的便是金钱社会理性与情感的关系。

正如王亚丽所说的，“麦子店这地方，尽能碰上些怪人。”岳晓芬大概就属于她所说的“怪人”之列。小说前半部分努力建构了她虔诚的信徒形象。这个神秘的女人，看上去无比刻板和节俭，她苦行僧般的生活早已成为常态：既没男友，也没熟人，交往仅限于“团契”的人，甚至似乎将所有的日子都献给了“团契”。进一步挖掘她的经历，人们发现，她从写字楼的白领，“屈尊”到花店做销售员，也是为了追求信仰。用她自己的话说，“以前不知道生活的意义，现在才知道。”甚至为此，她独自出面租了房子，招募教众，只为“帮助更多的羔羊找到牧者”。这也就不难理解，当意外闯入的王亚丽破坏了“团契”的肃穆气氛时，岳晓芬的横眉冷对。小说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努力建构一个具有献身精神，虔诚的信徒形象。

然而，作者在努力建构起这一形象之后，又毫不迟疑地拆解了它。作为故事情节必不可少的戏剧性斗转，小说最后，终于让神秘的岳晓芬露出真面目。这里所谓的信教真相，不过缘于一位绝望之人的仁慈。作为绝症患者，岳晓芬是在看不到人生希望时，才不得不放下一切，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徒的。她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其实建立在对自我的弃绝之上。这里的讽刺性在于，只有把自己当做一个“随时会死的人”，才会像一位信徒，一位圣人一般古道热肠。因此，当她重新看到生活的转机时，也就是当“果粒橙”的那笔钱从天而降时，她内心的动摇与挣扎便清晰地展现了出来，一念之差便做出了决定。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显示出对她之前坚定信仰的讽刺，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金钱社会的现实本质。所谓的“姐妹情谊”，努力建构的“情感共同体”，竟然都在金钱面前脆弱不堪。这里所显现的，正是齐美尔所说的，“金钱社会对感情生活的夷平”。在齐美尔看来，金钱终究是经济利己主义的滋生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性经不起考验。从天而降的金钱，终于唤醒了岳晓芬内心深处个人主义的小算盘，以至于让共同体的情感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哪有什么圣人，又有谁是绝对的坏蛋？对于岳晓芬的选择，我们其实更愿意将此视为人性弱点的呈现。因为在死亡面前，我们所有人都没法指责绝望之人的求生欲望。于是在小说最后，当王亚丽终于再次见到消失已久的岳晓芬时，这对善良的姐妹似乎很快就达成了和解。看起来，一切都自有安排。那个干瘦的外国男人，始终目光慈祥地洞悉一切。而此刻的她们，像在心里种满了“沙仑的玫瑰”。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解释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玫瑰”意象究竟意味着什么。

所谓《沙仑的玫瑰》，本是一首圣歌。作者曾以反讽的方式完整引用了它的歌词。然而，当这些语词具体呈现出来时，又分明包含着某种深沉的意味。据说耶稣就是沙仑的玫瑰，它告诉人们：生命不该是一个苍白的流程，它应该有更加丰富的内涵。

回到小说中，我们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人性的弱点，但都不妨碍他们在某些时刻闪耀出人性的光辉。正如岳晓芬，她似乎算不上好人，但冥冥之中，她的善良有了回报;亦如王亚丽，她的粗鄙毋庸置疑，然而当她与“果粒橙”精心策划的“仙人跳”出现意外时，竟然也会果断地反戈一击，拼命去挽救一位善良的父亲……

小说最后，麦子店星光闪耀的夜空里飘满了玫瑰，这让一片喧嚣的市声里，升腾起神圣的光辉来。

【作者简介】徐刚，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