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敏 ［西南大学，重庆 北碚 400715］

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大多是“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的作品，《屈原》也不例外。郭沫若在1952年为该剧俄文译本所写的序中说：

但我写这个剧本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是在反动统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新四军，遭了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的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

郭沫若所谓该剧表达了“时代的愤怒”，无疑是一个关于20 世纪40年代社会现实的宏大叙事。如果说“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新四军，遭了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的损失”可以使这个陈述变得充实，从而免遭空洞的指摘，但当读者试图将它们和剧本的实际情节相关联的时候，仍然会遭遇困难：《屈原》中并没有出现失踪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被迫害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直接的或者隐含的象征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