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学历对企业税收激进的影响

2021-06-01赵彦锋孟一鸣石青梅赵康乐

会计之友 2021年11期

赵彦锋孟一鸣石青梅赵康乐

【摘要】以高管学历为切入点，选取我国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高管学历如何影响企业税收激进，及在异质性因素下的影响差别。研究发现：高管学历能够抑制企业税收激进，该抑制作用在不同情境下具有显著差异，即在国有企业样本、管理层权力大的样本以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样本中，抑制作用更显著。影响机制分析发现，高管学历可以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社会责任履行而抑制税收激进。该结论丰富了高管特征影响企业决策路径的研究，为企业选任高管和选择税收策略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高管学历; 税收激进; 管理层权力; 企业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 F234.4;F2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1）11-0077-09

一、引言

税收规避是将原本应上缴国库的现金留存企业内部[ 1-2 ]，增加运营资金、提高利润水平，为股东增加财富并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3 ]，因此，企业有税收规避的动机和需求。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与减税降费的推进，我国税收法律制度进行了系列改革，就企业所得税而言，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是一项重大变革，税收制度与会计准则逐步分离，为企业税收规避提供了理论机会。实务中，蔡地[ 4 ]认为，税收法律制度以及条款的不完善，为企业提供了避税的现实条件，甚至促使其突破法律红线实施激进的税收规避策略。税收激进行为对企业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会提高企业法律风险。陈德球等[ 5 ]提出随着税收法制改革的深入和监管力度的加强，市场对企业在税务方面的风险管控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对触碰法律红线的激进企业，其避税风险将更加难以管控[ 6 ]。二是税收规避也可能被公司管理层用于谋取私利[ 7 ]，从而损害公司价值。由于企业所有权、经营权两权分离的特点，上市公司委托人希望代理人能够为公司谋得最大利益，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决策，即股东希望代理人进行税收筹划以降低企业税负，但实际上，管理者实施的税收规避行为可能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管理层实施复杂、模糊且隐蔽的税收规避方案，在降低企业税负的同时，可能更倾向于高管层私利，让股东承担潜在风险而遭受潜在损失。

Hambrick[ 8 ]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使人们关注到企业管理者的心理特征（如价值观和认知基础）会对企业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刘华等[ 9 ]发现高管任职期限的长短、经营管理的风格等特征，会影响公司税收规避策略的选择和实施。学历会通过影响高管的认知学习能力、价值观等内在特质，影响企业管理层的决策空间与变量。有研究发现，教育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够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相比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管理层，受过高水平教育的管理层具有更丰富的知识和更强的事务处理能力，能更准确地预先判断与估量决策执行结果，降低决策失误率，更易认识到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作为财务的一项重要决策，税收策略是企业财务及企业行为金融相关研究领域关注的热点，以往文献重点关注了税收规避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而对管理层特质与税收激进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对此，本文将管理者特质——学历和管理层权力纳入税收激进的研究框架，通过这一创新思路主要关注和回答三个问题：高管学历是否影响税收激进？是否对税收激进存在差异化影响？如何影响税收激进？

本文以2009—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学历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学历与企业税收激进显著负相关，该抑制作用在不同情境下存在显著差异。在国有上市企业中，该抑制作用得到了强化;与管理层权力大的样本相比，该抑制作用在管理层权力小的样本中更强，尤其在管理层权力小的国有企业;高管学历对税收规避的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以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强。影响机制分析发现，高管学历能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抑制税收激进行为。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1）实证检验高管学历对税收激进的影响，并从缓解融资约束、社会责任履行视角探索影响机制，研究结果丰富了高管特征影响企业税收决策的文献。（2）研究对象及视角新颖。不同于以往从企业创新、投资效率、风险承担、企业绩效等高管特征经济后果方面研究，本文结合我国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来考察高管学历对税收激进的影响，从税收激进角度丰富高管特征的异质化影响，拓展了高管特征影响企业决策路径的思路。（3）高管学历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税收激进行为，对企业高管选聘、税收策略选择均具有启示意义，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行业特点及成长阶段选择高管与税收策略。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高管学历与企业税收激进

Schultz[ 10 ]最早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受教育水平是重要指标之一，人们通过接受教育获得知识和能力，最终教育水平将通过价值观、能力及行动反映，学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受教育水平。总之，相比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管理层，受过高水平教育的管理层具有更丰富的知识和更强的事务处理能力，他们能更准确地预先判断与估量决策执行结果，降低决策失误率。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公司高管具有异质性，其背景特征及个人特质的差异会导致认知能力、知识结构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在面对不同的内外部环境时，高管可能基于有限理性而做出不同的决策。当代理人面对能力范围之外的复杂情况时，会潜在地以其认知能力和价值观为基础进行决策。随着管理者学历的提高，其价值观的形成会更多地受社会责任的影响，由其组成的团队学历水平就越高，越会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从社会责任角度来看，激进的税收规避行为不僅有损社会公众福利，还可能受到媒体或政治压力、声誉损失、市场抵制等影响[ 11 ]，进而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因此，随着企业高管学历水平的提高，其团队越能考虑到长期利益，越有可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减少税收规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管学历与企业税收激进存在负相关关系。

（二）产权性质的影响

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承担着如社会就业、税收等更多的社会综合责任，这意味着国企高管在做税收决策时，可能并非出于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单一动机，还要考虑社会责任和自身的政治晋升，尤其政治晋升动机，使得国企高管降险意识增强，进而不会选择激进的税收规避行为。以往文献研究发现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的实际税率存在差异，表明产权性质确实影响了企业避税行为[ 12 ]。一般而言，国企税收筹划动机不强，国有股权比例越高，税负水平也越高[ 13 ]，而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实施激进的避税策略。因此，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下，高管个人特征因素的差异，导致其管理方式和税收策略也存在较大差异，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税收激进的动机较弱，税收激进水平较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2：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高管学历对企业税收激进的抑制作用更强。

（三）管理层权力的影响

基于企业治理效应视角，学历对上市公司税收激进的抑制作用很可能会受到内部管理层权力的影响，这是因为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出于机会主义动机，管理层更倾向于为自身谋取福利。相关学者，如刘启亮等[ 14 ]更提出管理层权力的增强使税务规避的操作具有现实可行性，权力越大，其越有能力为避税获取人力、外部资源和各方面的支持，越容易操纵企业财务报告，使得税收激进行为更容易实施。所以，相对于管理层权力大的企业，在管理层权力小的企业，董事会和监事会能更有力地监督管理层，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得以抑制，而管理层权力越大，可能会削弱高管学历与企业税收规避的负相关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

H3：相对于管理层权力大的企业，在管理层权力小的企业，高管学历对企业税收规避的抑制作用更强。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定义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9—2018年度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虑到我国本轮企业所得税改革始于2008年，为消除实施当年的影响，以2009年作为起始年份。同时，依据研究惯例对原始数据进行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2）剔除ST类上市公司;（3）剔除净利润小于0的公司;（4）剔除数据异常和指标缺失的样本;（5）剔除本期所得税费用及税前会计利润小于0或者等于0的样本。考虑到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的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水平上的缩尾处理。企业名义所得税率来自Wind数据库，其他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共得到14 874个公司年样本数据，数据处理使用Stata15。

（二）变量选择与度量

1.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之差（ETR_D）

众多学者认为单一使用实际所得税率难以有效衡量避税水平，使用名义和实际所得税率的差（ETR_D）能弥补这一缺陷。本文亦采用这一常用衡量方法：实际所得税率=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 15 ]，ETR_D=名义所得税率-实际所得税率。ETR_D的值越大，表示企业税收激进程度越高。

2.高管学历

本研究的高管包含总裁、副总裁、总经理、副总经理及企业年报上披露的其他高管。借鉴王珏和祝继高[ 16 ]的研究，使用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学历水平数据，采用大学本科及以上的高管人数与高管总人数之比衡量企业高管的学历（EDU）。

3.管理层权力

管理层的权力来源于其管理工作的性质。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管理层权力的认知不同，使用的衡量方法也不尽相同。基于现有文献，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衡量管理层权力：（1）两职合一，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时取1，否则取0;（2）董事会独立性，独立董事人数与企业董事会规模之比低于行业样本平均值取1，否则取0，该值与权力正相关。（3）管理层持股，如果管理层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比例超过年度行业中位数，该指标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该值越大说明管理层权力越大。多数研究采用综合指标，且单维度对管理层权力的影响较为片面，因此，将上述三个指标数值求和，取值范围为0—3，其和大于或等于中位数2时POWER取1，否则取0，该数值越大，说明管理层的权力越大。

4.控制变量

借鉴以往研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回报率（ROA）、企业规模（SIZE）、无形资产比率（PFA）、固定资产比率（PPE）、企业成长性（Growth）等。此外，控制行业与年份变量。具体的变量定义和测度参见表1。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高管学历对税收激进的影响，本文参照吴联生和李辰[ 15 ]的做法，设立实证模型（1），检验中主要关注变量EDU的系数，根据假设，该系数预期为负。

ETR_Di，t=？琢0 + ？琢1EDUi，t + ？琢2SIZEi，t + ？琢3LEVi，t + ？琢4ROAi，t+

？琢5Growthi，t+？琢6PPEi，t+？琢7PFAi，t+Ind+Year+？着i，t （1）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税收激进（ETR_D）的平均值为-0.008，最大值为0.25，最小值为-0.825，标准差为0.119，表明企业间的税收激进程度存在较大差异。ETR_D的平均值为负，这是因为我国税法对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规定较严，致使大多数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多于利润总额。解释变量EDU的均值是0.588，表明平均而言高管中有将近58.8%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总资产回报率（ROA）的均值为0.049，最大值为0.199，最小值为0.002，表明企业之间收益率差异较大。从企业成长性（Growth）来看，均值为0.481，最大值为9.472，最小值为-0.615，可以看出近几年我国企业增长的波动性较大。从资产负债率（LEV）来看，平均值为44%，最大值为87.1%，最小值仅为4.7%，受行业及自身影响，负债水平差异较大。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1.高管学历、产权性质与税收激进

高管学历与税收激进以及产权性质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3。由列（2）可见，高管学历与企业税收激进显著负相关，即高学历高管的占比越大，公司激进程度越低。H1得以验证。表3第（3）、（4）列为按产权性质分样本的回归结果。在国有企业样本中EDU与ETR_D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0170，在1%水平上显著），而在非国有样本中EDU的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在国有上市企业中，高管学历对企业激进避税的抑制作用得到了强化。可能的原因为国有企业的目标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仅体现在企业的日常经营中，而且体现在高学历管理层的价值观上，管理层学历越高，减少税收规避行为的意愿也就越强;同时，国有企业还承担着如社会就业、税收支付等社会责任，其税收激进的动机较弱;此外，国有企业有着严格的人才选拔机制，更重视高管学历，贯彻党管干部原则，管理层学历、素质相对较高，更有助于抑制税收激进。H2得以验证。

控制变量与税收激进分析：企业规模（SIZE）与企业税收激进显著正相关，规模越大的公司有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机会可以利用，越倾向于更高程度的税收激进。总资产回报率（ROA）与税收激进正相关，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盈利能力强的公司税收筹划的空间更大，有更多机会获得税收抵扣、返还、减免等优惠待遇，其税收激进程度更高。资产负债率（LEV）与税收激进显著负相关，说明财务杠杆越大，税收激进程度越小，负债税盾较高的企业没有税收激进动机，因此税收激进度较低。

2.高管学历、管理层权力与税收激进

本文使用管理层权力综合指标POWER，以中位数分组法（将大于年度行业中位数分为管理层权力大组，否则为管理层权力小组）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4第（1）、（2）列所示。可以发现：管理层权力小的样本组，高管学历与企业税收规避显著负相关;而管理层权力大的样本组，高管学历与企业税收规避并无显著关系。这说明，高管学历对税收激进的抑制作用主要来自管理层权力小的样本。可能的原因是在管理层权力小的企业中，董事会、监事会能更有效地监督管理层，代理问题得以较好解决，管理层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机会主义降低。H3得以验证。

对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的权力小样本进一步按照产权性质区分为国有与非国有企业检验，结果如表4第（3）、（4）列。国有企业组，高管学历系数在1%的水平负显著;而非国有企业组，EDU系数虽然仍为负，但并不显著。即在国有企业中，高管学历可以抑制企业激进的税收规避行为;而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学历对企业税收激进的抑制作用不显著。这表明，高管学历对企业税收激进的抑制作用更多地在管理层权力小的国有企业中得到体现，进一步验证H2。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以下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选取2012—2018年七年的样本重新检验高管学历对企业税收激进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学历EDU与企业税收激进ETR_D在1%的水平显著负相关，这仍然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设，结果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调整数据的检验年份后，回归结果没有显著差异。

其次，使用面板数据重新对模型进行回归。对2009—2018年这十年中均有观察值的公司形成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与横截面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使用面板数据检验回归，回归结果没有显著差异。

最后，考虑到高管学历对税收激进的影响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及两者可能存在内生性，且为避免反向因果关系，本文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生成了L.EDU（滞后一期的企业高管学历），将高管学历EDU滞后一期加入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前文基本一致。总的来看，稳健性检验结果（表5）与前面的研究结论没有实质性差异。

（四）高管学历、地区差异与税收激进

由于要素资源禀赋、倾向性政策及实施力度等的差异，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存在区域失衡现象。地理环境相对恶劣、制度环境较差及经济不发达等问题在中西部较为普遍，经济发展受制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低、市场化程度低以及市场中介及法律市场不完善，应对政策变更、产业结构升级能力较差，而东部地区具有市场发展程度高、金融市场发达等优势，对高管作用更重视，使得高管影响力在东部地区企业更大，因而，高管学历对东部企业税收激进的抑制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

高管学历对企业税收激进的影响除了存在区域性差异外，也可能与所处环境——市场化程度有关。市场化程度是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制度背景。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凸显，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市场化程度差异明显，因此，市场化程度成为研究企业不同决策的重要变量。同样，各地涉税法律的履行程度及违法惩罚机制设置等方面也会存在差异。根据代理理论，高级管理人员享有有限的剩余索取权，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激进的避税行为会使违法风险递增却不能为其带来私人收益，所以，管理层将表现为更严格的法律遵从。另外，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税收管理行为受到统一税收制度的刚性约束较多，因此高管学历对税收激进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东部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中。

为考察高管学历对不同地区企业在税收激进方面產生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将样本分为东部、中西部两个子样本，分别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实证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东部样本中高管学历系数为-0.0095并在1%水平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子样本中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即东部地区中高管学历可以抑制企业税收激进，而中西部地区高管学历对税收规避的抑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与中西部相比，东部地区具有较高的市场化发展程度以及发达的金融市场。进一步对东部地区使用樊纲等[ 17 ]市场化指数细分，低于年度中位数的地区为低市场化程度组，高于中位数的地区划分为高市场化程度组。检验结果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样本中，高管学历系数（-0.0106）在1%水平显著;而在市场化程度低的样本中，高管学历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高管学历对税收规避的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以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显著，验证了诸多学者如杜勇[ 18 ]提出的高管决策自主权的发挥受制于制度环境的观点。

五、进一步分析：作用机制检验

（一）缓解融资约束

税收激进能为企业提供内部融资来源，因此，融资约束程度可能会影响税收激进。李辰颖等[ 19 ]提出在难以获得外部融资时，税收激进成为一种融资渠道，如果税务上的处理符合规定，税收规避所得能为企业提供短期资金。税收激进既能帮助企业减少资金支出，又不必承担融资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激进是企业应对融资约束的一种策略。研究表明，企业融资约束源于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及代理问题，为此，缓解融资约束就需从这两个角度寻求解决办法，而这两方面都与管理层密切相关。作为衡量管理层能力的重要指标，受教育水平会影响企业决策：一方面，学历高的管理层通常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能更清楚地认识企业经营状况，准确把握宏观经济环境，有效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经营业绩，又间接提升投资者的信心，高管学历越高越可能做出更合理、更长期的决策，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低;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高的管理层借助信号传递功能向外部投资者传递良好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凭借其积累的人脉网络资源，通常有较高水平的融资约束能力，可以多方面缓解融资约束。拥有较高学历管理层的上市企业可通过降低内外部信息不对称，避免在职消费等行为引起的代理问题，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使企业不必通过激进避税这一风险决策也能有效应对融资约束。因此，缓解融资约束可能是高管学历抑制企业税收激进的路径。

选用KZ指标来衡量企业融资约束，其值越大，代表企業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从表7第（3）列高管学历与融资约束的回归结果可见，高管学历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负，说明高管学历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由表7第（4）列结果可知，将融资约束引入主回归之后，高管学历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负，并且绝对值小于表7第（2）列中的系数，表明企业融资约束在高管学历对企业税收激进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用，是作用路径之一。

（二）履行社会责任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为股东承担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责任，为顾客、供应商、员工、政府、公众以及社会资源和自然环境承担的责任[ 20 ]。一般而言，教育水平越高的高管，专业性、科学性、逻辑性和理性越强，会从企业整体和长期发展出发，更加注重影响企业经营的宏观因素。李晶[ 21 ]发现高管团队的受教育水平和在职年限与公司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受教育水平越高，越能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较高学历水平的高管团队更有能力兼顾各方利益。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来看，企业应放弃税收激进动机与行为（即使不违法），因为税收是政府公共支出的重要来源。学历水平高的高管团队，会推动企业更注重社会责任的履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履行社会责任是公司谋求长期发展的基石。随着履行社会责任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提到战略高度，且高管团队学历水平的提升又能使代理人关注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履行社会责任会抑制税收激进。

社会责任数据来源于和讯网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运用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等分项得分合计的总得分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得分越高，代表履行越好。由表7第（5）、（6）列可知，企业社会责任在高管学历与上市企业税收激进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表明履行社会责任是高管学历抑制税收激进的路径。

六、主要研究结论与启示

基于利益相关者、高层梯队等理论，本文采用2009—2018年沪深A股企业数据，研究高管学历对企业税收激进的影响及其机制，得出以下结论：高管学历能显著抑制企业税收激进行为，且该抑制作用分别在国有企业样本、管理层权力大的样本以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样本中更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高管学历能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社会责任履行而抑制税收激进。本研究不仅丰富了高管特征影响税收激进的文献，而且从税收激进角度丰富高管特征的异质化影响，加深了高管特征影响企业决策路径的理解。

本文实证研究了高管学历对企业税收激进的重要影响，为上市公司高管聘任和税收策略的选择提供了依据。提出下列建议：第一，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选任高管时，应合理配置高学历人员，安排恰当的治理机制，以此优化人力资本融合，提升企业决策效率，避免税收激进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二，应关注管理层权力分配问题，注重高管学历特征在企业建设中发挥的作用，避免赋予其过高的权力，减少其机会主义行为，规避突破避税红线的风险。第三，平衡社会与企业利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要意识到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形象大有裨益，将对企业短期和长期效益产生积极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1] DESAI M A，DHARMAPALA D.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firm value[J].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2009，91（3）：537-546.

[2] 刘行，叶康涛.企业的避税活动会影响投资效率吗？[J].会计研究，2013（6）：47-53.

[3] SLEMROD J.The economics of corporate tax selfishness[J].National Tax Journal，2004，57（4）：877-899.

[4] 蔡地，罗进辉.CEO类型影响家族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吗？[J].经济管理，2015（9）：63-72.

[5] 陈德球，陈运森，董志勇.政策不确定性、税收征管强度与企业税收规避[J].管理世界，2016（5）：151-163.

[6] 张新民，葛超，杨道广，等.税收规避、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J].中国软科学，2019（9）：108-118.

[7] SHACKELFORD D A，SHEVLIN T.Empirical tax research in accounting[J].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2001，31（1/2/3）：321-387.

[8] HAMBRICK D C，MASON P A. Upper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9（2）：193-207.

[9] 劉华，张天敏，徐建斌.高管个人特征与公司税负[J].税务与经济，2012（4）：58-64.

[10] SCHULTZ T W.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urban competitiveness[M].1960.

[11] 张君.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层过度自信与税收规避[J].会计之友，2017（22）：98-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