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之琳

废 名

我说给江南诗人写一封信去，

乃窥见院子里一株树叶的疏影，

他们写了日午一封信。

我想写一首诗，

犹如日，犹如月，

犹如午阴，

犹如无边落木萧萧下，

我的诗情没有两个叶子。

《寄之琳》描述的是废名给诗人朋友卞之琳写信时，所见所思的过程。将写诗的过程写入诗，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趣味。原本以诗传递对友人的思念，在写信时，自觉或无意识地将写诗转变为向包括卞之琳在内的读者展现写诗之初，情绪的瞬息获得、想象的跳跃和诗情的灵光乍现。具体而言，废名的思绪随着其所寄情于窗外的景致而酝酿，其视野从案头转向窗外的小树——据卞之琳说是枣树，树在飘动，阳光在照耀，思绪随着这株枣树的疏影而流动，疏影与后面日、月、午阴、落木、诗情等，构成了一幅气韵悠长且意境辽远的画卷。

《寄之琳》这首诗呈现出一种对照。北京的动荡、萧条与江南的温暖、炫目形成对比;午阴的短暂所带来的凄凉感与日月所代表的时空永恒也形成鲜明对照。这一对照本身透露出淡淡的忧愁与伤感。作为古典诗歌常见的书写对象，日、月、午阴等传递出时光的流动，当景物在生成、在变动时，其背后则透射出外在世界的不变与永恒，而无边落木则衬托出时空的无际与深远。然而，作为在这个永恒的世界上艰难生存的孤独个体，是否真的会对个人生命的短暂感到无能为力？如何进行抗争？这就需要个体拥有丰沛的精神追求，以此安妥孤独而落寞的心灵。对于废名而言，在落英缤纷的午阴下、在长江滚滚的永恒时间之河中，诗人拥有着诗歌创作的才情，“没有两个叶子”说明其诗情是多元的，而非自我重复的。这是废名对自我无尽的诗歌创造力的肯定，甚至有着些许的得意。在无垠日月、无边落木、浩渺江河之下，个人固然渺小，却因为诗情的伟大，使诗人获得了自信，可以成就精神上的永恒。“诗情”是废名精神超脱的来源，也是本诗的原点。写诗的过程就是将文字注满存在的过程，寄托着无限诗情的诗作本身，是个体永恒的寄托与归宿。而对于诗情的歌颂与赞美，或许是唯有诗人之间才会懂得的志趣与默契，个中甘苦唯有写诗的废名与收信的卞之琳才能深切体会，两人都能在淡淡忧伤之后会心一笑，这大概是诗人给诗人写信应当具有的格调。

我更愿意将《寄之琳》看成是废名对自我诗歌创作这一神圣行为的歌咏，也是废名为其心目中的理想新诗张目。更为关键的是，诗人在歌颂个人“诗情”的背后，是对新诗技艺的张目。

废名诗歌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是注重语言的洗练、含蓄，杜绝赘余，注重诗意诗境的断章式呈现。这也是废名诗论上所贯彻的一个重要理念。在其诗论名篇《新诗应该是自由诗》中，废名就指出新诗应当追求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表达，指出胡适等人的诗作皆有“废余”的毛病，属于尚未完成的状态，可以再次精简化。因而，我们可以将废名的诗学主张及创作实践当作有别于胡适诗学主张的另一路“尝试”，其主张是对于诗歌的传统与现代追求进行仔细审思后的一种新考察、新取舍或新定位。废名所呼吁的回到“温李”、照亮晚唐，是一种现代与传统交融的诗歌审美趣味，打破了胡适所建立的新诗体式规范。这种另一路“尝试”并非是废名对新诗“别是一家”的刻意标新立异，而恰是新诗发展道路上的题中应有之义。《寄之琳》可以看作是废名按照其诗学理念在自己的园地里耕耘、创造的典范之作，对古典诗歌的诗体与诗境情有独钟，以意为先、倚重情绪性灵，注重书写自然妙味、生活偶感和美学趣味，其悠长意趣令人无限回味。《寄之琳》体现出新诗创作中将诗体的自由与意象表达的节制相统一的原则，诗本身抛弃了一些我们了解基本诗歌背景的“非情绪性”话语，通过该诗的形式呈现，我们可以看出废名对语言的删减以及奇崛的意象设置。

我们再从《寄之琳》来看一看新诗的门槛问题。从陌生化表达所形成的门槛角度来审视《寄之琳》，或许是抵近废名诗学主张内核的一个很好路径。《寄之琳》中语言的“晦涩”与俭省、意象的跳动、古典诗歌意象的化用和诗人心绪千里，为我们阐释与解读该诗设置了门槛。这种门槛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恰恰体现出新诗那份应有的质地、味道和“身份”担保。一般认为，追求通俗易懂是新诗的基本标准。然而，新诗在确立其有别于其它文体的独特性上，则需要注重诗歌自身技艺的门槛与“距离”，通过门槛以营构新诗的艺术性和主体性，这是新诗应有的姿态。雷武铃对新诗门槛的强调具有典型性：“晦涩曾经是（现在也是）新诗最重要的技艺之一。体式的缺省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古典诗歌中，因为有形式的审查和担保，因此，什么内容都可以放心进入而自成为诗。形式带来的困难不仅是写作也是阅读的门槛与障碍，这个门槛与障碍成为了诗歌自我确立的保障。”四五岁孩子都能写的诗，不应当是被普遍认可的理想的诗，新诗应当追求技艺的难度和陌生化的效果。这不是在追求新诗本身的不懂或“反懂”，而是强调诗的自足性，强调新诗作为新诗的品格，强调新诗在传统审美属性中所应得到的传承与衍变，强调新诗自身的尺度、规范与秩序，强调新诗自身的诗思韵致和独特符码。这一门槛不是玄之又玄的高标准，理应是新诗的一般性标准。新诗创作具有多重标准，如文学性、思想性等。叫人看懂是一回事，新诗并非没有门槛是一回事，二者并不冲突。是否懂并不能作为新诗的评判标准。通过张扬诗歌自身的独特审美属性，是为了敞开新诗的艺术性，弥补新诗所存在的固有不足。

新诗的门槛不是一个新议题，对门槛的强调是为了对《寄之琳》中所隐藏着的晦涩艺术风格作辩护，更是对新诗技艺追求上的一种廓清与重拾。作为一般常识，我们都知道新诗在语言上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急切需要门槛与“障碍”。这种“障碍”并非真的是设置障碍，而是从古典诗歌中获得启发、汲取滋养，促进新诗语言的淘洗、沉淀與更新，促使新诗朝着成熟这一理想目标迈进。

余凡，1986年出生，文学博士，现供职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