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解忧杂货店》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作品，作者用超时空的圆环形叙事手法将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羁绊描绘得淋漓尽致，刻画出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民众复杂多变的人性，描写人性从丧失到回归的救赎。本文探讨作品中鲜明的救赎意识和象征意义，并发掘其对现代人的治愈作用。

关键词：《解忧杂货店》;救赎;象征意义

中图分类号：I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6-0-02

《解忧杂货店》以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社会为背景，讲述了幸平、敦也和翔太三个小偷行窃后逃窜到僻静街道旁一家荒废的杂货店，经历了一系列奇异事件并怀着好奇心为他人解决了各式各样的烦恼，最后实现了自我救赎，走上人生正轨的故事。小说揭示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民众复杂多变的人性，描写人性从丧失到回归的救赎，以此治愈现代人的心灵。这部作品对人性的罪恶及救赎的书写，对当代主体的精神建构和社会救赎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 小说中的救他行为和自救行为

1.1 救他行为

人物的救他行为在作品中有突出的表现。所谓救他行为，就是人物通过自己主动的行为对他人的命运产生积极的影响。救他行为在小说中表现诸多，如解忧杂货店店主浪矢爷爷为不同的人答疑解惑;小说的三位主人公幸平、敦也和翔太在杂货店中以通信的形式帮助他人……这些救他行为体现了小说中温暖的人性。当然，这些救他行为也存在差异性：解忧杂货店店主浪矢爷爷的救他行为具有一种原创性，体现了精神的高尚和人性的真善美;三位年轻主人公的救他行为则具有一种荒诞性，是在原始好奇心的驱动下不知不觉地影响他人。

这些救他行为体现出了人物身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作品中，这种社会责任感主要体现为对社会的负责、回报与感恩，是面向全社会的，而不仅仅是对个人而言的。例如，通过杂货店的指点顺利发家致富的成功商人晴美，为了回报社会，主动提出援助孤儿院……在这种救他行为中，人物形象往往具有一种高尚的情怀，“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1]。在个体与社会的情感两极中，主人公往往会不自觉地投身到社会的需要和怀抱之中。也就是说，当作品中的人物面对自己和他者（社会）的两难选择时，最终都选择了他者和社会，而且在这个选择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强烈的现实冲动。例如，对音乐无比挚爱的克朗一生郁郁不得志，当他到丸光园孤儿院演出时，孤儿院发生火灾，克朗挺身而出，从大火中救出了一个小男孩，自己却葬身火海。正是由于社会责任感的存在，作品中人物的救赎行为才变得更有意义，作品的救赎主题才得以不断被强化。

1.2 自救行为

其实，在诸多救他行为的背后，还隐藏着主人公不同的自救行为。例如喜欢音乐的克朗一生不得志，为了救出大火中的小男孩葬身火海，而小男孩的姐姐小芹是个颇具音乐天赋的少女，后来她成为歌唱家，克朗生前创作的歌曲成了她的成名曲……从上面的故事可以看出，表面上小说人物的行为是救他行为，但却在无形之中成全了自己，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救。这种从救他到自救的转变非常具有戏剧性，往往能够使人生发生逆转。当然，这种自救行为更多表现在精神层面。对几位主人公来说，他们在救他的过程中逐渐被别人的故事和自己的行为感动，人性中美好的东西逐渐复苏;而对于音乐人克朗来说，他的舍命救人反而在精神上拯救了自己，他的音乐梦想也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实现。精神的救赎是作者赋予小说中人物的更高意义的救赎，“隐匿表达作者对于美好人性的主观追求”[2]。從这种精神层面的救赎不难看出，东野圭吾认为精神层面的救赎比外在社会地位的改变与救赎更有意义，能影响和决定人物的外在行为，这也是三个主人公和克朗的故事告诉读者的道理。

2 “救他”与“自救”集中体现的救赎意识

在作品中，救他和自救并非是对立的，而是结合在一起的，都具有“救赎”的共性特征。小说中，人物的救赎行为往往都是救他和自救行为的结合，有时两者互为因果。对于救赎的结果，作者似乎更看重精神层面。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经历了从失败、迷茫、困惑到成功、笃信、良善的人生与人性的转变过程;或者说，作品中的人物都经历了一个具有道德感的成长历程，“这样的情节安排使人感到治愈”[3]。从小说的主题类型来看，该小说类似一部成长小说，但又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小说。成长小说往往侧重于写主人公的一段人生历程和遭遇，主人公通过一种磨难式的人生遭遇得到成长。但作品中没有突出这种人生遭遇，而是选择“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不作评价地将天下至惨之事模糊为一幅图景”[4]，着重描写了主人公在面对人生两难选择时的痛苦、反思与顿悟，因而《解忧杂货店》虽有成长小说的主题，但没有成长小说的故事结构。在小说中，尽管人生存在遗憾与缺陷，“但是质朴无华、真实可信，只有回归事物的本质才能打动人心”[5]。

东野圭吾在小说中着重强调人的救赎意识。小说中，作者对救赎意识的突显与他的文学叙事技法密不可分，作者通过超现实手法赋予救赎行为一股神秘的力量。作品中所有的救赎行为，都围绕充满神秘感的“解忧杂货店”展开。作品中的杂货店被赋予一种超现实的因素，它既矗立在当代的生活环境中，也联系着现在与过去。“人的审美体验有时候借助语言来阐释是比较苍白、空洞的”[6]，但东野圭吾却运用高超的写作技法，巧妙地化解了这种苍白和空洞。在充满了生存烦恼和苦难的现实空间的描写中，他运用了现实主义的笔触，而在描写“解忧杂货店”这个特殊空间时，他又运用了浪漫主义的笔法，写出了这个空间的神秘感和神奇性。“故事性强但并不直遂，峰回路转且出乎意料;短小精悍，直击人心。”[7]“解忧杂货店”这个神秘空间的存在，从文学功能的角度诠释出了救赎意识的内涵。救赎意识也因此被赋予了一股神奇的力量，富有审美趣味。

3 救赎的象征意义

在小说虚构的故事背后，有东野圭吾对现实的深刻理解。有学者认为，“人仅是自然统治人类社会的媒介”[8]。从表面上看，“解忧杂货店”是一个神奇的存在，而作者通过奇幻浪漫的构思，表达了自身对社会的深切关注和思索。正如东野圭吾自己所言：“创作者应该通过作品表达自己的思想，努力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如果一部作品和社会没有发生任何关系，我实在不敢想象这是一部怎样的作品”。[9]东野圭吾这种指向现实的思考集中表现在他所描写的救赎的象征意义上，“体现了作者高尚的品格与情操”[10]，让读者为之动容。

3.1 对当代主体的救赎意义

东野圭吾的救赎主题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对日本当代主体而言具有救赎的象征意义。日本虽为发达国家，但“世界性的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11]，当代日本人的生存压力是巨大的，生存处境是悲剧性的。作品中，月兔面临的问题，实际是个人情感和社会生存之间的矛盾;克朗的生存难题，体现了日本社会对个体理想的扼杀……这些人物的遭际构成了当代日本的浮世绘。在这里，生活充满了矛盾、困惑与缺憾，甚至不乏悲剧性的东西，当代日本人陷入一种主体沦陷的悲剧处境。其实，主体的悲剧性对当代社会而言是具有普遍性的，在当代社会，主体进入了齐格蒙特·鲍曼意义上的被边缘化、被去价值化的悲剧处境。在主体被边缘化的处境中，人和生存环境的关系难免发生扭曲和变形。而东野圭吾想做的，就是使主体摆脱这种悲剧性处境，解决当代社会个体中普遍面临的生存难题。

3.2 对当代社会的救赎意义

东野圭吾的救赎主题对当代生存困境的超越也具有象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的生活图景就是当代日本生活的缩影。所有的人物形象，“形诸笔端便构成了纪实性的人性书写”[12]，也构成了当代日本的社会景观。在这里，有艰辛的底层生存者，有浪迹于都市的无根漂泊者，作者“让笔尖触及这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写出更具理性和现代化的态度和理念”[13]。其实，这些具有悲剧性意味的人物形象“更多的是因为那個时代的因素”[14]造成的，它们聚集在一起，深层次地体现出了当代日本社会的病态。东野圭吾对当代主体的救赎也就是对当代社会的救赎。“人们总是偏向于充满温情的世界”[15]，东野圭吾要做的，就是拯救他所面对的世界，让社会充满爱与温情。能看到社会的罪恶，体现出了东野圭吾认识的深刻性;而想要通过救赎行为改变社会，则体现出了东野圭吾的浪漫和天真。

当代日本社会是个高度物质化的社会，这一生存环境决定了当代人的悲剧性处境。正如舍勒所说：“确切地说，悲剧性系宇宙本身的一种基本要素。”[16]尽管舍勒对当代社会进行了悲观性的表述，但东野圭吾对当代社会进行了浪漫性的文学救赎，认为爱才是救赎社会的有效方式。只有心中有爱，“才能从平凡的生活中寻找出人生的真谛”[17]。东野圭吾的作品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明知悲剧性的当代社会难以救赎，却执意救赎，“从而实现作者、读者、文本人物的交流互通，这是作家悲悯情怀的体现”[18]。这种近乎偏执的救赎，是东野圭吾的可爱之处，也是让读者动容之处。

4 结语

小说中，东野圭吾对救赎意义的语言书写体现了他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对当代主体和社会罪感的反映使他的作品充满沉重感和冷硬感，而为之进行的浪漫救赎行为和超现实手法的运用又使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温暖感和时尚色彩;他冷眼观察世界，却又热切地为之疗伤;坚硬和柔软，冰冷与温暖……这些矛盾元素出现在一部作品中，共同构成了东野圭吾这部小说的底色。同时，这些因素在小说中恰如其分地融合起来，既能使受众感受到小说的魅力，又能使其忽略作者内在的痛苦和忧伤。东野圭吾像上帝那样悲悯地注视着人类的罪恶，又热切地想方设法将他们拉离地狱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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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解文峰（1995—），女，山东济宁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