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婧雯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我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财政和政绩考核压力，压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以地引资”，高价限制性出让商住用地“以地生财”，造成了产业用地出让面积和价格的偏离，扭曲了产业结构，扰乱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资源配置效率改善能够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因此，城市产业用地配置和利用的效率直接关系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厘清产业用地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

学者们针对资源错配、产业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主要有几方面：资源错配会显著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土地资源错配会产生生产率损失，并导致其它生产要素之间的联合错配，尤其是人力资本，长期来看会阻碍创新要素的聚集，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破坏经济的稳定性[1-3]；资源在产业部门间差异化的配置效率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当下我国生产要素的配置模式不符合古典经济理论描述的产业升级规律，资源错配造成了我国经济转型中的各种结构性问题，降低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效率[4,5]；产业结构变迁可以促进生产率进步，即“结构红利”[6,7]，相反，也可以抑制生产率的进步，即“结构负利”[8,9]。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力与资本要素的错配，少有学者关注土地资源，土地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错配引致的结构性问题是当前阻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而对于其中的作用机理研究仍较为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