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钱存训的《书于竹帛》《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以及苏精的《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等专著的出版，有关晚清民初汉字文化及其载体书籍的演变历程，不断引起设计界的关注。晚清民初这段时间在历史尺度上并不长，但是它对中国千年书籍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很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探析缘由。

一 晚清民初线装书形制变革转型的背景

（一）晚清教会铅印出版业趋于完备

有关晚清教会铅印出版的起源，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有如下记载：

先是，嘉庆十二年（1807）之春，伦敦布道会遣马礼逊来我国传教，马在伦敦，尝从粤人杨善达游。至广州后，又继续练习中语，故当时欧人之精通中文中语者只三人，马礼逊其一也。当时欧人之来我国者，以经商为范围。故马礼逊之行为，极为官厅所注意。基督教旧教中人尤忌之。马礼逊之工作，最致力于文字，初编辑华英辞典及文法，又翻译新约为中文，秘密雇人刻板。乃事机不密，为官厅所知，刻工恐祸将及己，举所有付之一炬以灭迹，损失甚巨。嘉庆十八年（1813），伦敦布道会又派米怜东来为之助。次年，马礼逊亦收得刻工蔡高为教徒。马礼逊知官厅侦之严，乃遣二人同往马六甲设立印刷所，印刷书报，并创办英华书院，教授中国人以英文。《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即发刊于斯时也。1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1953年，第66―67、68―69、261、263、266、276页。

除了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积极开展中文书籍铅印外，还有其他多名传教士也在各地从事中文铅活字印刷的探索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