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那个时代，没有“自动表”“电子表”这种新式手表，就连一只上发条的手表，对于一个乡村妇女来说，都是非常稀有的宝物。尤其是母亲作为那么俭省的人，父亲好不容易从杭州带回一只金色手表给她，她真不知怎么珍爱它才好。

那只圆圆的金手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款式是非常笨拙的。可是那个时候，它是我们全村最漂亮的手表。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到我家来，听说父亲给母亲带回一只金手表，都会提出看一下开开眼界。母亲就会把一双油腻的手，用稻草灰泡出来的碱水洗得干干净净，才上楼去从枕头下郑重其事地捧出那只长长的丝绒盒子，轻轻地放在桌面上，打开来给大家看，然后眯起近视眼看半天，笑嘻嘻地说：“也不晓得现在是几点钟了。”我就说：“您不上发条，早就停了。”母亲说：“停了就停了，我哪有时间看手表？看看太阳晒到哪里，听听鸡叫就晓得时辰了。”我真想说：“妈妈不戴就给我戴。”但我也不敢说，知道母亲是绝对舍不得的。跟母亲一样，金手表对我们来说，不是报时，而是全家紧紧扣在一起的一种保证，一种象征。我虽幼小，却完全懂得母亲珍爱金手表的心意。

后来我长大了，要去上海读书。

临行前夕，母亲泪眼婆娑地要把这只金手表给我戴上，说读书赶上课要有一只好的手表。我坚持不肯戴，说：“这只手表是父亲留给您的最宝贵的纪念品啊!”因为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一年了。

我也是流着眼泪婉谢母亲这份好意的。到上海后不久，我买了一只价廉物美的不锈钢手表。每回深夜伏在小桌上写信给母亲时，就会看着手表写下时刻。我写道：“妈妈，现在是深夜一时，您睡得好吗？枕头底下的金手表，您要时常上发条，不然的话，停止摆动太久，它会生锈的。”母亲的来信总是叔叔代写，从不提手表的事。我知道，她只是把它默默地藏在心中，不愿意对任何人说起。

大学四年中，我也知道母亲身体不太好。她竟然得了不治之症，我一点都不知道，她生怕我读书分心，叫叔叔瞒着我。我大学毕业留校工作，领到第一个月薪水，就买了一只手表，要送给母亲，也是金色的，不过比父亲送的那只旧款老表要新式多了。

那时正值对日抗战，海上封锁，水路不通，我于天寒地冻的严冬，千辛万苦从旱路赶了半个多月才回到家中，只为拜见母亲，把礼物献上。没想到她老人家早已在两个月前，默默逝世了。

我含泪整理母亲遗物，发现那只她最珍爱的金手表，无恙地躺在丝绒盒中，放在床边抽屉里。指针停在一个时刻上，但绝不是母亲逝世的时间。因为她平时就不记得给手表上发条，何况在沉重的病中!

手表早就停摆了，母亲也弃我而去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忍心去开发条，拨动指针。因为那是母亲尚在时，它为她走过的一段旅程，记下的时刻。

没有了母亲以后的那一段日子，我都是恍恍惚惚的，只让宝贵光阴悠悠逝去。在每天二十四小时中，竟不曾好好把握一分一刻。有一天，我忽然省悟，徒悲无益，这绝不是母亲隐瞒自己病情，让我专心完成学业的深意，我必须振作起来，稳定步子向前走。

于是我抹去眼泪，取出金手表，紧起发条，拨准指针，把它放在耳边，仔细听它柔和有韵律的嘀嗒之音。仿佛慈母在对我频频叮咛，心也就渐渐平静下来。

我把从上海为母亲买回的表和它放在一起，两只表都很准确。不过都不是自动表，每天都得上发条。有时忘记上它们，就会停摆。

时隔四十多年，随着时局的紊乱和人事的变迁，两只手表都历尽沧桑，最终都不幸地离开了我的身边，不知去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