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斯霆

1986年春节刚过，一篇从遥远南国寄来的稿件落到了我手里。这是广州部队诗人柯原专为《天津书讯》报撰写的《沈从文和《益世报》文学周刊》。那时沈从文很热，沉寂了几十年的他，像他后来研究的出土文物一样，被人们重新发现，许多报刊都刊登有关他的文章，接到此稿，我非常兴奋。在动笔处理此稿时，下面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1947年秋，长期当小职员的我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当时我家中只靠姐姐当小学教员的微薄工资，以及亲友的接济度日。父亲的治疗及去世，使家中负了一笔债，母亲和姐姐都十分愁苦。这时，我抱着试探的心情，给沈老写了一封信，打算预支点稿费，以偿还部分债务。沈老对此十分关心，马上写了信来，提出要为我义务卖字。接着，就在《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登出启事。

当时我想，如果能将沈老的“启事”揉进文章岂不更好，但当时手边没有这类资料。于是抱着试试看和面见偶像的心情，我抄下每期给沈老寄样报的地址就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当我这个不速之客敲开沈老家门时，84岁的沈老由于疾病折磨，正卧床休息。沈夫人张兆和听我说明来意后，将我让到了沈老的卧室兼书房。我见沈老虽躺卧在床但精神尚好，便向他向过安后直接说出了来因，并将柯原的稿子念给他听。尚未念完，沈老便将手指向了书柜的上方。沈夫人张兆和边从书柜顶端拿下一摞《沈从文文集》，边对我说“要不是前些年柯原到家中看望他提起此事，他已经记不起救助的是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