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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徐明的工作日程可谓是超负荷的，一周五个工作日，他的工作时间是七天。约定采访的时间见到他，此时他的工作单位——一大会址纪念馆为了迎接建党100周年，正在加班加点地全面修缮。徐明带我来到一间会议室，这里是他们的临时办公地点，我们的采访就在冲击钻的“交响”中开始了。

由上海歌剧院创作演出的歌剧《晨钟》，是徐明有生以来看过的第一部歌剧。虽是初识，但徐明用“好听好看”来定义《晨钟》。像徐明这样的观众，学习历史、研究党史几十年，对于《晨钟》这类红色题材的文艺作品，本能地会非常挑剔。但是看完《晨钟》的演出，徐明作为普通观众，完全随着艺术家的演唱、表演进入戏剧设定的情境中，并且深受感染。尤其是李大钊最后牺牲“殉道”的场景，徐明禁不住热泪盈眶。他说，当年像李大钊这样的革命先驱，如果他们想要选择苟活于世，并非不可能，历史上这样的人很多，但为什么李大钊能够欣然赴死？那是因为他们把国家、民族、主义、信仰看得高于一切，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作为一部歌剧，《晨钟》的剧名非常吸引人。寻道、行道、殉道，是这部歌剧三幕戏的小标题，从剧名到三幕戏的小标题，可以说是准确把握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本质。”1916年，李大钊创办了回国之后的第一份报纸《晨钟报》，“晨”代表太阳升起的早晨，“钟”意为唤醒世人的警钟，他希望“以警钟之震耳欲聋轰鸣声，唤起我民族之自我自觉”。事实上，当时各种思潮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几十种社会主义学说，要想找到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是需要深入研究、探求、辨析的，这是一个沙里淘金的过程。李大钊本人也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逐步完成的。

在徐明看来，无论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还是歌剧《晨钟》，归根结底都是在讲故事。他说，这一百年来，优秀党员、仁人志士灿若星辰，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事无巨细讲述出来。从一大会址纪念馆来说，展览的目的还是对革命历史的回望，是要回溯到100年前的那个起点。也就是说，关注的是100年前的故事，100年前为什么会诞生中国共产党，当初建党的那些人，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是抱着怎样的想法、热情，甚至抱定了牺牲的决心，投入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中来。这种视角，也正是歌剧《晨钟》的视角。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近80年，旧中国的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苦苦抗争、探索，寻求救国救民、救亡图存的道路，清王朝被推翻，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似乎让人们看到一丝希望，但是救国的目的没有达成，反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泥沼中越陷越深。这种社会现实，让很多有抱负的先进知识分子陷入迷茫，为什么在西方能够实现的做法，到了中国就行不通，就水土不服？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徐明说，歌剧《晨钟》第一幕的“寻道”，讲述的就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革命先驱，在努力寻找和探求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

徐明认为，李大钊是在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第一人。他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不仅认识到原先的路行不通，并且知道为什么行不通。所谓“寻道”，就是要为中国寻找出路。李大钊经过不断的摸索、比较、研究，最终选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徐明感慨，就当时的革命先驱来说，能够想到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需要极其高超的智慧。但比智慧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對国家、民族，对亿万人民的苦难命运，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李大钊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抱着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想法远赴海外留学，但现实让他们认识到这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李大钊为了“寻道”，也去日本留学。幸运的是，他在日本结识了社会主义，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回国后，李大钊在北大做教授。当时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是苏俄十月革命胜利。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远在欧陆，和中国似乎没什么关系，但这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混战，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帝国主义所谓的民主共和，根本上还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特别是一战结束之后，德国将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割让给日本，更让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这种触动是极其深刻和惨痛的，由此爆发了五四运动。与此同时，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让李大钊看到了希望。可见，社会主义道路，是李大钊们在当时必然选择的光明之路。回望那段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归根结底，是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对国家、民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和责任担当。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革命的初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

歌剧《晨钟》里有一个情节给徐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蔡元培听到李大钊妻子赵纫兰说，李大钊每个月都用薪水帮助贫困学生。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徐明介绍，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展览中有一件展品，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刘仁静在北大读书时缓缴学费的担保书，签名作保的就是李大钊。当然，刘仁静只是李大钊资助过的众多学生中的一个。除了帮助困难学生，李大钊还将自己的薪水用于开展建党工作和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李大钊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他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共产党建党思想理论的探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李大钊又是一个革命家、实干家。他始终身体力行投入革命活动中。所以，李大钊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从理论建设到实践探索上都作出杰出贡献的革命者。

早在2018年10月18日，上海歌剧院就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联合主办了“唱响心中嘹亮的号角”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艺术再现了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建党的场景。2020年10月29日，在李大钊先生的诞辰日，上海歌剧院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举办“‘晨钟回响 初心永存——上海歌剧院《晨钟》剧组主题党日活动”，以此缅怀这位为民族探寻道路、为革命奔走呐喊、为共产主义慷慨赴死的革命先驱。2020年11月25日，由上海歌剧院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联合策划的“‘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雕像陈列”正式开始展出。来自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李大钊、陈独秀雕像首次离开“家门”，“走进”上海大剧院，与观看原创歌剧《晨钟》的观众们，一起重温党的历史、共产党人的初心。歌剧《晨钟》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也是非常重要的戏剧段落。徐明认为，这段戏非常动人也非常真实。李大钊与陈独秀是惺惺相惜的挚友，他们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共同经历了中国历史转折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一起商议建党，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基于二人共同的理想和信仰，是志同道合的正确抉择。

头一次看歌剧的徐明坦言，无论是音乐、戏剧、表演、舞台呈现，《晨钟》都带给自己绕梁三日、余韵悠长的艺术享受。如果说这部歌剧还可以继续精益求精的话，他希望在后续的打磨中，创作者能更加以历史的眼光、视角，在叙事的时间跨度、跳跃性、承接转折方面，将个体的命运、人物的情感，与宏大的历史背景更有机地结合起来。另外，希望通过人物和戏剧的设置，进一步挖掘当时中国社会的纷乱，各种思想的扰动，让人物形象更鲜活、更真实。

作为一名党史学者，徐明认为，歌剧《晨钟》从主题、立意、内容的把握上都很到位，比较准确地体现出李大钊和他所代表的那一批先进分子和共产党员的本质追求，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正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先驱，用生命敲响了中华民族的晨钟，让暮气沉沉、暗夜无边的中国看到一线光亮，最终迎来光明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