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杰

1933年11月6日的《申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内容为上海纸业同业公会致上海市商会的一份函件，检举新文化书社私自盗用日纸印刷图书。大意说，纸业同业公会所属检查队接到密报，新文化书社“进有大批日货报纸”，用于印制“新式标点之古版书籍”。经过查核鉴定，“所印纸张、果羼有日货报纸”。信函最后说，“吾国四省失地未复，闸北血泪未干，今乃有宣传文化之新文化书社胆敢购用大批日纸，实属利令智昏、丧心病狂，殊堪痛恨。”要求“查照究惩，并请拟稿分发各报馆或通讯社，俾受社会制裁，以儆效尤。”

民国时期，印刷用纸基本仰赖进口。对于洋纸的大量倾销进口，国人时有议论；在提倡国货的声浪中，提倡使用国纸也多有呼声。比如1936年国民大会选举在即，上海市民陈荇荪、冯仰卿等即“特电南京国选总事务所，请采用国货毛边纸，藉挽漏卮而维国货。”1928年6月29日，《申报》刊登吴失之所做白话诗《扑灭洋纸》，力挺国产纸、抵制外洋纸“扑灭洋纸，爱国青年都欢喜，大家同心抵制。指天发誓，要做到个澈底，无论何时何地，定购用国货纸，把漏卮塞住，便是立于不败之地……”类似这样的报道在《申报》上并不少见。政府对此也有动作，1932年7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转令各书局，“嗣后刊印中文书籍及教科书等，一律采用国产纸料藉以提倡国货而杜漏卮。”不过，由于我国当时的现代造纸工业几乎为空白，因此客观上不可能不仰赖进口。所以无论民间的呼声何等高涨，政府至多也只能“提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