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对传统语言哲学的批判吸收以及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考察研究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语言哲学体系，实现了语言哲学的主体意义复归和现代性转向。语言问题的研究终要回归到“现实的人”身上，从个体到“异化体”再到共同体，主体在生产、加工和使用语言的同时，也在不断接受着语言的标识和定义。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语言哲学的主体逻辑，旨在科学地把握语言与人、语言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及其现实意义，从而为中国话语乃至整个人类文明话语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撑和价值动力。

[关键词] 个体;异化体;共同体;语言哲学

[作者简介] 李云峰，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马克思恩格斯将语言从“概念说”“模仿说”“情绪说”等抽象哲学的范式中解放出来，撕去笼罩在语言主体之上的各类神秘面纱，揭示了语言的实践性、批判性、历史性以及生活性等本质特征，实现了语言哲学的主体意义复归和现代性转向。作为人的一种社会产物，语言的生产和发展离不开“现实的人”的实践性活动，即主体的对象化过程。由此，语言架构起了人从彼岸世界到现实世界、从精神世界到物质世界的桥梁。从生物学意义的“生物个体”到现实社会关系中的“社会群体”的转化，是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证明和施展自身能动性力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蕴含着从语言个体到语言“异化体”再到语言共同体的语言主体逻辑演化过程。

一、 语言个体： 马克思恩格斯语言哲学的主体溯源

马克思恩格斯对语言主体问题的研究缘起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批判。在与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等人的思想交锋与话语碰撞中，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传统哲学语言的抽象化和神秘化色彩将哲学引入了神秘的境地，大大消解了哲学语言的现实价值。“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1]从笛卡尔的本体论到康德“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主体在西方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中的能动性价值逐渐凸显出来。然而，“先验自我”“物自体”等概念的提出，却赋予了个体自我更加抽象的色彩，将其引入并局限于主体哲学的范畴而无法自拔。在对黑格尔理性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费尔巴哈提出“人乃是理性的尺度”的观点，将人的本质视作哲学的最高议题，要求以感性替代抽象思维;依托具体的感性，个体便能够把握事物的实在性与現实性特征，进而掌握真理的意义。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中，语言作为人的感性意识活动的产物和工具，亦被赋予了感性的力量，用以帮助个体认识和解释现实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哲学家生产和使用哲学语言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其最大价值应体现为“改变世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将辩证法融入了认识论、主体论和伦理学等传统哲学之中，“辩证的否定”与“实体即主体”的结合，极大推动了哲学现代性转型和变革，并为马克思恩格斯主体语言哲学的出场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受制于黑格尔精神哲学对个体的“意识”“灵魂”“自由意志”等概念的抽象化定义束缚，主体哲学始终没能有效地突破唯心主义哲学的藩篱，也没有达成同语言哲学的有效联动和有机融合。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洞察到主体哲学与语言哲学的内在联系，并以个体为中介，对语言哲学的主体逻辑进行了梳理。他们首先肯定了“人是类存在物”的个体存在意义，并以此为逻辑起点，阐释了语言在个体实践劳动和意识活动中的意义与功能，由此实现了语言哲学的现代性转向。

作为一种伴随人类文明萌芽的媒介载体和交往活动产物，语言出现于人类由分散的原子式个体向聚集性群体过渡的过程中，个体间交往活动的加强要求创造一种能够满足众人需要的符号标识。不同于自然丛林中的一般动物，人的脑力系统、发声系统和听觉系统都更加发达与敏锐。在从事劳动的过程中，为更好地实现个体劳动之间的合作和提升劳动生产效率，个体结合自身肢体习惯和发生特征，开始创造一种由个体向群体伸展的语言符号。语言的出现，也进一步加快了人类文明的前进速度。“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的努力，手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终于确定下来，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这种发展使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不可逾越了”[2]421。基于现实社会关系和环境，人脑的机能和属性才能够表现出与自然动物不同的意识活动，人的意识及语言生产活动才能正常运行。恩格斯进一步强调，人与动物的差异越大，人类创造历史的结果与预期目的就愈加符合。这一切的关键在于人的手脚从自然机械状态中解放出来，特别是人在双手变得自由后，开始自觉创造和使用工具，对自然界进行生产改造活动，即劳动活动。为适应群居性生产生活的需要，语言作为一种交流符号和媒介，逐渐进入人类历史视野，“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2]554。手和脑在其存在形式上都是物质的，所借助的劳动工具及其劳动产品也是物质的。归根到底，语言和劳动的生产活动都离不开“活的个体”这一基本物质条件，无数个体的聚集和交流推动了语言的发展。作为劳动生产的结果和社会化产物，语言对于包括哲学家在内的所有人类个体的意义不在于将知识、文化乃至文明引向神秘主义，而是以一种实践的方式，帮助个体在实践活动中更好地认识和解决问题。个体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为此，个体将不断从物质世界中寻找材料，通过对象性加工活动满足个体需要。语言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产物，很好地诠释了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的本质。个体生产和使用语言，必然要经历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过程，即“意识—存在—意识”的循环转化历程。在客观对象面前，人是受动的，人必须遵循客观事物的发展及运行规律。同时，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能够帮助其对客观对象进行主体性改造，使其按照预设的目标进行塑造和运行。从这一视角来看，无论是作为人的社会意识产物，抑或是作为进行对象性活动的媒介，语言在个体的存在物形式上都表现出了巨大的张力。

在语言哲学范式的漫长建构过程中，哲学家一直在思考语言的创造主体问题：为什么只有人能够创造语言，而自然丛林中的动物则不能呢？要解答这一疑问，就要从人与其他生物的生理差异方面进行比较，引入“意识”“思维”等人类个体所特有的概念。语言作为一种标识性媒介符號，源生于人的各类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之中。个体在开展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种”的生产（即繁衍）的过程中，一直在尝试通过手势、声音等标识建立个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并逐渐意识到以族群为单位的外界生存环境的重要性，尝试创造和丰富个体乃至族群的精神生活。由此，语言作为个体交往的标识性媒介符号便应运而生。语言的发展，离不开人在劳动过程中发声器官、听觉器官的使用与完善，同时也有赖于人的脑力系统的进化。人的脑力系统是意识、思维得以产生的必备条件，也是个体意识向语言表达形式转化的特殊纽带。除了物质世界之外，每个独立的个体都有独立的精神世界和特定的思维方式，“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具有感性的性质”[3]194。语言的出现，满足了个体意识交往的迫切需要，给予了个体意识特定的表达形式，丰富了个体的感性精神世界，并以一种共识性符号的形式记录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个体意识的外诉表达有赖于语言提供载体支持，同样，语言离开了个体意识，其在现实社会的实践意义也就无从谈起。基于人的大脑智力处理系统，综合视觉、嗅觉、听觉等多个感官系统的功能发挥，个体对颜色、气味、声音有了基本的意识判断，并在与其他个体的语言交流中达成某种语言符号共识，其本质是意识层面的认同。可见，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认识与言辞描述，是语言的基本功能。

最后，就人的个体意识的实践性和发展性来看，语言有其特定的产生、分化、融合或消亡之路，并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发展的状态。由于个体需要的多样性和不统一性，语言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更新与优化，“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4]142。从这一层面来看，语言与个体存在着较为紧密的互构性关系，个体意识的表达有赖于语言提供的物质性载体，而语言的生成和发展亦离不开个体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有力支撑。受地理环境、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不同个体学习和使用的语言有所差异，并对个体的身心成长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以方言为例，每一个地区或种族的方言都蕴含着特定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往往以代际传递的形式，注入该区域的公民群体中，影响着该群体中每个个体的政治参与与经济交往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调查中发现，相同或相近的方言有助于民族革命斗争和自由贸易活动的开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个体的个性解放进程。当语言差异上升到种族纷争问题时，个体亦无法从中抽身出来。

二、 语言“异化体”： 马克思恩格斯语言哲学的主体遮蔽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肯定了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社会中的革命性进步作用，因此，资本主义话语逐渐取代封建主义话语是哲学语言和社会话语发展的必然过程。但是，他们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资本的秘密，资产阶级并未完全消灭旧式语言体系中的阶级性和奴役性成分，而是用资本的面纱将其遮蔽。资本家利用资本的力量控制着一切上层建筑，在消除封建话语中不利于自身发展的部分的同时，也承袭了封建话语的剥削性内容并为己所用。资本家及其利益相关群体整合了除无产阶级之外的绝大部分社会力量，创造和建构了反映自身阶级利益的特定语言体系，并将带有浓重金钱味道的资本逻辑话语体系上升到整个上层建筑的高度，“金钱使资产阶级所处的那种可耻的奴役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它的痕迹”，“气质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概念来表现”。[5]566

自此，马克思所说的“本质的直接语言”在资本逻辑里受到了物质利益的束缚，语言异化逐渐演变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现象。在由资本力量主导的异化关系世界中，异化语言所裹挟的人的主体性深受商品拜物教的影响，人的主体价值被物的工具性价值奴役，其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存在形态也往往表现为“异化体”的形式。在资本主义话语场域中，人的本质机能和属性渐渐丧失，个体从出生之日起便被划分到由资本积累量所定义的层次分明的阶级群体中，按照资本所规制的“异化体”道路开启生命历程。在以私有制话语主导的利益关系中，上层阶级利益固化问题日益严重，个体通过出卖劳动力实现阶级流动和阶级跃迁的道路变得异常狭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性话语的批判逻辑，个体受到现代社会的“抽象统治”，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充满了现代性矛盾，资本主义话语摧毁了“所有固定的一切”。个体或特定阶级所生产的反映自身利益的语言在为自己所用的同时，也“包含着自己的反面”，蕴含着分裂和压制自己的力量。在现代性话语危机中，工具理性话语、科学主义话语和实证主义话语等成为加剧个体异化的媒介约束力，呈现为各色的语言“异化体”形式。

在对人的“异化体”概念进行讨论时，还需要回归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异化的相关讨论中去。在对人的异化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指出：“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人类尊严的侮辱，相反，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6]所谓“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即现代性视域下语言的异化现象，在商品、货币乃至资本等物的符号诱惑下，人在创造语言的同时，反而被语言符号束缚，成为语言统治的“异化体”。语言的一般性生成逻辑应经历从客观世界到主观世界的投射和从主观世界到符号概念的加工两个阶段。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投射过程并非机械式的、被动的，而是有赖于人的感官系统的主动出击和能动吸收。物的概念在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致性，即该物的共识性语言定义。但是，无论是人脑自身的进化空间还是人脑到语言的加工过程，都可能经历不同程度的波折坎坷。特别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场域中，成长于不同时空环境中的个体深受不同社会关系的影响，对客观世界的思想认知和语言表达方式也会有很大差异。“语言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与思想并不总是步调一致，经过意识形态家的抽象化和神秘化的概念运动以后就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7]语言作为意识表达载体的纯粹性功能受到资本异化的影响，变为一种衡量资本和阶级状况的抽象数量关系。同时，语言的资本性和阶级性特征进一步加重了人的异化程度。在资本主义话语逻辑中，资产阶级重新炮制了“自由”“理性”“启蒙”“技术”等话语符号的内涵，并利用其特定的话语传播渠道对大众进行自上而下的持续化、彻底化意识形态宣教。总之，语言在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融合的过程中扮演起了资本工具的角色，迫使越来越多的人沦为意识形态奴役的“异化体”。

由于异化对人的主体性的虚幻遮蔽，处于“异化体”状态的人也由语言的生产者变为语言束缚的“工具人”。于是，语言污染、语言戏化和语言霸权等问题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进行语言异化批判的课题。语言污染即语言生态环境的突变现象，在人的本质受到异化關系的污染后，纯粹的、本质的语言反而成为“对人类尊严的侮辱”。更讽刺的是，“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在资本主义世界却大受欢迎，甚至成为人们获得一定身份地位的必要性载体和装饰。语言污染在当代的呈现形式更加多样，受到污染的语言不断反噬其所在场域的文化生态，语言贿赂、语言膨胀、语言奢华等已成为制约当代政党文化生态、企业文化生态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的重大难题。语言戏化问题一直是马克思恩格斯重点研究和批判的语言问题，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等多部著作中对唯心主义者将语言抽象化、辞藻化、游戏化的现象进行了无情批判，马克思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格律恩的语言风格：“他企图用傲慢和狂妄的辞藻来掩盖自己的无知，但是空话连篇只不过使他自己成了笑柄。”[8]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言简意赅”“一语中的”“简短通俗”“恰如其分”才是语言应有的风格。在资本主义世界，各个“异化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压迫甚至奴役问题，也由此产生了个体或群体层面上的语言霸凌以及社群或民族层面上的语言霸权问题。在人类解放运动中，马克思恩格斯支持不同民族人民消除语言的隔阂和障碍，凝聚力量以投身于共同的解放事业中，但他们也强调了捍卫民族语言的重要意义，要求将尊重各民族语言的合理存在作为一切社会运动的前提条件。“强迫这些可怜的拉伯兰人不只是说他们的野蛮的半爱斯基摩方言，还要他们学文明的挪威语或瑞典语，这的确是一种惊人的压迫啊！”[9]恩格斯强调，各个种族或群体的语言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应享有同等的权利，这是对人的自由权利的基本保障。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提出了语言革命论，强调共同体视域下语言“改变世界”的现实价值和意义。这里所讲的语言革命，并不是要求消灭某一种族或地区的语言，而是要促进语言的交流与融合，其价值指向在于发挥语言的实践功能。同时，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语言霸凌行为或语言一元化思潮，支持不同国家或民族语言的良性发展。在各民族交往日益密切、人与人交往方式趋向多元的全球化时代，面对语言霸凌行为和语言霸权主义，各民族人民应积极联合起来，在达成各民族语言正常交往的共识基础上，坚决捍卫本民族语言权益，共同维护和培育人类文明的发展果实。

三、 语言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语言哲学的主体旨归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处于“异化体”形态的个体或群体不仅不能摆脱对“物的依赖关系”，反而会深陷于“物化”的泥淖之中难以自拔。资本主义话语逻辑的迷惑使得人对物的依赖性关系愈加强化，并重新回到了由商品数量关系建构的单向度世界。在资本市场中，“商品就其本身来说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限制的。它们的共同语言是价格，它们的共同体是货币”[10]。人的主体价值的商品化在语言世界的直接遭遇便是语言演变为物化的和商品式的符号，语言的纯粹性受到物质力量的严重侵蚀，语言的文化功能趋向单一，继而是语言的分化、边缘化甚至走向消亡。

但值得庆幸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真正的共同体”的视角，重新挖掘了语言在共同体中的实践性意义。语言的实践性本质决定了其自身的现实批判性价值，“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3]533。随着语言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结合，以有机生命为表现形式的语言开始摆脱抽象诡辩、资本话语、技术理性的传统范式，转向“向生活世界复归”的实践哲学。在挣脱资本奴役牢笼的过程中，语言再度回归到个体、现实社会关系和“真正的共同体”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人是分化而生的，是一种未完成的、具有开放性的存在物，这就蕴含了个体的可能性与可塑性。在“他我”规定与“自我”创造的联系统一中，个体不断塑造新的主体世界。人作为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一直谋求着个性解放和自由，也就必然会与一切束缚自身自由的异化力量发生冲突。而在向更为发达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个体必将冲破和消除包括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在内的一切异化关系，并在走向共同体的过程中承载起人类解放的社会革命使命，建构具有鲜明共产主义话语特征的语言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在全面考察人的异化、人的存在形态等问题的基础上，对与人类社会形态紧密相关的“共同体”概念进行了深入探究。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使用了“共同体”（gemeinwesen）这一概念，进而区分了虚假共同体和真正共同体的本质差异。虚假共同体即被异化的共同体，在资本主义的异化的话语世界中，资本的自利性在其商品语言形式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金钱使资产阶级所处的那种可耻的奴役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它的痕迹”[5]565。马克思恩格斯则通过对“亚细亚”“种族”“民族”乃至“共同体”等概念的研究，力图将金钱的痕迹从语言本体中祛除，以实现语言向日常生活和真正共同体的复归。而这一复归的基础在于一种“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在这个共同体中，个人自由与全面发展得到充分保障，所有个体自由的结果将是“自由人联合体”，按照事物发展的正当性和必然性走向，人类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也将不再是空想。在共同体演进的历史逻辑中，语言始终扮演着关键性作用，“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4]140。只有在个体作为特定共同体的成员的时候，语言才能成为个体的身份标识和文化印记。从这个层面来看，民族作为人类自然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共同体形式，也支撑了语言的稳定性结构。共产主义者围绕真正共同体的内容，科学设计了以语言共同体为主要样式的革命话语，从而将人从技术理性和资本异化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然而，共产主义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自由人联合体”的建构也始终面临着宗教、资产阶级、国家的阻碍，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手段和革命话语掌握政权，将国家资本、社会资本集中到无产阶级手中，消灭私有制及其话语体系，并处理好阶级利益与人民普遍利益的关系。惟有如此，才能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转化为世界人民的自觉行动，语言共同体也才能有力地承担起革命符号的传播功用。

作为呈现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思想文化的媒介符号，语言随着时空条件的位移而不断进行着自我更新。从虚幻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的进化过程注定是漫长的，与之紧密相关的语言共同体的建构工作也面临着多重风险挑战。马克思恩格斯从语言的创造、分化、消亡中分析了人类文明融合的必然趋势，民族语言的消亡和融合并不意味着文明的倒退，而是“自由王国”的结果。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推进的过程中，由资产阶级操控的民粹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历史逆流，在民族语言问题上故意制造矛盾和对立，借助资本力量搞语言霸权、话语垄断和文化欺凌等活动，再度暴露了资本主义先天的自利性和狭隘性。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语言的概念界定可知，现实生活的语言离不开人的日常性物质交往活动，从人的精神意识诞生之日起，便不得不面对“物质的‘纠缠”问题。因此，解决语言“异化体”问题，还需回到物质方面，从物质及物质的相关载体中寻找答案。语言的发展延续，是一项群体性、地域性和民族性工作，有赖于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物质交往活动，更离不开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实践交往。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想抛开语言媒介，单独搞政治交往或经贸活动，都是行不通的，新帝国主义幻想的语言霸权之路亦是没有现实基础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人的本质问题时，从来不回避利益问题，“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想要将零碎的个体力量凝聚为团结一致的共同体，就必须保障每个个体的切身利益，并在共产主义话语逻辑中找到利益共识点，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汇聚“历史的合力”，“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12]。显然，资产阶级创造的资本主义话语逻辑存在着普遍的阶级压迫和利益剥削问题，他们的话语体系和价值内核无法获得全体人民的认同，也无法推动人类文明更进一步发展，而被其奉为圭臬的自由主义话语、西方民主话语和“普世价值”话语更是在一次次经济危机中跌下神坛。习近平指出：“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13]尊重多样文明、共促平等对话是人类文明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语言哲学的现实价值所在。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的当代理论成果，传承了“真正的共同体”的价值内核，其承载的语言共同体意义，指明了人类文明道路的未来方向。

综上，在由语言符号作为介质建构的人类社会话语场域，从自由个体到“真正的共同体”的进化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资本主义话语逻辑中，受社会生产力解放程度和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固有力量影响，个体始终面临着“异化”语言的威胁，甚至可能沦为“异化体”的符号形式。但是，这一扭曲的概念终究会被革命性话语替代，个体终将回归到共同体视域下的自由本真状态。个体在回归现实生活和奔向“自由王国”的价值实践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语言共同体的价值体认趋向统一。作为语言哲学的主体，人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宿主”，离开人的生理条件和物质交往活动，语言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将不复存在。在语言走入社会、走向现实的过程中，语言的价值不仅体现为其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交际符号意义，还彰显为其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乃至人类文明话语中的现实力量。当下，在推动“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显著语言共同体特征的各项工作时，需要重新汲取马克思恩格斯语言哲学中的主体智慧，释放主体语言的创造活力，从而使语言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话語乃至整个人类文明话语的建构工作。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25.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6.

[7] 王雨辰，张星萍.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哲学思想及其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J].哲学动态，2019（1）：31-40.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5.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77.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47.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2.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40.

（编辑：刘恩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