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需瑞

1 引言

“广义论证”是指“在给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主体依据社会规范或规则进行的语言博弈，旨在从前提出发促使参与主体拒绝或接受某个结论”（[10]，第37页）。或者说，“广义论证”是“某一社会文化群体的成员，在语境下依据合乎其所属社会文化群体规范的规则生成的语篇行动序列；其目标是形成具有约束力的一致结论”（[11]，第8 页）。广义论证视域下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是除西方传统逻辑研究范式、符号学研究范式外，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的有益尝试，对深化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其中，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首先需要对“逻辑观”“文献史料”“研究方法”等基础问题进行界定。从广义论证“逻辑观”看“中国古代逻辑史所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说理功能的社会互动的规则集合”（[12]，第105 页）；从“文献史料”看“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广义论证、广义逻辑或广义逻辑学都是中国古代逻辑史的研究对象，任何涉及上述对象的中国古代文献都是中国古代逻辑史资料”（[12]，第105 页）；从“研究方法”看，运用“以中释中”的方法“站在中国本土文化的立场上描述中国古代逻辑的本来面貌”（[12]，第105 页）。近年来，随着广义论证观念的不断厘清，理论框架的不断完善，基于广义论证下中国古代逻辑史的研究成果日渐丰赡（如[7,21,27]）。但不可否认的是，广义论证视域下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仍面临着“怎样深化”与“如何拓展”等问题。

我们认为，深化、拓展广义论证视域下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除了在“逻辑观”上有所改进，反思“以西释中”的研究方法外，“文献史料”的占有也应当典型、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