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任职与独立董事异议行为:监督效应vs.关系效应
2021-05-27周泽将杜兴强
南开管理评论 2021年2期
○ 周泽将 雷 玲 杜兴强
引言
独立董事制度起源于欧美发达国家,自2001年强制引入中国资本市场以来,其监督职能是否有效发挥历来备受争议,其中主要的焦点问题是在中国关系文化盛行的情境下独立董事能否保持其应有的履职独立性以改进企业决策、强化投资者利益保护。任职地点特征是影响独立董事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已有文献大多关注到本地任职(独立董事任职地点与上市公司注册地处于同一省份、直辖市或自治区)由地理邻近性带来的信息优势提升了独立董事的监督能力,[1,2]有助于增强其监督效果,如本地任职的独立董事显著降低了企业违规倾向和严重程度、[3]有利于抑制股价崩盘风险,[4]而独立董事异地任职则主要体现为企业主动弱化监督和强化咨询,[5]以上发现都支持了本地任职的监督效应假说。而实际上,当前中国正处于新兴转轨经济背景之下,尽管市场化进程推进和社会变迁等已部分淡化了传统社会中的血缘、地缘等观念,但“差序格局”仍然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形象诠释。[6]中国的人际交往通常会形成以“己”为中心的、具有亲疏远近的关系网,地理距离上的邻近往往会促进私人关系的建立,而此类中国情境下的关系涵盖了“面子”“人情”等本土化特征,甚至“Guanxi”已作为词汇被收录在《牛津英语词典》中。在极具中国特色的“面子”“关系”等非正式制度的冲击下,本地任职的独立董事容易丧失应有的独立性,进而难以对管理层的违规行为说“不”,甚至与其“合谋”,[7,8]导致其监督效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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