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菡

（1．上海社会科学院 信息研究所，上海200035；2．复旦大学 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上海200035）

一、引言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共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宏观环境看，双循环发展格局需要防范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带来的“灰犀牛”事件（朱嘉林等，2020）。人口红利如不尽快转化为人才红利，将会由人口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的人口负债（蔡昉，2009，2010，2013）。按照“人力资本”的概念界定，人力资本的获取既具有“投资”属性又具有“消费”属性，在这个范畴内，消费行为与投资行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难以区分（李建民，2000；李宝元，2009）。因此，本文将人力资本的投资支出定义为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在双循环的战略部署下，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既能够提高我国人口质量，又能够促进我国消费发展以及扩大内需。本文主要围绕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相互关系，研究老龄化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影响机理、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以及对相关的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综述，最后进行总结性评述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展望。

二、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之影响的研究

（一）人口年龄结构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影响

从宏观视角来看，生命周期假说认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有前瞻性，会将一生的总收入“平滑”地分配到一生中的不同阶段，在少儿时期和老年时期，消费高于收入，在劳动年龄时期，收入高于消费。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机理主要体现在少儿时期和老年时期两个阶段。在年轻人口占比较大的经济体中，其储蓄率必然较低。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少年儿童的支出占据了消费支出的相当大一部分。这一群体只消费，不产出，因此，在少儿抚养比较高的地区，社会储蓄率也会受到抑制。不少学者利用跨国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对生命周期假说进行了验证。实证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会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Modigliani et al.,1954；L eff,1969；Bloom et al.,2009；王德文 等，2004；H iggins,1998；舒尔茨,2005；H orio k a et al.,2007；汪伟，2010）。一些经济学研究者认为，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相关度较高，出生率与国家的储蓄率负相关，大部分国家的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譬如日本、卢森堡、挪威以及东欧国家的出生率都极低，但储蓄率非常高（Mason et al.,2016）。

按照消费主体不同，消费可以分为政府公共支出和家庭微观消费。有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增加政府公共支出，从而导致政府财政负担加重，例如，1976年，美国花费在老年人口上的公共支出是花费在少年儿童上的公共支出的3倍（C lar k et al.,1980）。实证研究发现：0～17岁人口的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教育支出减少1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教育支出减少0.3个百分点（Poterba,1997）。在一些社会保障体系尚在完善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资源被用于医疗服务，对政府其他的支出尤其是教育支出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L loyd-S herloc k，2000）。

广义的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包括教育支出和医疗服务支出。人力资本的获取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微观家庭对教育、医疗的支出，另一个是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在高收入国家中，政府对每个年龄段人口的公共人力资本支出都高于微观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对教育的支出占据了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较大比重，但在中等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则没有体现出此种特征（Mason et al.,2016）。L loyd-S herloc k（2000）以发展中国家为例，对人口老龄化与医疗保障政策进行了研究。其研究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医疗服务的政府公共支出也会加大，健康人力资本会得到有效积累。但也有学者在基于经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反对意见。例如，Van Zon等人（2001）认为，在美国以及其他OE C D国家，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以及高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资会增加，即人口老龄化有利于提高公共部门对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支出。老龄化程度是影响消费者偏好的重要因素，在老龄社会中，人们对健康投资型的消费偏好要强于对其他消费的偏好。众所周知，健康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教育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增，因此，发展中国家宜不断提高健康部门的公共财政使用效率以及加对大人力资本教育的投资（Van Zon et al.,2001）。

（二）人口老龄化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除了通过宏观作用机制来影响政府公共支出，还会通过微观的家庭规模等因素来影响居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支出。一般来说，家庭的消费支出将优先保证家庭成员的生存所需，多余的资源可能会通过教育投资、医疗投资来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Bec k er（1960）从微观视角出发，首先对人力资本投资型支出进行了定义，同时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高质量的孩子是指需要花费更多支出的孩子，而不是才能、道德品质更为出众的孩子。Bec k er等（1988）区分了孩子的养育成本与人力资本投入：孩子的养育成本是不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基础养育费用，譬如父母对子女食物、衣服等方面的支出；而人力资本投入是父母对孩子人力资本的支出，会影响孩子未来的收入水平，是父母对子女健康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与其他支出相比，人力资本投资型支出可以看作父母留给子女的特殊遗产，这种遗产在未来的收益率将远高于物质遗产。在家庭收入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对孩子质量的需求增加，必然会导致对孩子数量需求的减少（Bec k er et al.，1973；Prettner et al.，2013）。Bec k er等（1973）认为：孩子数量和孩子质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在既定收入条件下，对孩子数量需求的增加会导致分配给每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减少，从而会减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影响孩子的质量；因此，由生育率下降引起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会提高孩子的质量，即生育率下降会带来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增加。

此外，微观视角下，家庭和消费者个体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一方面，不同年龄段的个体具有不同的消费倾向，例如，个体在青少年时期教育消费倾向较高，在老年时期对医疗保健的消费偏好更强。另一方面，不同特质的家庭具有不同的消费偏好，而人口抚养比、居民消费率等宏观指标会掩盖不同特质消费者的行为差异。家计调查中的消费问卷多数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很多数据难以细分到消费者个体，譬如对于一些耐用品消费数据，很难区分出是家庭中哪一位消费者所支出的。以往文献中对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微观家庭的消费模式研究，大多以户主的人口学特征代替整个家庭成员的人口学特征（Dalton et al.，2008）。这种方法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朱勤等（2016）认为，这种方法会导致年龄别的消费模式产生较大的误差，个体的消费行为被家庭总的消费模式所取代。因此，通过计量模型将家庭的消费模式分解成个体的消费模式更科学。通过对消费模式进行年龄别的分解，能够预测出消费结构随年龄结构变动的趋势。学者们基于实证研究发现，医疗、食品、住房、能源、研究等方面消费的增速，会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而加快，但教育、交通、通信、服装等方面消费的增速会随着年龄结构的老化而减缓（Man k iw et al.,1989；Poterba et al.，2001；Foot et al.,2006）。

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会使得居民家庭的养老负担加重，进而抑制家庭的消费支出和对子代的教育投资，并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用。按照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人口红利将逐渐消耗殆尽，最终人才红利也难以形成。按照Bec k er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在预算约束不变的条件下，家庭会在孩子的质量和数量上进行选择，这样就将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力资本联系起来了。生育率下降能够提高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将诱发人力资本投资对物质资本投资的替代（S truli k，2003）。

三、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对经济增长之影响的研究

用简单的宏观经济模型就能解释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其中，Y表示总产出，N表示总人口，L表示劳动人口。用增长率可以表示为由此可以确定，人均收入的增长来自两个渠道：一个是劳动力相对于总人口规模的比重，另一个是劳动者的收入状况。Mason（1988）用两次人口红利有效地解释了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次人口红利取决于有效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很多学者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归因于一次人口红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的劳动力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二次人口红利则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就是提高二次人口红利最直接的途径。相对于一次人口红利，二次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从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角度来看，二次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约1/4。因此，很多亚洲国家选择通过增加教育投资型消费来提高二次人口红利；也有部分国家选择通过降低人口增长率而不断增加对教育、医疗的投资，以便在未来可以分享到较高的经济增长回报率（L ee et al.，2010）。在标准的S olow-S wan增长框架下，低生育率导致更高的人均消费，因为劳动力增长放缓会导致资本深化。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总是伴随着人力资本支出增加，从而可以推动经济增长（Mason et al.，2016）。

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是在L ucas（1988）的内生增长理论和Diamond（1973）的世代交替模型的框架下进行的，但学者们基于不同样本的数据所做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果。大量的文献建立了人力资本驱动经济增长的内生模型，并用经验数据证实了，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教育支出与平均在校时间是学者们衡量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指标（Barro et al.,2013；H anushe k et al.,2012）。S tenberg等（2014）基于1982—2011年的瑞典数据评估了正规教育的效率，通过收入回报率来衡量教育支出的效率。其实证结果发现，高等教育的收益为正，但教育投资的回报周期较长，大约在教育消费10年后才会显现，且男性的回报率为5.6%，女性的回报率为10.3%。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方面，对经济增长也会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健康资本会比教育资本更加显著地影响经济增速（Man k iw et al.，1992；McDonald et al.，2002）。有学者以英国为例，分析了健康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其研究认为，健康支出的提升可以解释英国180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50%（Fogel,2002）。但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健康投资对物质资本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从而会阻碍经济增长（Gong et al.，2012）。

此外，学者们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对经济增长之影响的研究基于两个维度展开。

其中一个维度是包括公共教育支出以及公共医疗服务支出在内的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公共教育支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经济发展速度的提升（Glomm et al.，1992）。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公共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教育资源的内部配置，教育支出的规模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并不确定，甚至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Easterly et al.，1993；Menon,1997）。政府对于健康资本的支出包括公共医疗支出、医疗保险补贴等，公共卫生支出本身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其必然会通过外部性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作用（Gerdtham et al.，2000）。

另一个维度是家庭教育消费以及医疗服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多数文献比较了公共人力资本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率与家庭人力资本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效率。在教育投资方面，有学者通过将公共教育支出与私人教育消费相比，得出了公共教育支出能够增加经济稳态增长率的结论（C ard，1999）。在健康投资方面，公共健康支出与私人健康支出具有完全替代性，二者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不同，一味地提高公共健康支出并非经济增长的最优决策（Fanti et al.，2011）。

四、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之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人口年龄结构与总储蓄率

人口年龄结构和储蓄、消费的实证关系已经被很多学者基于宏观的国家数据研究过。大多数学者选取的指标是人口抚养比、社会总储蓄率，但遗憾的是，由于样本选取的范围不同，这些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见表1）。有学者发现，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会提高一国的储蓄率；有学者将同样的模型应用到其他数据，得出的结论却并不显著或是相反。L eff（1969）基于74个国家的数据，证实了人口年龄结构是总储蓄率的决定因素。但随后，Kelley等（1996）在L eff的分析框架上，对89个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基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储蓄率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没有显著关系，但基于20世纪80年代数据的研究能够得出与L eff相同的结论。

表1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实证研究概况

（二）人力资本投资与人口变化

在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方面，L ee等（2014）在其早期研究（L ee et al.，2010）的基础上，通过使用国家转移账户项目（NT A）中39个国家的数据，来模拟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和人口变化之间的关系。他们模拟人力资本投资对1950年以来的人口变化的反应，并预测未来几十年的相应变化。其研究发现，与生育率下降相关的人力资本投资大大促进了经济增长，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阶段，个人和家庭开始累积更多的财富。L ee等（2014）进一步确定，在此期间，人力资本投资较高，至少部分抵消了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减少所带来的经济压力。

（三）生育率与人力资本

新家庭经济学理论认为，生育率和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人口转变和刺激经济增长。L udwig等（2012）通过构建一个可计算的动态世代交叠模型，考察了加拿大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影响。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为年轻一代创造了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而在他们之前的研究者常常忽略了人口老龄化对工作和休闲时间分配的影响。Von Gaessler等（2016）研究了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对教育和生产时间的影响。其研究将抚养比纳入离散时间的U z awa-L ucas模型中，模型考虑了国际资本流动、人力资本外部性，以及劳动力人力资本形成的回报率递减等因素，不仅确定了老龄社会的多个稳定状态，而且确定了教育占GDP的最优比重，并提供了最佳的结果。实证模型支持这一结论，通过校准和比较他们的模型与1985年以来16个OE C D国家的宏观数据，可以为其提供具有相同关系的证据。Prettner等（2013）对Edle Von Gaessler等（2016）的模型做了进一步修正，包括修改内生退休决定，得出教育回报具有时间滞后性的结论，以及发现抚养比和技术进步具有内生性，等等。

（四）年龄别消费特征

H ubbard等（1994）基于来自美国的微观数据对人口的年龄别消费进行了分析。其研究发现，不同年龄别人口的消费呈现出倒U形，通过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可以解释家庭消费的终身路径。A ttanasio（1999）通过使用来自美国的面板消费数据的参数估计之模拟模型发现，在同一年龄段，家庭规模缩小的消费者会出现消费高峰。有学者通过家庭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解释了消费中的“驼峰现象”（Browning et al.，2009）。

五、政策研究

（一）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效率的政策

二次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具有推动作用基本成了学术界的共识，然而，对于如何提高二次人口红利，学者们的看法却莫衷一是。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有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不少学者认为，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效率能够有效地提高人力资本，进而积累更多的二次人口红利（L ee et al.，2014）。人力资本投资是广泛的，包括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但在政府与家庭预算约束不变的前提下，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具有替代性，而教育投资的效率要略高于健康投资的效率；因此，不少国家认为，政府的最优决策应该是加大教育投资。此外，不同年龄段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也有所不同。在某些特定的年龄段进行健康、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会比在其他年龄段进行同样的投资更加有效。譬如，对新生儿的健康护理所获得的人力资本积累要明显高于对中年人的健康护理，对青少年的正规教育支出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与高等教育支出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存在着明显差异（Man k iw et al.，1992；McDonald et al.,2002；S tenberg et al.，2014）。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效率也可能有所不同。S tenberg等（2014）通过研究发现，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回报率要比男性高5个百分点。某些技能获取的难易程度与年龄有明显的关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些技能的投资回报率会不断下降。有学者指出，教育投资型消费并非越高越有效率，而是需要在技能选择上加以考虑（L ang，2016）。

综上，各地区、各经济体可以通过增加教育支出、增加对少年儿童的健康投资、扩大高等教育支出，来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效率，从而积累二次人口红利。

（二）调整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结构的政策

按照消费主体的不同，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结构可以分为公共支出和家庭消费，两者间既存在替代效应又存在收入效应。一方面，家庭通常会根据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来决定自己对孩子的支出。当公共人力资本津贴较高时，家庭会选择减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或者选择多生育孩子。另一方面，公共支出意味着家庭人力资本支出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进而会影响家庭决策。发达国家的公共人力资本支出是其人力资本总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到了约80%；而中等收入国家以及低收入国家的公共人力资本支出占总支出的约60%（Van Zon et al.，2001）。研究发现，高收入国家的人力资本支出优势全部来自公共支出，而中低收入国家的私人人力资本支出要高于高收入国家（Yan et al.,2009）。公共人力资本支出和私人人力资本支出构成了人力资本的来源，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之间的支出比重差距较大。我们不能因为发达国家的公共人力资本支出较大，就直接改变财政政策，提高公共部分支出；而是应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来调整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结构的比重。

（三）改变生育决策机制的政策

对孩子数量和质量的选择不仅能应用于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决策上，也能够应用于政府的公共支出上。L ee等（2010）基于19个国家数据的研究发现，这些国家对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与其生育水平之间有着强烈的反向关联，其整体弹性系数为1.3。生育率较低的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在劳动收入中的占比较高，生育率较高的国家则与之相反。Miller等（2014）讨论了家庭计划生育的因果影响，同时评估了家庭计划生育对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一般来说，家庭计划生育能够提高家庭中女性成员1%～30%的受教育水平，能提高家庭中儿童5%～18%的受教育水平。尽管这些因素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其作用看起来似乎也并不大；但我们注意到，家庭计划生育能够提高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进而带来相关收益，最终也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据Joshi等（2012）预测，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73和-1.34。Fanti等（2011）构建了生育率内生模型，其结果显示，政府实行育儿津贴既不能有效提高生育率，也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我国已经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不少学者呼吁进一步放开人口政策，以及出台配套的鼓励生育政策；但综上可知，生育率下降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对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宜采取谨慎态度。

（四）完善社会保障政策

传统的内生增长模型忽略了社会保障政策的作用，对于养老金制度和财政制度的改革，可以有效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增长，从而推动经济发展（S adahiro et al.,2003）。龚秀全（2007）在研究养老金率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时指出，养老金费率的增加会使消费者减少接受教育的年限。人口老龄化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高学历、健康的人口，但这一人口结构转型的过程非常痛苦，其间工资税率（尤其是养老金税率）和家庭支持负担会不断增加；因此，完善的社会保障政策能够缓解社会的部分压力（L udwig et al.,2012）。欠发达国家由于尚未形成完善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依旧是老年人对于养老的最优选择；因此，这些国家的生育率普遍较高，其人力资本型消费支出的比重也相较于发达国家更低。此外，有学者认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只是增强了生产的可能性，国内的就业环境和政策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果劳动年龄人口没有被雇佣，那么提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也不会转换为生产中的有效劳动力，从而难以推动经济增长（Bloom et al.，2009）。

因此，无论是社会保障政策还是就业保障体系，都对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完善社会保障政策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六、总结及研究展望

（一）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之影响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无论是L eff通过基于跨国实证数据的研究证实了人口老龄化对总储蓄率的影响，还是Mason等提到的两次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是将研究重点放在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上；而大多数学者是在Bec k er的质量与数量选择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人力资本对人口年龄结构之影响的。在预算约束不变的前提下，政府和家庭都会对孩子的质量与数量进行最优选择。

在关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之影响的研究中，有关人口老龄化与消费需求之关系的研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学者们的研究揭示了老年人口数量和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消费等方面的影响。也有学者分别研究家庭生命周期与人力资本生命周期。对于现代家庭来说，合理安排家庭成员一生的人力资本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人口结构的变动，尤其是少子化和老龄化对家庭结构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消费支出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支出。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影响将会进一步增强。

（二）关于家庭在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中的作用之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人力资本既来自政府的公共支出又来自家庭的消费。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较高，社会保障体系较完善，政府的公共支出会影响家庭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选择。Bec k er等（1988）认为，需要对人力资本投资型的公共支出进行调整。至于这种公共支出是提高还是减少，学者们根据不同的国情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但他们取得的共识是：一方面，提高人力资本是政府的责任；另一方面，家庭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因此，不能一味指望政府提高公共财政支出，而家庭只是采取“搭便车”的方式来提高人力资本。要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不光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家庭也需要负起相应的责任。

（三）关于人力资本异质性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考虑到数据的便利性，宏观数据比微观数据更容易获取。但宏观研究中的前提或假设是，所有的劳动者都具有统一的属性，无论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还是即将退休的老年人，其消费水平、受教育程度等都是一样的。而这种假设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宏观数据很容易通过简单的回归分析得出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也容易掩盖消费者的行为差异。而微观数据更关注人口的异质性，从而能更好地解释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影响，也能够透彻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内在影响机理。中国的微观数据库近几年才开始有所积累，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研究则尚处于空白状态，未来宜在这一方面有所拓展。

（四）关于服务经济时代的消费结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从国外的文献可以发现，对于消费的细分研究，学者们多把注意力集中在石油等能源上。在工业化时代，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能源的影响有利于发现产业结构的变化，从而判断经济的发展方向。而在服务经济时代，人们对于文化娱乐、卫生保健等方面的服务性消费需求更大，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更具有时代性。

本文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概念。在工业时代，这部分消费往往被忽略。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人们往往更关注生育率的影响。我国关于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之间的研究起步较晚。一方面，不少学者将过去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归因于巨大的人口红利，因此，在人口拐点即将来临之时，学者们认为，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是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主要办法。另一方面，与国外相比，我国的微观统计调查数据库更为缺乏，对于消费结构的深入研究才刚刚起步。考虑到人口政策并不能立竿见影地产生效果，生育政策的改变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具有较长的滞后期，而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需要尽快实现由一次人口红利向二次人口红利的跨越；因此，厘清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影响机理，有助于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从而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