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异凡

在“大跃进”的鼓舞下的留学岁月

我在1954年到苏联留学，进入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苏联历史专业。在留学的五年里，国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等等，虽然规定留学生中不开展“反右派”运动，但也进行了学习，还搞了一项“向党交心”活动，有些同学交心的结果是被认定“政治上不可靠”，被遣送回国。

新闻报道各种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报道农业大丰收，一亩土地产几万斤的粮食。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不但自己相信，而且向苏联同学宣传。不过他们对这些数字根本不信，认为从科学上讲完全不可能。国内号召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就利用暑假，和苏联同学一道到南方的农村帮助收割小麦。国内的大学生纷纷自己编写教材，我们历史系的中国留学生，商量编写共产国际的历史，每人各包一段或一个专题编写。我负责编写的是1926-1927年的共产国际的活动，为此查阅当时各种报刊图书的资料。这一时段正好是国内大革命时期，苏联人对中国的革命寄予很大的希望，《真理报》几乎天天在头版报道中国的消息。我们编了一本厚厚的共产国际的历史，交给在列宁格勒大学进修的人民大学的老师杨光远。后来我曾经问他这批材料的下落，他说全都丢失了。这太可惜了，里面有许多材料还是有价值的。

我们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

毕业前的最后一项工作是毕业论文答辩。我的论文写的是1925年“新反对派”同斯大林的斗争，我的同学徐天新写的论文题目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我们的共同导师是卡尔纳托夫斯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