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圣经》文本和基督教文化对中国20世纪之后的文学具有重要影响。史铁生基于自身特殊的生存处境、生命实践和基督教思想发生的关联，使其成为研究“中国文学和基督教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位作家。史铁生和基督教的关系不应单一性地理解为基督教对史铁生的影响，二者是双向阐释和互动关系。

《圣经》文本的开放性，使其不仅成为西方文学的丰富素材，而且拓展到和中国文学的互动中。汉学家马里安·高利克（Marián Gálik）关注《圣经》在中国文学环境中的发生情况，尤其重视中国作家与《圣经》文本的互文性对话。《圣经》对中国文学影响的表现之一为故事的挪用（appropriation）。但挪用并不是简单的套用：“挪用最终只是某部分的融合，一种相互的交换。”这种相互的交换表现在：一方面，接受者基于自身的现实需求，通过故事挪用，既丰富了自己文本的结构和内容，又能形象阐释自己的精神活动；另一方面，故事的挪用又是对原文本意义在另一文化语境下的再阐释过程，进而激发文本的生命力和活力。史铁生的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以下简称《丁一》）对《圣经》故事的挪用便是最直观的呈现。史借助创世神话探讨人性本质，又依托约伯故事阐说人生感悟。故事在挪用和变异中，史之思想与基督教的教义得到双向阐释。

一、神话重构、人性之思

《丁一》第2节和第49节挪用《创世记》1—3章创世神话三处故事并作改写。第一处为上帝造人活动。在《创世记》第一章中，上帝在第六日照自己的形象造人（1：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