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琳莉

(五邑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一、引 言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在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粮食稳定生产的前提下，应进一步加强农业技术创新，发展绿色低碳农业，构建可持续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低碳农业以提高碳汇、减少碳源为突破口，以低碳农业技术为核心，是统筹经济、生态和社会功能的新型现代农业体系[1]。聚焦水稻低碳生产领域，大量田间实验研究表明，灌溉管理、耕作制度、肥料管理、增加土壤有机质等方式能够有效减少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量[2]。现阶段，秸秆粉碎还田、测土配方肥、生物农药以及间歇式灌溉等低碳生产技术或田间管理措施已逐渐进入我国农村地区，但农户采纳率普遍不高。随着对农户生产行为决策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传统经济学中所暗含的个体“同质性”假设已不再适用，农户异质性问题日益突出[3]。农户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务农年限、兼业情况等特征不同[3-4]，可能导致其行为决策存在较大差异，而党员、村干部等身份[5]在其环境行为决策中也发挥着一定作用。鉴于此，本文基于粮产区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查数据，从异质性视角出发，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深入探究不同类型稻农低碳生产行为决策机理的差异，以期为相关部门农业低碳技术推广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和启示。

二、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说

(一)概念模型

课题组以湖北地区102户稻农50余万字的深度访谈资料为基础，对农户生产实践进行刻画，构建了稻农低碳生产行为影响机理模型[6]，从理论层面剖析了影响稻农低碳生产行为的深层次因素。具体而言：稻农低碳生产态度(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农业的认知与评价)、行为效能感知(对自身实施低碳生产行为效果和能力的感知)作为前置驱动要素影响其低碳生产意愿，进而转化为实际行为；与此同时，行为效能感知也可直接影响稻农低碳生产行为。在本文中，低碳生产态度包括低碳认知和环保意识2个层面，行为效能感知包括价值感知和自我效能2个层面，由此稻农低碳生产行为决策机理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稻农低碳生产行为决策机理的概念模型

(二)研究假说

基于上述模型，从异质性视角进一步探究不同类型稻农低碳生产行为决策机理的差异，现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性别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稻农思维方式、决策方式及对低碳生产行为的倾向[7]。因此，男性稻农与女性稻农在其低碳生产行为决策机理上存在显著差异。

H2：年龄是影响稻农采纳低碳生产技术的重要因素[3]。因此，中青年稻农与老年稻农在其低碳生产行为决策机理上存在显著差异。

H3：稻农受教育程度可能影响其知识结构、认知水平和决策能力[4]。因此，受教育年限长的稻农与受教育年限短的稻农在其低碳生产行为决策机理上存在显著差异。

H4：稻农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表征其在农业生产方面经验[7]。因此，务农年限长的稻农与务农年限短的稻农在其低碳生产行为决策机理上存在显著差异。

H5：稻农兼业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家庭收入结构，进而影响其农业生产决策[3]。因此，有兼业的稻农与无兼业的稻农在其低碳生产行为决策机理上存在显著差异。

H6：党员、村干部、科技示范户等身份在农业技术采纳过程中能够发挥一定积极作用[4-5]。因此，普通稻农与多重身份的稻农在其低碳生产行为决策机理上存在显著差异。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检验

(一)数据来源

湖北省是中国粮食生产大省之一，其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居全国前列。调研团队以湖北省水稻主产区作为样本数据的采集地，先后走访了枝江市、公安县、潜江市、赤壁市、武穴市、枣阳市、钟祥市、曾都区、麻城市和新洲区，共计10个县(区、市)。本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确定调查对象，由调查人员通过一对一、面对面交流的形式进行，最终获取有效问卷1114份，有效率为92.83%。受访稻农群体具备如下特征：男性占比70.11%、最高分布年龄段为51～60岁(39.77%)，最高分布受教育年限为7～9年(即初中文化水平，37.43%)、最高分布务农年限为31～40年(34.20%)。在受访稻农中，具有党员、村干部或科技示范户等身份的稻农占比14.45%，其余为普通水稻种植户。

(二)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是一种融合了因素分析和路径分析的多元统计技术，能够对观测变量、潜变量等多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它包含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二者协方差方程如下：

(1)

(2)

由此，完整的协方差结构方程为：

(3)

其中，∑是观测变量之间的方差和协方差矩阵；η、ζ分别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B、Γ分别为η、ζ的系数矩阵；Λy和Λx分别是Y和X对应观测变量的因子负荷矩阵；Θε和Θδ分别是测量模型中误差项之间的协方差矩阵；Φ表示外生变量之间的协方差矩阵；ζ为结构方程的残差项，Ψ表示结构方程中的残差矩阵。

多群组结构方程分析能够验证同一理论模型是否适配于不同组别的样本群体，即同时拟合两组数据以评估概念模型在不同样本组间是否相等或参数是否具有不变性。因此，本文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通过比较不同组之间各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差异，判断稻农异质性对其低碳生产行为决策的调节效应。

(三)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确保实证结果的可靠性，运用SPSS 22.0和AMOS 22.0对样本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稻农环保意识、价值感知、自我效能、低碳生产意愿和低碳生产行为对应的总体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41、0.765、0.766、0.709和0.652，均达到或超过0.65，说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好。虽然低碳认知的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592，但在探索性研究中0.50以上也可以接受。同时，稻农低碳认知、环保意识、价值感知、自我效能、低碳生产意愿、低碳生产行为这6项的KMO检验统计量分别为0.612、0.626、0.777、0.674、0.751和0.707，均超过0.60，可以认为相关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为进一步检验量表的聚敛效度，对样本数据进行了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个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全部达到或超过0.60，说明模型内在质量佳。综上，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均通过检验。

四、研究结果

本文依据稻农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务农年限、是否兼业以及多重身份这6项异质性特征进行分组，在独立样本T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探究不同类型稻农低碳生产行为决策机理的差异。

(一)独立样本T检验

1．性别。女性稻农与男性稻农在“低碳认知”和“环保意识”维度上的各个观测变量均存在显著差异，且男性稻农的表现优于女性稻农。但女性稻农和男性稻农在“C2：减少环境污染”“D3：施用低碳农资很省力”“Y3：示范采纳意愿”“Z3：间歇式灌溉管理行为”这4个观测变量上无显著差异。

2. 年龄。中青年稻农与老年稻农在“低碳生产意愿”维度上的各个观测变量均存在显著差异，且中青年稻农的表现优于老年稻农。中青年稻农和老年稻农在“A3：低碳农业认知”“B1：关注土壤污染”“B2：关注水质污染”“B3：关注大气污染”“C3：率先采用增加收益”“D2：购买低碳农资很便捷”“Z3：间歇式灌溉管理行为”这7个观测变量上无显著差异。

3. 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稻农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稻农在“低碳认知”“价值感知”和“自我效能”维度上的各个观测变量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稻农的表现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稻农。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稻农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稻农在“B1：关注土壤污染”“Y3：示范采纳意愿”“Z3：间歇式灌溉管理行为”这3个观测变量上无显著差异。

4. 务农年限。务农年限短的稻农和务农年限长的稻农在“低碳认知”“自我效能”“低碳生产意愿”和“低碳生产行为”维度上的各个观测变量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务农年限较短的稻农的表现优于务农年限较长的稻农。务农年限短的稻农和务农年限长的稻农仅在“B1：关注土壤污染”这1个观测变量上无显著差异。

5. 兼业情况。无兼业稻农与有兼业稻农在“低碳认知”和“环保意识”维度上的各个观测变量均存在显著差异，且有兼业稻农的表现优于无兼业稻农。无兼业稻农和有兼业稻农在“C2：减少环境污染”“D1：易获得低碳技术信息”“D2：购买低碳农资很便捷”“D3：施用低碳农资很省力”“Y1：推广采纳意愿”“Z2：使用生物农药行为”“Z3：间歇式灌溉管理行为”这7个观测变量上无显著差异。

6. 多重身份。普通稻农和多重身份的稻农在“环保意识”“价值感知”“自我效能”“低碳生产意愿”“低碳生产行为”维度上的各个观测变量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多重身份的稻农的表现优于普通稻农。普通稻农和多重身份的稻农仅在“A3：低碳农业认知”这1个观测变量上无显著差异。

综上，男性、中青年、受教育程度较高、务农年限较短、有兼业或具有多重身份组的稻农在低碳认知、环保意识、价值感知、自我效能、低碳生产意愿和低碳生产行为中的一个或多个维度上的表现均显著优于其对应组(见表1)。

表1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二)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

在独立样本T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对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务农年限、兼业情况以及多重身份等6组分类样本数据进行拟合。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样本数量较大(N=1114>250)，模型适配检验统计量卡方值(x2值)会变得很大，其P值几乎都会达到显著水平，因而采用卡方自由度比值(x2/df)作为替代，并参考CFI值、TLI值、IFI值、GFI值、AGFI值、RMSEA值、CN值等适配度指标进行综合判断，检验结果显示，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拟合良好。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的标准化路径回归系数如表2所示。

表2 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的回归结果

(续表2)

1. 性别。对男性稻农而言，“低碳认知→价值感知”“价值感知→自我效能”“低碳生产意愿→低碳生产行为”均存在显著影响，但对女性稻农而言，这3个路径均无显著影响。说明男性稻农的低碳认知对其低碳技术价值感知、价值感知对其自我效能、低碳生产意愿对其低碳生产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均显著于女性稻农。

2. 年龄。对中青年稻农而言，“环保意识→低碳生产行为”“低碳生产意愿→低碳生产行为”存在显著影响，但对老年稻农而言，这2个路径均无显著影响，说明中青年稻农的环保意识、低碳生产意愿对其低碳生产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显著于对老年稻农。相反，对老年稻农而言，“价值感知→低碳生产行为”存在显著影响，而对中青年稻农而言，这一路径无显著影响，说明老年稻农的价值感知对其低碳生产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显著于中青年稻农。

3. 受教育程度。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稻农而言，“低碳生产意愿→低碳生产行为”有显著影响，但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稻农而言，这一路径无显著影响，说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稻农低碳生产意愿对其低碳生产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显著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稻农。相反，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稻农而言，“环保意识→低碳生产行为”存在显著影响，而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稻农而言，这一路径无显著影响，说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稻农环保意识对其低碳生产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显著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稻农。

4. 务农年限。对务农年限短的稻农而言，“环保意识→低碳生产行为”“低碳生产意愿→低碳生产行为”均存在显著影响，但对务农年限长的稻农而言，这2个路径均无显著影响，说明务农年限短的稻农的环保意识、低碳生产意愿对其低碳生产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显著于务农年限长的稻农。相反，对务农年限长的稻农而言，“价值感知→低碳生产行为”“自我效能→低碳生产意愿”均存在显著影响，而对务农年限短的稻农而言，这2个路径均无显著影响，说明务农年限长的稻农的价值感知对其低碳生产行为、自我效能对其低碳生产意愿所产生的影响显著于务农年限短的稻农。

5. 兼业情况。对无兼业稻农而言，“环保意识→自我效能”“自我效能→低碳生产意愿”“环保意识→低碳生产行为”“价值感知→低碳生产行为”存在显著影响，但对有兼业稻农而言，这4个路径均无显著影响，说明无兼业稻农的环保意识对其自我效能、自我效能对其低碳生产意愿、环保意识和价值感知对其低碳生产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均显著于有兼业稻农。相反，对有兼业稻农而言， “低碳生产意愿→低碳生产行为”存在显著影响，而对无兼业稻农而言，这一路径无显著影响，说明有兼业稻农的低碳生产意愿对其低碳生产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显著于对无兼业稻农。

6. 多重身份。对普通稻农而言，“价值感知→自我效能”“自我效能→低碳生产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对多重身份的稻农而言，这2个路径均无显著影响，说明普通稻农的价值感知对其自我效能、自我效能对其低碳生产意愿所产生的影响显著于多重身份的稻农。

综上，稻农异质性对其低碳生产行为决策存在一定的调节效应，具体而言：对于中青年、受教育程度较低、务农年限短、无兼业的稻农，环保意识对其低碳生产行为的影响相对显著；对于老年、务农年限长、无兼业的稻农，价值感知对低碳生产行为的影响相对显著；对于务农年限长、无兼业的普通稻农，自我效能对低碳生产意愿的影响相对显著；对于男性、中青年、受教育程度较高、务农年限短、有兼业的稻农，低碳生产意愿对低碳生产行为的影响相对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湖北省1114户稻农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验证了稻农异质性对其低碳生产行为决策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男性、中青年、受教育程度较高、务农年限较短、有兼业或具有多重身份组的稻农在低碳认知、环保意识、价值感知、自我效能、低碳生产意愿和低碳生产行为的一个或多个维度上的表现均显著优于其对应组，这与李想[4]、郭钰汝[5]、刘芳等[7]、刘杰等[8]的结果较为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本文还进一步揭示了稻农异质性对其低碳生产行为决策的调节效应，以及相应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差异，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

由此，提出农户异质性视角下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几点启示：(1)明确重点宣传对象。有针对性地瞄准特定目标群体，重点对知识型农民(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新生代农民(年轻一代的农民)、科技示范户(具有多重身份的农民)实施全方位的低碳农业宣传和培训，提升其认知水平和参与意愿。(2)激发农户主观能动性。积极开展低碳生产技术试验田示范，通过参观学习、亲身体验，增强农户采纳低碳生产技术的自我效能与价值感知，激发其转变生产方式的主观能动性。(3)创新农业经营模式。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主体提供低碳生产“定制化”服务和田间技术指导，打造“家庭经营+合作组织+社会化服务”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