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

打开记忆的闸门，往事如烟。1968年3月，一列满载着新兵的列车将洪城数千名热血青年送到福建前线。我便是其中一员。

短暂的新兵集训生活结束后，我被分到二营六连一排二班。班长陈朝旺是一名党员，福建莆田人。他坦诚的笑容、真诚的目光和暖人心扉的话语总给人一种亲切感。刚到连队，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庞，新兵免不了会想家。我的情绪很快被细心的班长察觉了，在一个皓月当空、晚风习习的夜晚，班长和我在操场上促膝谈心，他向我讲述了自己当兵的感受及成长的过程，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诲我：“作为一名青年，穿上军装，走上保卫祖国的前线，这是很光荣的，部队是一所大学校，希望你好好学习，刻苦训练，做一名优秀的战士。”班长的话不多，坦诚质朴，如一股和煦的春风吹散了我心中的愁云。

部队的生活是紧张严格的。我忘不了那次挨训，忘不了班长动真格的模样。那是一个深夜，周围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突然，一阵急促的夜间紧急集合的哨声把我们从酣睡中惊醒。战士们一骨碌爬起床，利索地打好背包，持枪集合。按规定，夜间紧急集合不允许开灯，可我在慌乱中背包老是打不好，情急之下，我竟违反纪律拉亮了电灯。这时，班长跑步过来，冲着我大发脾气：“干吗开灯？你这是严重违反纪律！”说完，他“啪”的一声把灯关掉。我不在乎地回答：“不就是演习吗？又不是打仗，何必那么认真？”班长见我嘴硬，厉声说道：“这是部队，如果平时不严格要求，战时怎能适应环境？要知道，暴露目标，意味着将付出血的代价。”我知道自己错了，默不作声。班长命令我跑步入列，我感到腿像注满铅似的，跑起来是那样沉重。晚上开班务会时，我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班长拍着我的肩膀说：“知道错了就好，今后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适应部队的环境。”

班长不仅是一位严师，更是一位关心战士、视战士如兄弟的好大哥。记得一次夜间行军，在山上我不慎摔了一跤，扭伤了脚，跟不上队伍，心里非常着急。班长跑过来，不由分说，将我这140多斤的大块头背在身上，艰难地往前走。我知道班长在抗洪时腰部受过伤，且胃痛厉害，那弯弯曲曲、布满青苔的山路上，班长每走一步，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他喘着粗气，不时用毛巾擦着汗水。我心疼地说：“班长，快放下我。”可他却生气地教训我：“我是班长，听我的。”回到营房，班长的衬衣全湿透了，由于劳累过度，他脸色苍白，一头栽倒在床上。我赶忙和战友将班长送往医院。途中，班长吃力地对我说：“我不要紧，你注意脚。用不了幾天我就会回来，晚上睡觉，当心着凉，盖好被子。”我听后泪如泉涌。

打那以后，我对班长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当兵4年，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是全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和优秀共产党员，而且多次立功受奖。

班长是1969年3月退伍的。记得那天清晨，连队举行老兵退伍、新兵入伍交枪仪式，我看见班长含着泪水，深情地摘下帽徽、领章，将它们庄重地交给指导员。他说，在未来的日子，他不会忘记当兵的经历，不会忘记这绿色的军营和朝夕相处的战友。在欢送的锣鼓声中，班长乘车离我们远去了。沉浸在不舍情绪中的我，竟忘记留下班长的通信地址，以致留下无尽的内疚与叹息。长久以来，这种内疚时时折磨着我。今天，我写下这篇文章，不仅是表达对班长的思念，更是对战友情的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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