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晓

在一众老人身后排队两个小时后，29岁的莉莉终于将自己的遗嘱草稿交给了中华遗嘱库广东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她很快完成了遗嘱登记、精神评估、情感录像等流程。

遗嘱内容并不复杂， 只涉及一套房产和几万元的存款， 那是莉莉工作以后的全部所得。她将房子留给了母亲， 将存款留给初恋男友。虽然早已和初恋分手，但她始终感激这段感情， 在那段几近绝望的成长中， 是初恋拉了她一把，一直陪她升级打怪。

立遗嘱是莉莉30岁的愿望清单。初中时期家庭遭遇变故，她早早意识到死亡无常，早早交代身后事，也算是未雨绸缪。立完遗嘱后，莉莉觉得轻松很多，“仿佛心灵被安放，也是对自己未来的一次思考。”

《2020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 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的19万份遗嘱中， 有4190份为60岁以下中青年所立， 其中40.03%为40岁以下的年轻人，而不少90后，甚至00后也开始考虑立遗嘱。

中华遗嘱库上海第二登记中心的田艳认为，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避讳生死，“对他们来说，立遗嘱只是通过法律手段给自己一份保障，同时规避一些风险。”

生死教育专家则认为， 在不避讳谈生论死的同时， 既要认识到死亡是生命的必然部分， 更要以死观生，反思生命的意义、增强面对挫折处理能力， 从而达到敬畏生命的目的。

20分钟办好一份遗嘱

“先澄清一下，我身体健康，头脑清楚，法律专业学生，只是不想留遗憾。”18岁的余成向田艳说道。

在见面前， 余成已经多次和田艳电话沟通很久， 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他希望将自己几万元的理财收益和游戏账号留给最好的朋友。父母总是忙于工作，这位朋友总是出面帮他解决问题， 表达谢意自然成了他订立遗嘱的理由。

为了保证真实意愿， 田艳多次向余成确认， 得到的回答始终坚定。不到半个小时，一份只需签字的专业遗嘱便打印出来。

在情感遗嘱环节， 余成对着镜头说道：“爸爸妈妈， 希望你能理解我， 也能真正按照我的意愿进行（分配遗产），我必须要回馈我的朋友。”临走前他还透露，未来他会考虑写一本书， 这也会留给朋友，等这个愿望实现，他一定会前来增补遗嘱。

在田艳的印象中， 老人要花一上午甚至一天才能立好遗嘱，年轻人最短只需要20分钟，“因为年轻人的想法很果断， 对法律也很了解， 一旦确定就不再改变了”。

中华遗嘱库广东第一登记中心的杨颖仪也有同感。很多老人总是“牵扯”很多，有时会考虑哪个孩子更孝顺， 有时又会牵扯哪个孩子情况差点， 为了避免分配不均， 他们会尽可能地提出更多问题。“他们明白死亡将近，一定要慎而又慎，要兼顾所有人。”

但年轻人不会。在决定立遗嘱之前， 他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继承人也往往只包括“最重要的那个人”。与此同时，他们也明白，遗嘱可以随时自行更改，这并不是一次性买卖。

今年年初，26岁的徐娅（化名）在上海登记了遗嘱。前两年父亲因病去世，自己常年忙于工作，在出差加班的空隙， 她总是担心自己出了意外， 身体不好的母亲该怎么办。

《民法典》实施后，法定继承人范围扩大， 徐娅再次考虑这件事， 并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就是想给母亲一个保障，让她老年生活过得更好，合情合理合法，想做就做了，没有犹豫和困惑。”

《2020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30岁以下的立遗嘱人群中，77.56%的人选择父母继承， 其次为配偶和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包括同事、朋友、母校和工作单位等。这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还没或者正在组建家庭。

提前规避风险

“在很多欧美国家，订立遗嘱已经十分普遍， 他们很早就意识到这是保护个人财产的法律事务，但在文化背景不同的中国，立遗嘱还是被很多人避讳， 只有在面对死亡时才会考虑。”杨颖仪觉得， 这是中西方对待遗嘱的最大的区别。

“但年轻人的法律观念增强，生死观也在发生改变”，杨颖仪告诉记者，在见过他人生死，或是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 又或是经历家庭矛盾、财产纠纷等问题后，很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订立遗嘱的重要性， 也是在为自己提前规避风险。

17岁的嘉文（化名）是杨颖仪接触的最年轻的客户。接到电话时，杨颖仪首先提醒，立遗嘱人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但嘉文随即回复，虽然不满18周岁，但目前的生活来源已经完全是自己的劳动所得了。

童年的嘉文一直被白血病困扰，几经周折后病情得以控制，但又被查出心脏病。整个家庭已被透支，父亲还有赌博嗜好，当同龄人还在读书、谈恋爱、打游戏时，嘉文已经开始考虑赚钱谋生。

为了提早工作， 嘉文初中毕业就去了卫校。过去一年，他一边在医院实习，一边打零工赚外快，辛苦钱已经攒到了万元以上。在医院ICU里， 嘉文多次见证了病危家属因为治疗和财产问题争执，想到自己的病情，也许很难陪妈妈到老， 甚至随时都有可能离开，“有种时不我待的意思”。

前期沟通中， 嘉文对遗嘱的要求十分简单， 即将自己支付宝里所有的钱款留给妈妈。但嘉文为了多赚钱， 总是将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 以至于现在都没能空出时间来现场沟通遗嘱事宜。

在中华遗嘱库上海中心保管的生效遗嘱中， 最年轻的一位是42歲的小熊。田艳记得，小熊家庭优渥，父亲去世前，曾委托家庭律师订立遗嘱，为了防止发生意外，还特意将遗嘱锁在保险箱里。即便如此， 兄妹几个还是因为财产问题发生冲突———遗书还没打开， 就被嫂子抢去烧了一半。最后，一家亲戚不得不在法庭见面，官司也打了五六年。

在官司理清后， 小熊和丈夫立遗嘱的想法也越来越明确了。两人特意在工作日请假办了手续， 将所有财产留到孩子名下。“即便身体健康，也要为保护孩子提前做准备，不能重蹈覆辙。”

只是没想到， 遗嘱立好不到一年，小熊突发疾病去世。这也成了上海中心工作人员们经常感叹的事情。

毫无顾忌谈死亡的忧虑

在中华遗嘱库历年保管的遗嘱中， 老年人始终是最主要的人群，但杨颖仪发现，在疫情之后，咨询办理遗嘱的年轻人明显增多了。

去年疫情发生后， 单位的座机电话临时接到杨颖仪的手机上，居家办公的三个多月里，她的电话一度被打爆。每天几十通电话里，房贷、车贷，还有一家老小生活成为年轻人的焦虑， 有时半夜一两点， 还有电话涌进来：“我感冒了，会不会中招死掉，家人该怎么办？ ”

由于疫情无法出门， 大部分立遗嘱者开始选择微信遗嘱，即在“幸福留言卡” 上表达情感内容。数据显示，2020年里，中华遗嘱库收到近7万份微信遗嘱，其中30岁以下人群占比66.1%。

90后的小杨在“幸福留言卡上”写道：“关于我的死，只是一个幸运的人终于得偿所愿。终于不用再听到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句话了， 这是活着的人无法奢求的快乐。但我希望，活着的人永远都不必知道这为什么是快乐的。”

小杨提到了两件未尽之事。一是她在出租屋里的猫， 希望有人可以继续照顾它; 二是自己的父母， 她已购买了涵盖意外身故和自杀身故的保单，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得到一笔赡养费用。

除了小杨，还有不少人在“幸福留言卡” 中交代了遗产：“我其他的游戏账号在我的备忘录里，感觉除了奥比岛和摩尔庄园，其他的应该不能卖什么钱。还有我的乐高也可以卖钱， 我的衣服可以捐了， 我的器官也都捐了吧， 因为可以给还活着的人带来希望。”

但杨颖仪并不提倡这么做。微信遗嘱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遗嘱，主要用来传递亲人、朋友间的叮咛和嘱托， 其实更像是给情绪找一个宣泄的出口，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积极引导留言者。

多名律师也提醒，《民法典》继承编对遗嘱的形式有严格要求， 法律规定的遗嘱形式有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但微信遗嘱只有身份证、姓名等信息，无法保证遗嘱的真实性， 因此也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效力。

微信遗嘱越来越受年轻人青睐， 但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癌症防治学会生死学与生死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宜安表示， 在畅所欲言的同时，应该保持警惕性。

胡宜安认为， 一是要警惕随意性，令其丧失遗嘱的严肃性。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开展， 遗嘱都是针对生命有终的理性应对， 不可以游戏化。二是警惕不良生死观念留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微信可以涵盖几乎绝大多数人群， 其中就包括小学生。“试想，如果他们都可以进入微信遗嘱平台， 订立遗嘱的话， 社会便很有可能由从来不谈死亡走到毫无顾忌地谈死亡的极端。这值得我们高度警惕。”胡宜安说。

专家：必须对死亡心存敬畏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考虑订立遗嘱时， 死亡不再是神秘的事情。

在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医学心理学与医学伦理学系副教授王云岭看来，除了订立遗嘱，器官捐献、生态安葬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在生死观念上开放、包容的态度。

胡宜安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表示，在中国特定传统语境下， 死亡问题曾经是一个很难触及的话题，某种意义上，死亡禁忌是极传统且权威的文化与心理因素，即便现在，也并非所有民众愿意谈及死亡。年轻人订立遗嘱的行为更多表明了一种姿态， 一种尝试， 一种他们敢突破传统的开放性思维取向。

胡宜安提到，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 订立遗嘱很大程度是基于对生命无常的体验与认知， 特别是由于新冠疫情的触发， 这种体验更加强烈。而于年轻人而言肯定会有之， 在总体上则不如年长者强烈， 订立遗嘱更多地表明了他们对待生死趋于理性自觉与积极的态度。

值得关注的是， 一些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谈及订立遗嘱时，往往表达出消极心态， 在胡宜安看来，这是一种危险信号。

一般而言，在现代社会，订立遗嘱有两种：一种是立遗书，交代本人死后后事如何处理， 以及财产如何分配等事项; 二种是生前预嘱。这是特指针对个体因疾病陷入医疗困境时， 需要或不需要某些医疗抢救措施等， 趁自己理智清醒时立下遗嘱， 表明自己的取舍，万一到了那一天，为医生及家属提供决策依据。

胡宜安说， 上述两者都是基于“我总是会死的，万一那天真的来临，我不能没有准备”，第一种是死后不要给家人制造麻烦，让他们遵照本人意愿处理身后事;第二种则是不给家人带来“治疗还是不治疗”的决策困难，真正体现死亡的尊严。

当遗嘱订立者抱着消极心态订立遗嘱， 只怕其考虑的不是面临怎样死，而是生还是死的问题，这会造成生命价值与意义上的极度混乱， 最后导致草率随意的生死态度，后果非常严重。

胡宜安还表示，在认知上，由于人们认识到生命必死的本质属性， 才不会因神秘无知而恐懼死亡，这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但在态度取向上， 我们发自内心地对死亡心存敬畏， 从而在现实人生中审慎对待与处理生死问题，决不轻言死。这样看来，怕死并非坏事，此处即言敬畏，而对死亡心存敬畏自然就是对生命心存敬畏，这是我们一切伦理道德的底线。

胡宜安还提到， 应该推广生死教育， 向民众特别是在校学生普及生死教育。一是让人们以科学的眼光去透视生死， 真正了解生命与死亡的本质与意义。二是使人们懂得生命的宝贵， 敬畏生命、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并真正意识到人应该尊严地活着并尊严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