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圣昌

民国时期沪上富绅徐冠南、徐晓霞堂兄弟，原籍在桐乡乌镇。徐家祖上为乌镇首富，在当地颇有名气。缪荃孙先生曾为徐晓霞父亲徐焕谟作传，文中说：“先世善治生，富而好礼，有声浙西”。徐家共有三兄弟，老大徐焕藻（茗香），即徐冠南父亲;老三是徐焕谟（字绿沧，号叔雅），即徐晓霞父亲。徐家常年雇着一位有名望的私塾先生叫卢小鞠，他为徐家培育了十个秀才、三个举人。

徐冠南，1866年生，名徐棠，字公棣，号冠南。光绪二十年举人，在上海从事银行业和房地产，居上海宁波路乾记衙，通过捐款捐地争得以“乌镇”命名的路名。徐冠南曾经在1920年、1922年两届被选为上海总商会会董（会董共计三十五名，为沪上商业杰出人物）。

徐晓霞，1877年生，名徐钧，字晓霞。其父徐焕谟（1851-1879），附贡生，两应乡试不中，抑郁而卒，年二十九岁。徐晓霞父亲病故时，徐晓霞只有两岁。徐晓霞早年弃官从商，主要从事丝业，并在沪开设宝大裕、宝兴钱庄，又为安平水火保险公司监事。

据有关文献记载，徐家和南浔丝商的交谊历史悠久，早在晚清刘镛和张颂贤这一辈即已经开始。晚清时期，南浔丝商刘镛、张颂贤通过经营丝业和盐业成为浙江和沪滨的巨富，到了劉承干和张均衡、徐冠南、徐晓霞这一代已经是第二、第三代了。过去婚姻要讲门当户对，南浔富户紧邻乌镇徐家因为经常交往而结成姻亲。徐家的二小姐徐咸安就嫁了张均衡（即张石铭，为张颂贤孙子），徐咸安是徐晓霞的姐姐，徐冠南的堂妹。徐咸安嫁给张石铭后，为张石铭生了七个孩子。徐咸安很有文才，可是她不幸在三十八岁病故，张石铭后为其整理遗稿，即《韫玉楼遗稿》。他们最小的儿子叫张乃骥，张乃骥又娶了舅舅徐晓霞的女儿徐懋倩。张乃骥，字叔驯，生于1899年，他是张石铭第七子，为中国收藏史上有名的古钱币大王。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南张北方”，“南张”即张乃骥，“北方”是指天津的方药雨。张乃骥是一个有着现代理念并且很会享受海派生活的“小开”，新事物在申城流行，张乃骥总是第一个去接受。他曾经用家庭最珍贵的一块宝玉换了一辆凯迪拉克轿车。他购买最新式的自行车，在申城的街巷里穿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州河里满是装货的小木船，张乃骥却买了一条游船在苏州河里显摆。张乃骥娶了徐懋倩以后，夫妇二人更是满世界跑。徐懋倩身材高挑，笔者曾经看到他们夫妇和张静江夫人朱逸民一起的合影，照片中的徐懋倩穿着高跟鞋、裙子，戴着一顶礼帽，比朱逸民高一个头。

徐冠南的女儿嫁了南浔“四象”之一“庞家”——庞莱臣的儿子庞仲纯，庞莱臣是上海龙章造纸厂的创办人。徐冠南另一个女儿嫁南浔丝商邱赞臣。邱赞臣的父亲邱培桢是上海丝业头面人物之一，1918年，邱赞臣在上海小沙渡路（今西康路）40号独资创办天纶绸厂，为上海最早的绸厂之一。1921年5月，三十五岁的邱赞臣在上海病故。后天纶绸厂由其岳父徐冠南以及至戚周庆云入股接管。

徐晓霞比刘承干大四岁，他和刘承干是连襟关系，徐晓霞夫人钱德珩和刘承干夫人钱德璋是亲姐妹，为嘉善大户钱绍桢的女儿。钱绍桢，字铭伯，光绪进士。

因为姻亲关系，又都在沪滨生活，因此民国间刘家（刘承干）、徐家（徐冠南、徐晓霞）、张家（张石铭）还有庞家交往非常密切。他们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经常在一起谈诗论画，举办消寒聚会等。据刘承干《求恕斋日记》记载，1912年农历12月13日，他和一班朋友来到宁波路的乾记弄参加由徐冠南、张弁群合作做东的消寒雅集：“余到时诸君已纷至，读画论诗兴复不浅，是集诗题系冠南以颐园永怀图索题，颐园者在青镇东隅，为冠南尊人茗香烟丈老年颐养之所也。六点钟入席，余坐中席，同坐者为许子颂、吴昌硕、钱听邠、汪渊若、刘光珊、朱砚涛及主人张弁群。左席为长尾雨山、潘兰史、周梦坡、李梅庵、沈醉愚、王一亭、张石铭、徐冠南。右席为杨诵庄、钱履樛、陶拙存、陆纯伯、徐晓霞及徐氏之西席林君也。缪筱珊参议亦至久坐，至晚未与宴而去，盖与复有友人约也。”聚会的题目就是《颐园永怀图为徐冠南题》。刘承干当时写了这几句诗：“芙蓉浦外柳依依，我欲来敲白板扉。入画亭台供玩赏，披图楼榭认依稀。苔岑缅话先人谊，枌社闲抛旧钓矶。”

刘承干诗后注道：“茗香烟丈与先王父刘镛交谊素挚，时相过从，余幼时曾见之。”此处的茗香烟丈即指徐冠南的父亲徐焕藻，他和刘承干祖父刘镛交往密切。刘承干幼时曾经见过徐焕藻，印象深刻。民国初年那段时间，徐冠南、徐晓霞兄弟，还有张石铭、刘承干以及在沪上的一些富绅像蒋孟苹、德利洋行的杨雨辰、张弁群等经常三天两头在一起聚会，有时来到四马路的春江楼，有时来到小花园别有天，有时则在迎春坊田金凤家，几个人轮流做东请客。

嘉善钱绍桢经常往来沪上，每一次钱绍桢来，都习惯住在大女儿钱德珩家，即女婿徐晓霞家里，虽然徐晓霞家不见得比刘承干家宽敞，但是因为他跟大女婿交往已经久了，彼此的关系更为融洽。而刘承干也是每一次都殷勤地去晓霞家里拜谒岳父，有时偕夫人钱德璋一起去。1914年农历11月13日，钱绍桢的儿子钱泰（字介平，为钱德璋弟弟，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民国时任京师地方审判厅主簿，外交部条约司司长，驻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大使），从上海乘火车至北京，徐晓霞和刘承干合宴为其送行。1924年，钱绍桢的弟弟钱能训（钱为清朝进士，徐世昌为北洋政府总统时，曾经任国务总理）病故，他的灵柩从北京运回嘉善，徐晓霞和刘承干夫妇到上海火车站公祭。

徐、刘是连襟，又是生意上的合作朋友。徐晓霞曾经找刘承干借钱，刘承干也是能帮则帮，相比之下，刘承干要比徐晓霞富裕。有一次徐晓霞所借的二万两银到期了，刘承干的账房要求他按时归还，可是徐晓霞因为周转不灵，想要续借。他找到刘承干，刘承干即来了一个很折中的办法，还一半，续一半。当时，二万元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刘承干请的家教每一个月才十二元工资。一个账房先生每一个月也才三十至四十元工资。

上海龙章造纸厂是由南浔丝商庞元济（字莱臣）联络一批丝商合伙所开，刘承干参与投资，徐冠南也参与投资。徐冠南还一度担任董事。刘承干在1932年3月27日这天日记记载：“龙章造纸厂在法租界开董事会，予三时往，董事到徐冠南、邱问清、沈毓棻（号庭梅，韩云根代表），缺席者沈联芳、傅筱庵、三叔父，总理庞莱臣到，经理庞赞臣未到（由伊弟襄臣代表）。”

徐冠南和刘承干还一起投资浙江兴业银行，他们和银行界的朋友樊时勋（镇海人，沪著名商人、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首任经理）、蒋抑卮（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人）、叶揆初（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也是经常联络。《求恕斋日记》1914年农历9月12日记载：“至小花园含丰处应蒋抑卮之招，同坐徐冠南、张弁群、蒋赋荪、叶揆初等。”“9月15日，至新清和左小鸿处，应徐冠南招，同坐樊时勋、叶揆初、张石铭、杨雨辰、洪锡卿、张弁群、周梦坡。”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沪上秩序非常混乱，黑社会横行，绑票案件时有发生，先是张石铭君在1925年8月遭遇绑票，因其企图逃跑肩膀上挨了一枪。张家不敢报警，按照绑匪要求支付二十万元赎金才将张石铭赎回。张石铭经过那次惊吓以后得了心脏病，于1927年病故，年五十七岁。之后，1927年9月14日，徐冠南也在宁波路五福弄遭遇绑票。刘承干则数次接到恐嚇信，有人要其支付保险费，说付钱即可免除灾难。因此，刘承干不得不万分小心，在亲友的劝说下，他选择去苏州躲避。1937年2月16日，在苏州租屋居住的刘承干和大儿子刘世炽一起来到苏州大郎桥徐冠南处看望徐冠南（徐也在苏州暂住），那年徐冠南七十二岁，身体已经很差，两足不能行走，由两个仆人搀扶而出。那次会面，他们谈到了徐晓霞所开的宝大裕钱庄倒账的事情，据刘承干日记载：“宝大裕之倒账，晓霞不得辞其咎。惺叔弄得走投无路，几将破产，而犹不料晓霞自己避开。懋斋（为徐晓霞儿子）终日在外胡闹，于名誉大有关系，即使真实无钱，人见其子在外荒唐，必疑其有钱，各债户更不肯原谅。伊于宝大裕帮过两万元之忙，尚有存款，现均分文无着，心中不免愤恨。”从日记看，徐晓霞的宝大裕钱庄出现了倒账，债主上门讨债。或许那段时间刘承干自己麻烦很多，如夫人朱琨华出轨，他也惹上官司，赔了许多款。几个地方生意不佳，通海公司那边张謇过世，张謇儿子也死了，而且刘承干患有失眠症，身体差，晚上必须吃安眠药。大儿子刘世炽又贪玩，时常带了媳妇游山玩水，一会去青岛，一会去香港。第二个儿子刘世煦还在读书，帮不上忙。第三个儿子刘世烈，那时十六岁，轧上坏道，在其生母朱琨华怂恿下，打着刘承干的招牌四处借钱，后债主竟然找到刘承干讨债，刘承干被逼得几乎要发疯。家庭的混乱，父亲刘锦藻过世，生意远不如过去，昔日吟诗论画的风雅之举已经成为历史，也谈不上对徐家有更多的帮助。

据刘承干《求恕斋日记》载，徐冠南于1940年4月6日在上海去世：“晓霞来谈，冠南故后（昨夜子时无疾而终）家庭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