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安国

读罢长篇小说《河洛谣》后，总如小鹿撞胸，时有诉说的冲动。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独具个性，颇有建树。他生在洛阳，兴在开封，葬在巩县（今巩义市），三点一线，紧傍黄河，是万里黄河上的重要节点。

品读《河洛谣》，窃以为它有以下三个特色：

第一，语言贴切。

《河洛谣》的作者语言运用娴熟，具体说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河洛谣》全部使用优化过的巩义话，通体以巩义话为基础，经过匠心洗练提纯，把它变为书面语言，通俗流畅，质朴自然，具有个性。按照印度作家奈保尔说的，就是“从基础开始探索，只用最简单、最直接的语言来叙事”。中国小说本就源自古代的评话，只不过是把说书人和听众演化为了作者和读者，但万变不离其宗，任何美妙语言脱离了群众基础就都成了空中楼阁。《河洛谣》中地方色彩浓郁的语言随处可见，如“小姑娘拉着脸，不情愿地回窑了，嘴噘得能拴头驴似的”;“河里捞笊篱，瞎（虾）编的”;“那头牛只要见了渔娘，就两眼发怵，身体哆嗦，不由自主屙起稀屎来”等等，这样本地人读起来感到亲近、亲切、亲和，外地读者读起来感到新鲜、新颖、新奇，能够紧紧地抓住读者，产生巨大的感染力。第二方面是运用了大量的诗词、楹联、小曲、俚语、戏曲样式，在十几万字的篇幅中，运用30处之多，既能调节读者的阅读节奏，使文章显得生动，避免呆板、滞涩，更能有效烘托人物。如以诗词形式表现的“十知圣上贴”和“十心歌”等，对塑造赵匡胤的人物形象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塑造出了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

一篇文学作品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塑造出了崭新的艺术形象。赵匡胤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有作为、有担当、有创新、有人格魅力的大皇帝（以区别于那些追求一己之私、因循守旧、沉溺酒色、丧权辱国的小皇帝），以“仁慈恤民”的标签卓立于世。要表现他南征北战、殚精竭虑、治国忧民的一生，不是区区十几万字能完成的。汪曾祺先生说过，写小说要“有话则短，无话则长。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这里的“话”是指现成的话或已有的定评）。作者遵循汪老先生的创作原则，熟读经史，精心剪裁，合理谋篇，避开人所共知、史书已有记载、别人已有描述的事件（如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传皇位于弟），仅仅抓住赵匡胤在巩义古驼岭周边的活动，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实写苟仙儿，虚写燕赵老友，靠家鸽传书连在一起，双线条并进，由点及面，虚实相生，“写你能写的，而不是写你想写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语）。塑造了赵匡胤、苟仙儿、燕赵老友、一凡法师、渔娘、“铁钩担”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得不承认，故事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作者在这方面的构思剪裁把握得十分得体。如对赵匡胤从军到取得皇位这一段史书已有明确记载的事迹，作者仅通过古驼沟村民饭场中的闲喷（聊天），用短短的600来字就非常艺术地叙述出来（见《河洛谣》中部第一节）;而表现赵匡胤在巩县与苟仙儿、一凡法师、燕赵老友等人交往纵论，形成他“重文抑武、民安政平”治國理念的过程，则不惜言辞浓墨重彩铺展开来详细描述。

传神的细节描写是《河洛谣》的一个重要特点。赵匡胤出生时异香浓郁、笼罩周身、三天不退的“香孩儿”形象，甫一开场就使人感到天降异秉;同古驼岭黄河边雷雨过后“黄河清，圣主生;河图出，天下平”异象奇景相映衬，构成大人物出世的神秘感。洛阳牲口集市上仗义搭救素不相识的卖马老汉，尽力维持市场秩序的细节，体现出赵匡胤的仁慈一面。降服玉龙驹、平定龙头寨等细节描写，更显示出赵匡胤身上的一种气势——王者之气！苟仙儿装扮河神爷显灵，平息黄河南北两岸民众纷争抢粮的细节，既表现出苟仙儿的超群智慧，也展现出平民百姓盼望河晏风清、安居乐业的强烈诉求。“你是黄河我是洛……”的反复出现，渔娘送的沙包和千层底鞋每每在赵匡胤危难时刻解救他于绝境的细节，在表现渔娘有情有义、凛然正气、舍小我而成大道的凄苦爱情的同时，也体现出人民同皇权那种相辅相成、丝连絮牵的“水和舟”关系。苟仙儿死前留给渔娘的送爱女贤婿联：“舍一己儿女情长助英雄一统天下，乃严父终生之傲;留半亩小院承继教儿孙耕读传家，实慈母一世至爱”，充分展示他为国为民、呕心沥血、精筹细谋、大义舍亲的博大胸怀。

河洛文化元素的有效烘托。《河洛谣》从设置故事地点的古驼岭、文武院、百侯窑、希玄寺、孝义堡，到他们吃喝的仓西萝卜、小关柿饼、清蒸槐花、黄河鲤鱼，还有吃饭礼仪上的“十三花”“二八桌”，无不烙印着异常清晰的巩县生活方式的地方特色。希玄寺一凡法师传授赵匡胤的“三十二式长拳”，龙窝沟祭拜杜员外（杜甫）受到的思想洗礼，平乱龙头寨“铁钩担”后的思考，文武院门上“读诗书礼易，何日读盛世一统;品酸甜苦辣，哪天品太平烟火”的楹联，苟仙儿的神奇谋划，燕赵老友的飞鸽传书，渔娘高尚又凄凉的爱情，菜摊儿上中年人醉唱“五代十国乱离间，仁君出世复见天……人乐太平无事日，莺歌燕舞日高眠”的小曲，“十知圣上”“十心皇帝”贴的曲隐鞭策，都是河洛文化的细微观照。

第三，旗帜鲜明地突出了人民性。

《河洛谣》中，正是因了赵匡胤跑马古驼岭，结交苟仙儿，平定龙头寨，领悟燕赵老友信中语后，才促使他在后周小皇帝无力理政、风雨飘摇、世事动荡的关键时刻，为使百姓免遭战乱之苦，策划了“黄袍加身”的平稳过渡。也是由于他重访巩县地，借住苟仙儿家，见闻“十知圣上”贴，倾听苟仙儿论国策后，真正理解“吾华夏文化之精髓，那就是‘华夏之心，永向一统的汉唐基因”，选择“杯酒释兵权”的优柔手段，避免了有可能出现的强将争权、生灵涂炭、四分五裂的乱世局面。

赵匡胤在古驼岭上与一班文武从《孙子兵法》引申，认定“打仗需重用乡导，治国焉能无有乡导乎？”“此人（苟仙儿）乃寡人治国之乡导也”后，还是在苟仙儿家，吃着“二八桌”，心忧黎民安，夜论立皇储，定下“思冲千年旧禁，虑破百代陈规，从天下永安永昌出发而选储”，传皇位于弟，从而保证大宋基业健康发展，开创了一代兴平盛世。

责任编辑：蒋建伟 江雯

美术插图：邢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