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荀子曾经与孟子齐名。前者主张性恶，后者主张性善。当然，孟子衔居“亚圣”，荀子在后世的影响比不上人家，这与时间的先后次序有关，也与性恶说在中国不占上风有关。传统文化是注重感情的文化，说人生而性恶，民众士人感情上都不好通过。

但荀子的重点不是骇人听闻、痛心疾首地揭露、拷问与哀叹人间的恶人恶行恶性恶情，像某些作家如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诸恶时那样。荀子的调子是人类生而难免有欲有私有争有恶，惜哉、痛哉、怜哉。荀子的性恶论带有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特色。他的性恶说，重点不是控诉、审判、斥责人世间与人类的低劣本性，而是强调礼义教化的不可或缺，圣王教化与管理不可或缺。他强调的是：仁义道德有赖于后天人文文化、圣贤文化、规范秩序培养、严刑峻法惩戒，还有天子与诸侯既仁爱又强势的治理。然后才能抑恶扬善，化恶为仁，在内圣外王的圣王带领下，构建天下归仁的太平与福祉。

他的性恶论易于与韩非子等的法家论述接轨，但荀子儒法兼收，儒学为主，在认同法、刑的重要意义同时，尤其强调仁心仁德、为政以德、教化至上、圣贤（精神导师）至上，强调礼制法制的严格规范性;同时，对于老人、残疾人、边缘之人等也有各种变通通融折扣的柔性思路。在某种意义上，荀子的性恶论有他的先进与务实处，与孔孟相比较，荀子接地气多一些，高大浪漫的调门降了一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荀子含义丰富地引用并称颂《诗经》上的这两句诗，连通了孟子“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的名言，表现了他对于治理的立体性、多面性与可调整性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