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荣贵

1999年，农历六月十八日，母亲病逝之后，我一直有個心愿，把父亲接到城里和我们一块儿住。

2008年春天，父亲在我的再三邀请下，从湘西北的乡村来到我工作的城市。为了让他了解北京的悠久历史，我专门请假陪他登天安门城楼，爬八达岭长城，看十三陵，游天坛和即将竣工的鸟巢等;逛过王府井、西单、新东方天地等大型商场，吃过北京的烤鸭、果脯、炸酱面等特色小吃……父亲和我们在一起玩儿得很高兴，他与老家人通电话时，言语中，还不时地流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骄傲。他说，种了一辈子地，平时连个外县的人都很难见到，而站在北京的大街上，那些只能在电视电影里才能看到的蓝眼睛、黄头发及肤色各异的外国人，三五分钟就与你擦肩而过……

父亲在家的时候，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还不时地用手摸摸家具、电器和宽敞明亮的门窗，甚至还会时不时地发出一阵憨笑。觉得自己虽然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却用种庄稼的手为部队培养出了一名党员干部，而且还在大城市工作，心里很有成就感。我上班之后，他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早上6点起床把电视打开，直到晚上10时30分就寝才关机，很陶醉地坐在沙发上，屁股也不愿挪动一下。

就这样，父亲由于长时间不走动，在家住了半个月，脚肿得像面包似的。我下班回家后，他把腿伸到我跟前说，“儿子，我恐怕就是种地的命，人不干活儿脚都肿得穿不进鞋了。”还找理由说，“老家养的鸡和地里种的菜也没人管，我想早点儿回去。”我说：“那不值几个钱，就扔在那儿吧。”“不行，你不答应，我自己走，再说，我整天与乡亲们在一起比一个人待在你这儿强。”经过几番劝说和挽留，见父亲去意已决，我只好把他送回千里之外的乡下。

父亲多年养成的劳动习惯一直没改，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每天依旧凌晨4时30分起床，经常一个人趁着朦胧的夜色，把地里的菜摘好挑到池塘边一点点儿洗净，一把把捆好，然后再整整齐齐地码在菜篮子里，挑到离家2公里外的集市上去卖。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内心的“火”一下就蹿了起来。我在电话里很生气地唬他：“爹，您是得过两次脑溢血的病人，不爱惜身体怎么行？别人知道了还以为我们做子女的对您不孝顺。”可固执的父亲每次面对我的劝说，依然是虚心接受、屡教不改，每天照样起早贪黑地侍弄他的一亩三分地，经营他的菜园子。为排除他的寂寞和对他有个照应，我们鼓励他找老伴儿，在先后与谭姨和李姨相处一段时间后，最终还是由于性格差异等因素无果而终，自己依旧孑然一身。

我们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父亲为挣钱补贴家用，一年四季在县城做小工、拉板车，常常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背痛。记得在送货的路上，那匹威猛高大、性情刚烈的枣红马只要一发飙，便拖着板车在路上没命地跑。父亲因马车失控，多次连人带车摔在路旁的水沟里。当乡亲们把鼻青脸肿的父亲从车底下抬出来的时候，他关心的并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反复询问板车摔坏了没有。

为支撑我们那个并不富裕的家，父亲不仅能吃苦，而且对我要求非常严。为挣生产队一年45公斤稻谷，他让我8岁放牛。为不耽误学习，我每天必须得清晨5时30分起床。正在长身体的我特别嗜睡，有时一个人骑在牛背上，任牛摇摇晃晃地走2里地，眼睛都未睁开。特别是那头“重色轻主”的牯牛，只要一见到母牛，便会肆无忌惮地狂奔，我曾无数次从牛背上被四脚朝天地扔在稻田里，摔得眼冒金星、浑身是泥。

我对父亲产生了深深的怨恨。一天，我站在他跟前泪眼汪汪地质问：“爹！我是您亲生的吗？你在家里让我享受过独子的待遇吗？”父亲吃惊地看着我，停了一会儿说：“儿子，你是爹亲生的，爹让你每天去放牛，就是让你长大以后不放牛，你要知道，人一辈子很漫长，会遇到很多艰难险阻，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爹只有从小不断地摔打你、磨炼你，你将来才能担重担、干大事、有出息。”

印象最深的是我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和爹妈在一个明月高悬的夜晚“双抢”（抢割抢播），我一边汗流浃背地收割稻谷，一边不耐烦地问父亲：“爹，你看田埂上那自由自在、成双成对散步的人，他们为什么不‘双抢？”父亲说：“那是纺织厂的工人，八小时之外的时间由他们自己支配，如果你想以后像他们一样很悠闲地生活，必须得好好念书，将来才有作为。否则，你永远都走不出这块庄稼地！”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我能从乡村走进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由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部队的党员干部，得益于父亲的严厉教育。

然而，2013年1月19日（2012年农历腊月初八），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大婶妈在电话里惊恐万状地说：“荣贵，你爹在门前的池塘里溺水了。”

开始，我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消息得到确认之后，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整个人站在地上轻飘飘的，身上没有一点儿支撑的力量，眼前突然一黑，一个趔趄差点儿栽在地上。怎么会这么突然！父亲昨晚还在电话里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年货已备好，只盼着我早点儿偕妻带女回家团聚。如明年方便，还准备来京参加我女儿15岁的生日庆祝。”

没想到，他昨晚在电话里与我说的那些，竟成了他留给我的最后遗言。

我急匆匆地从北京赶回桃源老家，迎着刺骨的寒风，呆呆地站在父亲溺水的地方，心如刀绞。我不知道在那个晨雾迷茫、寒气逼人的清晨，他一个人在寻求救援的时候，身体是多么的难受;在人们睡意正酣、万籁俱寂的漫漫长夜，在左呼右唤无人应答的情况下，他是多么的无助;在去池塘边清洗弄脏的手而不慎落水，在头脑清醒，而归途无力的时候，是多么的孤独和绝望。

就这样，父亲在那个无人知晓的清晨，不慎跌落到门前那片彻骨冰冷的池塘，悄无声息地走完了他坎坷而又平凡的一生。每天《新闻联播》之后，都是我与父亲通话的固定时间。尽管没什么大事，我都会问问他的身体，聊聊各自的近况，或向他讲讲我工作上的收获，生活中的烦恼。可自从父亲走后，我每天不知道该做什么，生活如同嚼蜡般没有滋味。我有时躺在床上眼睛一闭，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就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一幕幕再现;我有时坐在凳子上愣愣地发呆，突然觉得精神上最大的依靠没有了。

我有时想给他打电话，可那个熟悉得倒背如流的号码没按一半，却突然发现我要关心的这个人已离开人世。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