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荣贵

1999年，农历六月十八日，母亲病逝之后，我一直有個心愿，把父亲接到城里和我们一块儿住。

2008年春天，父亲在我的再三邀请下，从湘西北的乡村来到我工作的城市。为了让他了解北京的悠久历史，我专门请假陪他登天安门城楼，爬八达岭长城，看十三陵，游天坛和即将竣工的鸟巢等;逛过王府井、西单、新东方天地等大型商场，吃过北京的烤鸭、果脯、炸酱面等特色小吃……父亲和我们在一起玩儿得很高兴，他与老家人通电话时，言语中，还不时地流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骄傲。他说，种了一辈子地，平时连个外县的人都很难见到，而站在北京的大街上，那些只能在电视电影里才能看到的蓝眼睛、黄头发及肤色各异的外国人，三五分钟就与你擦肩而过……

父亲在家的时候，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还不时地用手摸摸家具、电器和宽敞明亮的门窗，甚至还会时不时地发出一阵憨笑。觉得自己虽然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却用种庄稼的手为部队培养出了一名党员干部，而且还在大城市工作，心里很有成就感。我上班之后，他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早上6点起床把电视打开，直到晚上10时30分就寝才关机，很陶醉地坐在沙发上，屁股也不愿挪动一下。

就这样，父亲由于长时间不走动，在家住了半个月，脚肿得像面包似的。我下班回家后，他把腿伸到我跟前说，“儿子，我恐怕就是种地的命，人不干活儿脚都肿得穿不进鞋了。”还找理由说，“老家养的鸡和地里种的菜也没人管，我想早点儿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