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7公里木扎提河（ 渭干河）北岸，明屋塔格山断崖上。克孜尔石窟大约建于公元3世纪，止于公元8世纪～9世纪。克孜尔石窟是中国大型石窟之一，也是中国开凿最早的石窟群。1961年，克孜尔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克孜尔石窟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重要的遗产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克孜尔石窟现存洞窟345个，总体走向呈东西向，绵延约3 公里。洞窟分为4个区域：谷西区、谷内区、谷东区和后山区。克孜尔石窟洞窟形制有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僧房窟和龛窟等。其中禅修用的僧房窟遍布各区，数量占洞窟总数的2/3，反映出克孜尔石窟是龟兹地区佛教禅修的重要场所。

克孜尔石窟在历史变迁中，经历了新疆文化转型的冲击和破坏。克孜尔石窟的雕塑（主要是泥塑）大部分已毁，现存雕塑已是凤毛麟角。壁画则成为克孜尔石窟最丰富的遗存了。克孜尔石窟现存壁画面积近4000平方米，题材繁多，内容丰富，主题是围绕释迦牟尼前世今生的诸种事迹，即通常所谓的“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等。

围绕这些故事的天相图、飞天、天宫伎乐等也都是克孜尔石窟具有艺术魅力的图像。此外，大量的供养人像是研究龟兹历史及西域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克孜尔石窟还出土了大量古代各种文字的文书、木简等，都弥足珍贵。

19世纪末20世纪初，饱受沧桑的克孜尔石窟又遭遇了一场“雪上加霜”的劫难，精美的壁画和雕塑，被无情地从母体分割，远走他乡，天各一方。新疆文物的流失，与敦煌文物流失一样，是一部中国文物的“伤心史”。为了准确阐述新疆文物流失的事实真相，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弥补历史造成的遗憾，新疆龟兹研究院承担了龟兹石窟文物流失的调查、研究与复原的任务。经过二十年多年的砥砺奋斗，取得了初步成果，《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就是其重要成果之一，也是其核心部分。

一、克孜尔石窟壁画流失的历史回顾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掀起的西域探险考察热潮中，先后有俄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探险队对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这些探险队在探险考察过程中，程度不同地都从克孜尔石窟掠取了壁画、雕塑等珍贵文物。

（一）俄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最早考察克孜尔石窟的是俄国人。在克孜尔后山区第213窟西壁上有用铅笔题写的俄文人名：г. Мюнханг（缪恩汉克），时间是1879年1月15日。另在谷西区第38窟左甬道券顶也有俄文铅笔题记， 时间是1883年。这两则俄文题记中的人名相同。根据题记推测，这个叫缪恩汉克的人曾两次到达克孜尔石窟。除此题记外，尚未发现该人其他有关探险考察的文字材料。

1905年，俄罗斯中亚与东亚研究委员会为进行地理勘察，派遣M.M.别列佐夫斯基（М.М.Березовский）和其堂弟H.M.别列佐夫斯基（Н.М.Березовский）带领探险队前往新疆考察。1906年2月6日他们抵达库车后，考察了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古龟兹地区的多处遗址，并揭取了克孜尔第60窟的部分壁画。别列佐夫斯基兄弟考察所获取的大部分资料保存在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东方学档案馆（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东方学档案馆）内。另有部分资料藏于原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州档案馆内。

1909年～1910年和1914年～1915年，由俄罗斯中亚与东亚研究委员会资助，印度学、佛教艺术史和古文字专家С . Ф . 奥登堡（SergeyFyodorovich Oldenburg）率领探险队两次赴新疆进行探险考察。第一次探险队考察了龟兹地区多处遗址，其间在克孜尔石窟逗留数日，调查了德国探险队曾揭取过壁画的洞窟， 并剥取了第1 9 8窟和第1 9 9窟的壁画。这次考察报告《1909至1910年俄国新疆探险考察初步简报》于1914年公布。1910年俄国探险队在新疆收集的文物收藏在圣彼得堡俄国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后来， 这批文物被移至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自1935年起，包括壁画、绘画、陶器、写本、照片以及遗址的考古草图等部分文物开始展出。国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馆共收藏有俄国探险队从龟兹地区带走的文物800余件，壁画残片7 9件， 其中出自克孜尔石窟的有16件。

（二）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1903年4月10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一次探险队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到达拜城克孜尔村， 与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偶遇。4月15日，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到克孜尔石窟正式开始考察工作。他们首先调查了各区的洞窟，拍摄了部分洞窟壁画和外景，记录了近100个洞窟。他们在部分洞窟中揭取了壁画，首开了割取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恶劣先例。日本探险队还清理出不少木简和文书残纸，最为重要的要数“孔目司文书”以及唐代龟兹语寺院帳历MS00541（大谷文书五四一号，简称Ot.12）的发现。根据堀贤雄4月22日的日记，庆昭蓉推测，这两件文书可能是“供伴出土”，而且可能出土于谷内区第123窟至第125A窟一带。4月23日，渡边哲信和堀贤雄携10余件壁画和出土文物返回库车。

1909年3月18日至20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二次探险队的野村荣三郎抵达克孜尔石窟，发掘了部分洞窟，并从克孜尔后山区第206窟和第224窟揭取了几幅壁画。

1912年5月至6月，日本大谷光瑞第三次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在克孜尔石窟挖掘了部分洞窟，切割了几幅壁画，并拍摄、临摹了部分洞窟的壁画。

吉川小一郎在1913年5月30日的日记中记载：“然而此处诸洞业经我[本愿寺派] 渡边、堀、野村三人探险发掘，此前此后又经洋人几番下铲，尤其是某位俄国人士，为了让之后前来探访的旅客断念，把残存壁画率皆加以破碎，不才如我，即使想再追续前贤，有所把握“收获”，看了“这个状况也不免”甚为忐忑不安。”从这段记录看出，铲子是大谷探险队队员在克孜尔石窟揭取壁画的工具之一。在第48窟、第175窟壁面上留下的就是椭圆形的揭取痕迹。（图1）此外，还描述了俄罗斯探险队对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破坏。

大谷光瑞探险队从新疆带回日本的文物中的部分精品被收录到1915年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谱》中， 其中有克孜尔石窟壁画1 1幅，佛典写本6件。由于大谷探险队队员都没有受过专门的考古训练，工作比较粗疏，对发掘品未作编号，他们的发掘都没有正式的考古报告，致使后来在整理探险收获时发生混乱。因此，探险队队员的工作日记便成了了解他们调查发掘和文物出土情况的文字材料。这些日记直到1937年才发表在《新西域记》两卷本中，书中刊有克孜尔石窟壁画和外景照片、洞窟形制和壁画示意图等。

（三）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20世纪初，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馆曾组织“普鲁士皇家吐鲁番探险队”于1902年10 月至1903年5月、1904年11月至1905年12月、1905年12月至1907年5月、1913年5月至1914年2月先后四次在新疆地区进行探险考察活动。第三次和第四次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考察的时间最长。

第三次探险队队长是格伦威德尔（AlbertGrünwedel），队员有勒柯克（Albertvon LeCoq）、巴图斯（Theodor Bartus）和波尔特（H. Pohrt）。格伦威德尔对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和布局、纹饰图案等都做了较详细的记录。此外，格伦威德尔还将硫酸纸拓在壁画上绘制了很多幅壁画线描稿。（图2）勒柯克和巴图斯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古代写本、木板画、塑像和壁画残块等。波尔特拍摄了洞窟外景和壁画，测量洞窟并绘图。有关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形制图、壁画题材内容及位置分布记录，主要是在这次考察期间完成的。探险队还给洞窟编号并命名（ 见本书附表三） 。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停留了两个半月，虽然在格伦威德尔的反对下，勒柯克和巴图斯还是用弧尾锯切割了一部分壁画。（图3）第四次探险队由勒柯克率领，队员仅有巴图斯一人。他们于1913年6月中旬到达克孜尔石窟。在第三次探险队考察克孜尔石窟时，有些位置较高而且比较危险的洞窟，格伦威德尔没有攀登上去。

第四次探险队考察时，巴图斯攀登考察了这些高危洞窟， 并测绘了洞窟形制图。（图4）在克孜尔第213窟和第223A窟的壁面上还存有巴图斯当年留下的题刻。第四次探险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切割壁画，其数量远远超过了第三次探险队所获。8月初，探险队离开克孜尔石窟，前往库车。

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两次考察，割取并带走了大量壁画。1933年，德国公布馆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数量是2 5 2 块，328.07平方米，出自37个洞窟。这个数据与克孜尔石窟留存的割取痕迹的面积和洞窟数量相差甚远。德国探险队四次探险都有考察报告或文章公布。从1907年起，他们陆续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考察报告与研究论文。其代表性的成果有：格伦威德尔的《新疆古佛寺》和《古代库车》，勒柯克的《中亚艺术与文化史图鉴》， 勒柯克和瓦尔德施密特（E .Waldschmidt）合编的《新疆佛教艺术》（七卷本）等。德国公布的报告与文献，基本上展示了德国探险队的活动情况。

（四）法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1906年至1908年，由伯希和（PaulPelliot）率领的法国探险队在新疆开展考察工作。探险队在库车停留了数月，考察了克孜尔、库木吐喇以及克孜尔尕哈石窟。伯希和在克孜尔石窟个别洞窟拍摄了照片。伯希和还从克孜尔尕哈石窟捡走了一些脱落在地的壁画残片。伯希和在库车重点发掘了苏巴什佛寺和库木吐喇石窟南侧的都勒都尔-阿胡尔遗址。这两地的考察报告是伯希和新疆考察的重要成果。伯希和带回巴黎的文献材料大部分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其他文物则入藏巴黎卢浮宫，后归集美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百诗（L.Hambis）组织了一批学者从事伯希和在新疆与敦煌所获文物的系统分类整理工作，编有《伯希和探险队考古资料丛刊》，在第一卷《吐木休克》和第八卷《庫车地区诸遗址·龟兹语铭文》中刊有克孜尔石窟壁画、塑像和龟兹文题记残片等图片。伯希和在库车地区发现的梵文和龟兹文写本，早年由菲诺（LouisFinot）和列维（SylvainLevi）整理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皮诺（GeorgesPinault）负责重新整理龟兹文写本。

（五）英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1914年5月28日，英国斯坦因（A.Stein）率领第三次中亚探险队对克孜尔石窟作了为期一天的考察，拍摄了部分壁画照片。

克孜尔石窟洞窟形制保存较为完整、壁画尚存的洞窟近70个，除了谷内区的一部分洞窟，即第97窟至第104窟这一组洞窟由于位置较高，不容易攀登，才幸免于难。而其余洞窟的壁画几乎毫无例外地遭到了外国探险队不同程度的切割剥取。目前统计，遭到切割壁画的洞窟有59个，揭取壁画面积近500平方米。

二、克孜尔石窟壁画流失情况与现状调查

（一）克孜尔石窟壁画流失调查

早在20世纪中叶，我国以黄文弼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家和以韩乐然先生为代表的艺术家对克孜尔石窟壁画流失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有关部门与各界人士都非常重视我国文物流失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和《中国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图册中，对龟兹石窟文物流失问题作了专题研究与介绍。之后又相继出版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龟兹》《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等图册，将流失海外的新疆石窟文物编入其中，并附有相关考察与研究文章。这些都为后来全面开展新疆文物流失的考察研究，奠定了基础。

1998年，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今新疆龟兹研究院）为了全面开展龟兹石窟研究，将“克孜尔石窟文物流失研究”列为重点研究课题之一。在研究所领导支持下，由霍旭初研究员组织业务人员启动了这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与条件，在基本掌握国外公布的图像等资料外，调查与测量克孜尔石窟被剥离壁画的揭取痕迹，是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与考证复原的根据。有了上述基础资料，我们就掌握了对照、排比、分析、辩误的主动权， 取得了初步的“ 话语权”

1998年秋， 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今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玛利安娜·雅尔荻兹（Marianne Yaldiz）女士访问克孜尔石窟， 向我们提供了一份该馆整理的《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藏395块克孜尔石窟壁画目录索引》。她返回柏林后，又给研究所提供了272张黑白照片。1999年，她又给研究所提供了该馆收藏的部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碳14测定数据28个。

2002年9月，霍旭初研究员与笔者应邀参加了由德国国家博物馆、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和德国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的“重访吐鲁番： 丝绸之路艺术与文化研究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我们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文物库房工作了一周，核对了该馆收藏的大部分克孜尔石窟壁画。

2010年，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鲁克思（Klaas Ruitenbeek）馆长访问克孜尔石窟，拉开了该馆与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合作的序幕。

2011年2月，笔者受邀访问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调查该馆收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

2011年10月至11月，笔者受邀访问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镰仓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和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调查流失日本的克孜尔石窟壁画。

2012年～2013年，笔者在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访学期间，对该馆现藏克孜尔石窟壁画进行了彻底的调查与测量，查阅了德国探险队历次考察的文字档案与图片资料，特别是看到了尚未公布的一些材料，收获颇丰。该馆向笔者提供了所有壁画的彩色图片。

自从笔者代表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馆开展合作始，相继与世界各国收藏克孜尔石窟文物的单位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合作关系，克孜尔石窟流失文物考察研究工作有了新进展，局面进一步打开。

2013年1月，笔者从柏林前往法国巴黎，对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的新疆石窟寺壁画和雕塑等文物作了初步调查。

2013年5月，笔者从柏林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 在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研究员吉拉·萨玛秀克（Kira Fedorovna Samosyuk）和文物保管员普切林（Nicolai Pchelin）的陪同下， 对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龟兹石窟壁画做了初步调查。

2014年10月底至11月初，笔者参加2014年度“新疆文化海外宣传周”活动，作为随团专家前往莫斯科和柏林。在柏林期间，笔者再次前往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核对克孜尔石窟壁画。

2015年11月，笔者带领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和吐鲁番学研究院的部分业务人员赴韩国考察，对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新疆石窟寺壁画等文物做了初步调查。

2016年6月，笔者再次远赴柏林，核对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新疆壁画等文物。在此期间，受德国外交部文化处的邀请，与毕丽兰（Lilla Russell-Smith）博士一起在德国外交部文化处座谈，介绍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和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合作以及笔者调查复原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情况。

2016年7月底至8月初，笔者再次前往圣彼得堡，与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娜塔莉亚（Natalia ViktorovnaKozlova）洽谈拍摄、公布该馆收藏的龟兹石窟壁画合作事宜，并全面调查了该馆收藏的龟兹石窟壁画等文物。

2016年12月， 受德国外交部文化处邀请，中国新疆文物局、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和中国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相关领导及笔者访问柏林。参加了由德国外交部文化处组织，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中国新疆文物局、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中国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及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代表共同参与的“ 丝绸之路沿线文物的数字化保护问题”座谈会。（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