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旭 聂小琴# 舒天楚 梁 田 彭 政 袁 忻

(1.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2.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12；3.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北京 100035；4.美国Impact环境集团，纽约 11716)

我国对污染场地关注较晚，大致始于2004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于2018年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从国家层面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编入法律，并初步涉及土壤污染责任认定、土壤污染资金划定等内容，配合发布了多套场地调查、修复技术的相关技术指南，各省也相应出台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技术指南用于指导实践工作。但是目前我国关于污染场地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污染场地管理政策尚不成熟，污染场地的“发现—修复—安全利用—后期监管”流程暂未打通，污染场地修复后再利用流转过程中责任主体、责任节点、责任清单等诸多问题仍需明确，不利于污染场地修复后的安全利用。反观美国在1980年颁布《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后，已经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法律体系，对污染场地管理过程中的监管责任已有清晰认定。本研究通过剖析中美污染场地管理政策差异，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完善我国污染场地管理流程，规范污染场地修复和安全利用过程的建议。

1 中美污染场地特性对比

据估计，我国现存污染场地100万个以上[1]。其中华东、华南地区重金属污染场地较为密集，主要分布在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区，北方则相对较少。美国污染场地数量超过45万个，已完成修复的超过11.7万个，超级基金国家优先清单在列的污染场地1 335个(截至2020年2月5日)，已经删除的污染场地424个，正在增列审批的污染场地5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