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小说《二月》中的寡母形象文嫂，是那个时代中最为可怜的一种人群的缩影。虽然在生活上她获得了小说男主人公萧涧秋的帮助，但最终还是因为内心的羞耻感而选择了自杀。导致她自杀的羞耻之心有三个向度：外界的流言、对恩人的愧疚、对自己的鄙夷。而这种来自于多个维度的、令人痛不欲生的羞耻感，一直长久地存在于女性的现实生活中间。

关键词：文嫂;羞耻;流言;自杀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汉语国际教育视野下的中国文化教材与数据库建设研究”（18JZD018）阶段性研究成果。

出版于1929年的小说《二月》是柔石的代表作，以往对这篇小说的研究多围绕着小说中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主人公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软弱与无奈等方面展开，鲜少对“文嫂之死”做出注解。以往的研究认为，文嫂自杀是由于她无法承受丧子之痛。但经过重读这篇小说发现，丧子之痛只是她走向死亡的原因之一，强烈的羞耻感才是酿成她悲惨结局的重要因素。

文嫂是柔石在《二月》中塑造的一个寡母形象，丈夫在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惠州战役中阵亡，传言中他的死状血肉模糊，极为惨烈，而且“行李衣服都没有了，恤金一时也领不到”[1]12。于是，她只得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回到芙蓉镇。“以后，可怜他们母子三人，不知怎样过活！家里一块田地也没有……两年来，他也没有寄回家一个钱。”[1]13这些传言被男主人公萧涧秋听到，他便诚心诚意地向文嫂施以援手，并帮助文嫂的女儿采莲上学读书。萧涧秋作为新来到芙蓉镇的有知识的青年，被镇上出众的陶岚所欣赏，陶岚同样怀着一腔热忱愿意帮助文嫂，而此时针对萧涧秋和文嫂的流言蜚语却四处涌起，本来以为生活不再绝望的文嫂被流言所裹挟而感到羞愧难当，加之丧子之痛和对恩人的愧疚，她最终选择了自杀。

指引她走向死亡的羞耻感来自三个方面。

一、因萧涧秋而起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说：“事实上在‘我为我感到羞耻这一表述的结构中，羞耻假设了一个对别人而言的对象——我……羞耻是对以下三个纬度的统一体会：我在他人面前对我感到羞耻。”[2]在这里，萨特认为当有他者在场时，我处在他者的目光中，当别人观察我关注我的时候，我会为我感到羞耻，也就是说他者的存在是耻感生发的条件之一。按照这样一种羞耻情绪产生的结构解释，人是在他人面前才感到自我羞耻：当我经历了一件事，事件中不只有我，还有人在某处凝视着我，这会令我开始感到羞耻。指引文嫂走向死亡的正是这种一开始不存在的、在他者凝视下产生的羞耻之情。萧涧秋初与文嫂母子结识，告诉她自己无家无室，收入没有别的用处，可以拿出一半帮助文嫂一家，文嫂的反应是“先生，你是菩萨吗？”[1]38她对于这份在求告无门之中突如其来的帮助，因着孩子的原因，也诚心诚意地接受了。而这样的一种正常的帮助，却引发了镇上的流言四起。

流言的产生意味着带有审视目光的他者出现，意味着引发羞耻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充足。“流言”不仅代表我被他人看到这样一个行为动作，更代表着他人的观察中所蕴含的社会评价与道德准则，包含着已经形成于大众意识之中的对事件的评判标准。齐美尔在《羞耻心理学》一文中说：“在无数的关系里，我们仿佛分离出我们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代表着其他人对我们的判断、感觉和意志……我们能够觉察出一般由于其他人的注意而在我们身上形成的内心状况，并使我们自己对自己感到羞耻。”[3]162羞耻是在他者面前的羞耻，但这个他者可能是真正在场的人，也可能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一个想象中的对自己进行某些监督的他者。羞耻以他者的存在为前提，认可他者道德评判的标准，接受自己正是被观察和评判的对象，沦陷在他者的目光中。在柔石笔下构建的芙蓉镇中，萧涧秋对文嫂一家的帮助，在他人看来，是一个单身男青年与年轻寡妇说不清楚的故事，这个男青年竟拿出自己的收入供给这一家孤儿寡母。而萧涧秋却坦坦荡荡，不以为然，但随着流言的传播，“有几位妇人竟来到寡妇底前面，问长问短，关于萧涧秋底身上。”[1]109作家通过叙事将文嫂牢牢地锁定在“她的家”这一空间之内，而这唯一的生存空间正在遭到挤压。围绕着文嫂展开的流言的内容无非是所谓“贞洁”，传统男权话语营造着一种贞洁之于女性的重要性勝过生命的道德氛围。节烈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女性意识中的社会行为准则，被奴化的女性自觉遵守男权社会制造的这种反人性的道德逻辑，“不守妇道”是女人的耻辱。文嫂仅仅作为接受帮助的个体，她是充满感恩情绪的，这种情境本身没有直接引发羞耻感的产生，但是当流言中的自己参照已有的标准事件时，是有悖于其评价准则的，这令她开始感到羞耻，开始将负面效果归因于自我的不足，于是，“妇人只有忍着她创痛的心来接待萧涧秋，将她底苦恼隐藏在快乐底后面同萧涧秋谈话”[1]109。

事实上文嫂的这种情绪是一种不耻之耻，无论是以挣脱开传统道德枷锁的目光观照文嫂与萧涧秋之间的关系，还是将其放置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来审视，实际上二人都没有做出任何要受到道德指责、审判之事，萧是世界上唯一关心两个幼子未来的外人，文嫂也怀着报恩的心接受着这一份关心，“但社会，乡村的多嘴的群众，能明了这个么？”[1]108男尊女卑的社会，女性身份历来被附加着引诱者的色彩，而寡妇一词又隐含暗示着身份主体怀有为正统道德观念所不齿的性欲望，所以这样的身份设定，使得羞耻感被划归于事件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嫂，使她陷入到难以自拔的境地。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权利天平上男性一端高于女性一端而污名化女性，这使得一个人生而为女性就会感到羞耻，甚至无论男女，都会以自身具有某些女性特点而为耻。男性对于女性性别意识的压迫逐渐形成一种权利意识，对于文嫂及几位问长问短的妇人而言，萧涧秋具有强大的权利身份，而由于萧涧秋和文嫂二人的性别和社会地位的悬殊差异，也会使文嫂不由自主地产生诸如“我毁坏了他底名誉”[1]177这样的想法，因为被强权压迫的人群会自觉地维护现有的权力机制。

二、因陶岚而起

陶岚的存在是引发文嫂羞耻感的又一重因素。在文嫂眼中，陶岚与萧涧秋是一对般配的恋人，“陶岚是芙蓉镇里的孔雀，谁都愿意爱她”[1]109，她如同炽热的火苗，一心一意系挂着萧涧秋，她的哥哥陶慕侃试图劝她“尊重舆论一点，舆论是可怕的”，陶岚的回应是冷笑，“笑骂由人笑骂，我行我素而已。”[1]109这样一个心灵上的自由程度远超过文嫂的女性，对文嫂的关怀同样也是不遗余力的。小儿子阿宝病逝后，文嫂躺在床上食不下咽，陶岚意欲接她到自己家里去住几天，“损坏了你底身体，又有什么用呢？况且小妹妹跟在你底身边也太苦……弄坏小妹妹底身子也不忍。”[1]190到后来，萧涧秋想到的能救助文嫂的最佳方法，是让她“转嫁”给自己。可是这之后再提起文嫂，就是她已经上吊而亡的消息了。在这三个人之间，关系是简单的，可是情感却是复杂的。萧涧秋以为，帮助文嫂就要娶她，而陶岚爱慕萧涧秋，文嫂又无法拒绝萧、陶的帮助，但她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破坏着萧陶二人的婚恋关系，她感到内疚、自责、羞愧难当，于是，对自我的轻视以及对社会普遍价值观念的归顺，使她选择了自杀。陶岚眼中的文嫂是一位“温良，和顺，有礼貌的妇人”[1]120，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文嫂要求自己的道德行为要符合主流社会的准则。如果用萨特的话说，感到羞耻不是反思的结果，而是我向他人显现的结果，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文嫂的灵魂在某些方面是高尚的。文嫂的自杀是一种利他型自杀，当别人的幸福超出了自己的生命的意义时，她可以为他人的幸福牺牲自我。

当萧陶二人都出现在文嫂的生活中，关于这三人的流言只会增不会减，文嫂处于一个更加尴尬的境地。人在陷入羞耻情绪之中时，一旦获得来自外界的他者的同情，这种负面情绪是可以得到缓解的。但是由于陶岚的存在，外界眼光对文嫂的指责却是罪加一等。正如心理学家切克鲁恩等人所认为的，在一个人群中存在一种刻板印象，当其中某一人做出“反常”举动，对这一人群的社会价值构成了威胁时，带有刻板印象的目光会更容易引发羞耻感，并加深羞耻感的程度[4]。文嫂此时得到了同情，但却是来自萧、陶的同情，此二人同样是被他人议论的对象，与自己一样也是当事人。文嫂最希望得到的是与自己相同阶层的人的普遍同情，而萧、陶二人的同情带给她的只能是更强烈的羞耻感，是无限消极的情绪。由此可见问题不在于萧、陶的同情，而是在于社会的流言蜚语和刻板观念。正如齐美尔所说：“一方面，在亲密无间的人面前可以直截了当地做很多事情，或者承认很多事情，而面对比较疏远的人发生这类事情时，可能会引起最深沉的羞耻，这部分原因在于同亲密无间的人的休戚与共。”[3]163面对陶岚和决定与自己结婚的萧涧秋，文嫂想到的是：“他可以有幸福的，他可以有……于是我底路，便完了”[1]177，她既内疚又羞愧。感到内疚的人，会选择进行弥补，而感到羞耻的人，會选择躲避尴尬的场面。在这样一种内心图景的营造之下，文嫂以自己的死来成全萧、陶二人，这是她在无望之中的报答。

三、因自己而起

令文嫂感到羞耻的因素还有其自身情感的微妙变化。采莲没有上学，萧涧秋担心有事便到家探望。要走时，文嫂留他吃饭，随后女孩天真地说如果雨依然很大，请萧伯伯留宿一晚。“妇人没有话，她底心被女孩底天真的话所拨乱，好像跳动的琴弦。”[1]92人在某些特殊氛围下，心境会发生改变，一句话或者突然无话，都可能会引发自我感觉的变化，舍勒称之为“返回自身”[5]，并且一旦这种现象发生，人的羞耻感也会油然而生。原本文嫂是一个接受帮助的弱势的个体，她朴素地想请恩人留下来吃饭，这是她此刻能够想到的唯一的感谢方式，但转瞬间她成为可能会与不是丈夫的男性共宿一晚的个体，一般存在的社会话语使得她对自我的感觉产生了变化——她开始对自己感到鄙夷。文嫂的身世凄凉：丈夫阵亡，即便活着的时候也不常贴补家用;自己几乎不可能走进社会，没有收入，也没有田地;带着一双儿女，大女儿不过七岁。联系到自己生活的苦难和对方高不可攀的身份等因素，强烈的自卑感与羞耻感被引发。

此外，文嫂与绝大多数同时代的无法接受教育的女性一样，依附于男权社会构建的女性价值体系同时对其无限认可，比如她重男轻女的表现，并且主动地将本我定义为是丈夫，即男性的客体。阿宝的死使文嫂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她认定为丈夫传宗接代是自己天大的职责，而阿宝的死使自己失去了活在世上的几乎是唯一的价值。这同样引发了文嫂的羞耻感：没有保护好儿子，自己是无用之人，没有脸面活在世上，而女儿自有好心人收养吧。陶岚的在场根本无法唤醒文嫂女性的自觉，使她拥有超越阶级的愿望，甚至是作为男性的萧涧秋，也不可能打开她身上历史的枷锁，此时的文嫂是一个生理性别有别于男性，而社会性别完全模糊的客体。引发这一重羞耻感的原因，归根结底，依然是来自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高强度规训，许多人相信，为夫家养育儿子是一个女人一生最大的追求。这种规训无所不在，女性在这样的现实话语中失去独立的自我，她们总是以某人妻子或母亲的身份出现，而所谓的主体一旦消失，她们将彻底迷失，陷入绝对的困境。

四、结语

人们总是习惯于顺从刻板印象与腐朽思想，将其定为至高标准，并善于把对这些标准的恐惧，以羞耻化、污名化的方式投射在相较自己更为弱势的群体上，来保证自身不会受到至高标准的威胁，例如羞辱儿童、女性、残障人士等群体，使他们对自己的特征属性感到羞耻。这种文明意识进化的滞后性，持续压制着个体乃至人群，受到伤害的往往是无辜的人。另外，知耻是古今中外的人类所共同推崇的一种道德品格，从文本来看，文嫂与萧涧秋的确在某些方面具有“较高的意识等级”[6]120-126，拥有着人类“高层次的价值”[6]120-126，而在几千年里不断被强化、直至被内化的这种道德认知，使人们在为了安身立命，融入集体时不自觉地进行着自我行为约束，这些约束强调整体性，从而抹杀掉了人作为个体的个性特征，可以视之为是非人道的。在这种约束之中，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远高于对男性的要求，而在过高的、甚至是违背人性的道德要求之下，被压迫群体则极易获得羞耻感。中国传统女性无意识地遵守着夫为妻纲的道德规范，又身体力行地加强着男尊女卑的行为准则，以符合男性霸权审美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压抑自己，一方面管束别人。这种通过引发强加给女性的羞耻感而不断压缩其生存空间的现象，正以不同的形式持续上演。

文嫂的羞耻感正是在这种外在与内在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在她遭到的非议远超过其自身承受能力时，被对自我巨大的不认同感淹没，来自于不同维度的羞耻感使她万念俱灰，从而最终选择了自杀。而这场一百年前的文嫂之死却依然具有强大的穿透力，直至今日仍有回响。

参考文献：

[1]柔石.二月[M].上海：春潮书局，1929.

[2]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宜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齐美尔社会学论文选[M].林荣远，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Chekroun.P ，Nugier.A.“I'm ashamed because of you，so please，don't do that！”： Reactions to deviance as a protection against a threat to social image[J]. Eur. J. Soc. Psychol. 41，479-488 （2011）.

[5]舍勒.价值的颠覆[M].刘小枫，编校.罗悌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6]张任之.舍勒的羞感现象学[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3）：120-126，139.

作者简介：李佳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