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经济学院，河南 郑州450046）

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际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非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挖掘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融合，在贸易流通中实现内外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势互补。就二者关系而言，在国内贸易中利用规模市场优势，持续增强贸易创新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优化进出口规模，为外贸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则为国内贸易提供资金、信息、技术等支持，二者协同发展、彼此影响，形成了“国内贸易—对外贸易”耦合系统。本文在分析内外贸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测度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间的耦合协调状况，并尝试提出促进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这不仅有利于丰富现有关于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而且对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内外贸易发展现状

（一）对外贸易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深化，对外贸易整体增速加快明显，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受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速整体放缓，进出口总额有所下滑，出口方面尤为明显。200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150648亿元，较上年下降16.27%，其中，出口总额为82030亿元，下降18.3%，进口总额为68618亿元，下降13.7%。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呈现逐年递增的发展趋势，进出口总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355亿元攀升至2019年的315627亿元，增长了888倍。外贸规模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但是出口端以服装、食品、小家电等低层次、低附加值的产品为主，芯片等高技术产品依赖进口的现象严重，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较为突出。此外，后疫情时代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颇具时滞性，导致国际市场疲软、外需增长乏力，对我国当前外贸发展提出诸多挑战。

（二）国内贸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批发、零售、餐饮等行业的零售额，覆盖面广，是反映国内经济景气程度的重要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近20年内逐年递增，其中2008年增幅较大，增长率达22.5%。在全球经济危机引致外部需求疲软的背景下，拉动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成为中国经济“保增长”的主要动力。

2014年以来，商务部多次出台促进内贸流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旨在完善内贸流通领域建设，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08017亿元，首次突破40万亿元，较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260倍有余。虽然近些年国内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从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仍存在管理体系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导致国内市场缺乏活力、消费源动力不足，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当前国内经济发展结构和国际市场大环境的新变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国内贸易中降低外贸依存度，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挖掘内需潜力。对此，应从满足居民消费需求、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畅通高效的内贸流通体系，在保障国内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增强我国在国际贸易交往中的话语权，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因此，现阶段我国应重点考虑如何在对外贸易中提升产品的竞争优势与附加值，在内贸流通领域中推动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实现内外贸易良性互动。

二、内外贸耦合协调研究设计

（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在构建内外贸易指标体系时，依据系统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参考程中海等（2018）的相关研究[1]，结合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发展特性，选取可衡量国内贸易水平的内贸依存度、零售企业规模、货运规模、邮电规模以及交运设施5项指标；衡量对外贸易水平则选取外贸依存度、出口规模、进口规模、外企规模、外资进入规模5项指标进行量化，从而构建出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耦合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内外贸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二）构建模型

1.功效函数

功效函数作为构建耦合协调模型的前提，不仅可以利用数据标准化来消除数据的数量级、量纲和属性差异，还可以映射出在整个系统演进中各个子系统的贡献程度。将序参量表示为Xij（i=1，2；j=1，2，…，n），即第i个子系统的第j个指标；在系统稳定临界点上，序参量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用αij、βij表示。为消除相关指标的量纲，本文采用极差法对其进行处理，计算公式为：

考虑到标准化后的数据可能出现等于0的情况，需要进行如下平移处理：

（2）式中xij表示变量Xij在整个系统中的功效贡献，基于线性加权平均法能够得出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子系统和整体系统的综合序参量，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λij表示功效xij在整个系统中所对应的权重。考虑到可能会受主观层面的影响，本文利用熵值赋权法确定权重λij，赋权过程可表示为：

其中，xij表示样本i的第 j个指标的数值（i=1，2，…，n；j=1，2，…，k），n、k 分别为样本和指标个数。

2.耦合模型

内外贸系统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可以用耦合度函数C表示，将内贸综合序参量U1与外贸综合序参量U2的耦合度函数表示为：

其中，耦合度 C∈[0，1]，其值越接近 1，表明两系统耦合效果越好。为合理识别两系统耦合度，本文借鉴李晓钟等（2018）的研究[2]，将其划分为6个等级（见表2）。

表2 内外贸耦合度等级

3.耦合协调模型

由于内外贸耦合度仅能衡量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间的相互作用程度，而无法评价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关联互动的协调程度，因此，为了更客观地评价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以耦合度模型为基础，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其中，D为耦合协调度，根据以往文献的划分规范（胡洪曙和武锶芪，2019），可将其划分为表2所示的10个等级[3]。T为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两者的综合调和指数，反应内外贸易的整体协同效应；α、β分别表示内贸与外贸两个子系统对总系统协调效应的权重。已有文献通常采取估计法或专家打分法确定α、β的取值，本文鉴于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政策，并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将α、β分别赋值为0.6、0.4。

表3 内外贸耦合协调度类型

三、内外贸耦合协调测算结果分析

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作为研究样本测算了中国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进一步将31个省区市划分为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基于区域横向与时间纵向两个角度，对比分析不同地区间以及地区内部不同省区市间的内外贸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差异。本文所有数据均来源于2010—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一）整体耦合协调分析

在东、中、西、东北四个地区内，分别对各省区市数据进行平均化处理。地区内平均后的“国内贸易—对外贸易”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显示，东部地区在较大程度上强于其余地区，而西部地区稍弱于中部及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自2013年起逐步赶超东北地区（见表4）。由此可见，各地区耦合协调状况具有较大的区域异质性。从整体上看，自2010年以来，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两个子系统在各个地区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由下降到上升的蜿蜒发展轨迹，即东部地区十年间基本均保持在初级协调的高度耦合阶段；东北地区除2015年外均处于轻度失调的高度耦合阶段；中部地区基本停留于轻度失调的磨合阶段，近两年逐渐向濒临失调好转；西部地区则在高度耦合和磨合阶段之间波动，并呈现出由中度失调向轻度失调好转的态势。这表明，近10年间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都展现出飞速发展的态势，但基于耦合关联的层面，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发展趋势并未达到协调统一的程度，两者彼此影响、协同共进的优势也并未得以完全展现，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失调程度更为明显。

表4 内外贸分区平均耦合强度与协调程度

第一，区域发展战略和进程的差异使不同地区间内外贸协调发展存在较大差异。早在20世纪8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基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交通设施、先进的技术管理水平，成为率先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试验区；此时内陆地区以提供交运、能源、原材料等基础服务为主，起到支持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后盾作用。直至21世纪初，促进内陆地区发展的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及中部崛起等战略陆续推进，全国各地区的发展差距才得以逐步缩小，各省区市发展的协调性有所提升（张超等，2020）[4]。由此可见，各地区由于经济基础和起步发展的差别，加之对外开放深度与广度的不同，在发展惯性的驱动下逐步形成了区域间差异化的内外贸易发展态势。

第二，由表4可以看出，2013年各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有较大幅度下降。通过对比2013年前后的内外贸易指标，发现导致耦合协调度变动的主要原因在于货物周转量的减少，且铁路方面下滑尤为明显。此现象一方面与重工业和制造业增速的减缓有密切关联，这引致工业企业对电力的需求锐减，大宗货物运输也因此受到较大程度限制，其中，煤炭作为铁路运输中的主要大宗物资，对铁路货运影响较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提升，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在现阶段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中，由于对电能以及物资运输的需求有所回落，导致铁路货运规模降低与GDP稳步增长的不对称性问题日益显现，制造业短期内低位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外贸易的协调发展。

第三，通过观察历年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测度结果，不难发现各区域整体的内外贸耦合度和协调度波动较为平稳，表现出我国近十年内外贸易整体以齐头并进的态势发展。若对各区域进行进一步划分，测算各省份十年间的耦合度均值并对其进行排序，即可观测出地区内部省份间的耦合差异。从耦合度来看，东部地区中各省域间内外贸耦合度仅有极微小的差别，除河北外，其余省域间差值均保持在0.04以内；东北地区三个省份差值均在0.06以内；而中西部地区除江西、新疆、贵州差异较大外，其余省区市均保持在0.1以内。基于耦合协调度而言，中部地区协调度差距甚微，均在0.06以内，东北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虽不及东北地区，但均保持在0.15左右；而在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各省域，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广东的协调度最高、差值最大，海南的协调度最低、差值次之。因此，分区平均的耦合度在各地区基本可映射出绝大多数省区市的真实发展状况，且东部地区反应的真实度高于其余地区；但东部地区的协调度均值则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只能反映少数省域的内外贸发展状况。

（二）局部耦合协调分析

进一步对比分析各省区市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有利于深入探究中国内外贸耦合协调的空间特征及时变性（见表5）。

表5 2010与2019年内外贸耦合协调对比

由2010年各省区市的数据可知，东部地区的内外贸耦合度和协调度普遍偏高，其中江苏几乎达到完全耦合阶段。东北和西部偏北地区耦合度较高，但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协调度普遍偏低，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调现象。因此，全国整体上呈现出“耦合度四周隆起、中部塌陷，协调度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逐渐提升”的分布状况。这表明，初期东部地区的发展状况整体优于中西部地区，但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发展可能没有达到良性互动状态，尤其是在西北地区，二者并未呈现出相互协同作用的局面。

根据2019年的情况，可以看出：

1.中部地区多数省域内外贸耦合度和协调度稳步提升，这得益于中部地区落实的推进现代物流业转型、构建透明的营商环境、引领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等战略措施。特别是河南在对外贸易中的协调度明显提升，一方面，近十年河南民营企业积极参与进出口贸易，逐渐成为推进河南对外开放的主力军；另一方面，河南省着力打造空中、路上、海上、网上四条丝绸之路，旨在通过“四路协同”加速构建对外开放新高地。在国内贸易中，基于地缘优势，一方面，河南建立了现代化综合铁路运输枢纽，其覆盖面广、通达度深的特点为实现区域间贸易畅通、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河南加速推进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完善都市圈内的交运设施建设，加深与周边城市和毗邻区域的贸易往来，引领城市群协调发展。

2.西部多数省区市内外贸耦合度和协调度均有所提升，其中，四川、重庆表现较为明显，由轻度失调的磨合阶段向濒临失调的高耦合阶段转变，其转变可能源于川渝地区开展双城经济圈建设。在内循环体系中，其扮演着连结东西部地区的枢纽角色，大力推进产业转移、激发西部地区内需潜力，为激发内贸市场活力创造条件；在外循环体系中，川渝地区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开行中欧班列（成渝），对接欧盟贸易机制，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拓展成渝对外贸易新空间。

3.东北地区各省份协调度均有所降低，说明内外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可以解释为：一是市场体制相对滞后，国有企业数量众多且过度依赖政府资源，导致企业内部缺乏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变革活力，在商贸竞争中难以占据主动；二是贸易产业结构缺乏合理性，集中于发展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忽视了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性，进而在外贸领域中形成掣肘。

4.东部地区的福建、广东两省协调度有所提升，福建由濒临失调转为勉强协调，广东则由良好协调转为优质协调，并升至全国第一位。而位于东部地区的北京、天津、浙江的协调度略有下降，由内外贸综合序参量的变动不难看出其国内贸易的发展占系统整体的比重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可能基于上述三省市具备进出口贸易的地缘优势，倾向于将对外贸易作为拉动地区GDP增长的重要砝码，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发展国内贸易的重要性。因此，提升上述三省市的内外贸耦合协调度的关键在于进一步开拓内贸市场，促使内外贸易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对比2010年与2019年内外贸综合序参量差值变动情况，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各省份的增量数据均大于0。表明中部地区整体侧重于发展国内贸易，其主要原因在于该地区相比于东部沿海地区缺乏政策条件及区位条件优势，对此，着眼于国内市场，快速推进国内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成为该地区提升内外贸协调度的必然选择。比如，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在内贸流通领域中，一方面基于提升农产品质量、保障粮食安全，建立农业生产、流通、销售等一体化的供应链体系，形成数字化供应平台，推进新零售与新农业良性互动，打造具有河南特色的全国品牌；另一方面在农产品配送中打造全链条、高效率、可追溯的冷链物流体系，推广“全程不倒筐”的供应模式，降低农产品耗损率，同时，将互联网技术与冷链物流相结合，打造冷链物流的新型信息平台，形成跨区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四、对策建议

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在新发展格局下，发挥并实现二者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未来各地区应当更加注重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一）完善内外贸管理体制，构建现代化市场体系

现代化市场体系具备竞争有序、统一开放的特点，不仅是畅通经济循环的有力支撑，还是加速推进流通领域建设的重要保障。为加快现代化市场体系建设，应充分利用内外贸易市场优势，着眼于推进内外贸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一是建议商务部设立内外贸发展管理机构，将市场准入、联系内外贸事宜、企业扶持、信息引导等工作内容划入职责范畴，从而提升政府和企业间的办事效率，落实一站式管理模式。二是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履行内外贸管理职责，加强在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领域的统筹协调，发掘商务管理新模式。三是加强各地区政府的互助合作，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及开放度，营造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在将国内贸易深入到外部市场的同时，引导对外贸易向国内市场延伸，通过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企业在内外贸易中的运营模式。四是在法律允许的范畴内，为企业创造尽可能多的便利条件，如适当放宽贸易准入限制，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服务贸易市场，统筹国内外资源、加深贸易往来，实现内外贸易耦合互动。

（二）打造数字化贸易平台，整合国内外市场资源

加快数字化贸易平台建设，构建贸易往来的载体与路径，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一方面，要发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拉动需求增长、推动供给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由于各地区新基建投入差异较大，数字经济仍可进一步释放消费需求，对此，大力推动5G基站、物联网、特高压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西部地区，对新基建的需求更加突出，通过加大新基建投资力度，打造新型流通平台，加快供应链向数字化、智能化迈进。另一方面，支持各省份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贸易新业态，推动其在国内外市场纵深推进。在内贸领域，打破时空格局，消除各地区行政壁垒引致的流通障碍，缓解信息不对称，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在外贸领域，推进各国间信息及资源的贸易往来，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减少流通环节的费用支出，在降低贸易成本的同时实现流通产业提质增效。

（三）优化内外贸产业结构，开创内外联动新局面

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提升市场竞争力，对推进内外贸易协调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首先，以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创新，形成创新产业体系，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内贸流通环节产需匹配，同时，利用好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先发优势，引导产业链向国内延伸，提升中西部地区内外贸耦合协调程度。其次，推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转变粗放型的贸易战略，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以及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提升产品进出口质量与附加值，在国际市场树立高品质、高知名度的竞争优势。再次，激励企业与地方政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国内市场为基础，以当地企业为主体，建立国内价值链，同时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优化重组，制定加速推进国内经济循环的治理规则。最后，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实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目标，应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鼓励制造业优化升级。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各省区市应以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为目标，大力发展先导产业，调整传统产业链向高端跃升，发挥对周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溢出效应，实现符合地区实际的内外贸协同发展局面。

（四）实施针对性财税政策，缓解内外贸失衡状况

为促进各地区内外贸协调发展，政府可适时适当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如实施具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扶持内外贸失调地区发展。财税政策的制定应着眼于形成促进机制、制约机制、保障机制等，重视过程的运行规范。一是要尽快针对各地区内外贸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制定专门的财税政策，改善各地区内部各省区市因各自地势偏远或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而产生不利于区域整体协调发展的现象；二是要选择合适的财税政策工具，使各项财税政策手段相互协调。由于不同类型的财税政策手段有其一定的作用范围，所以它们之间应该相互配合，彼此影响。因此，对于政策的重点支持领域，要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合理选择财政投入和税收优惠政策等具体政策手段，关联互动、形成合力，避免其互相排斥、削弱政策效果。三是要定期备案、审核地方财税法规，通过事后监督保证国家财税立法在各地方得以统一、协调的贯彻和执行。

（五）深化内外贸企业改革，建成复合型企业集团

复合型企业集团在推进流通行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推进内外贸协调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些复合型企业集团在国内市场可以形成龙头带动效应，带动产业集聚，提高市场集中度，整合资源效率，在国外市场可以提高我国流通产业的国际地位，提高对流通渠道的控制与主导，提高我国生产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对于推进我国内外贸耦合协调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然而，现阶段中国虽然已经拥有了大规模、强实力的复合型企业集团，但流通行业整体发展较为迟缓，且相较于其他国家大型企业的发展现状，流通企业规模化小、组织化弱的特点尤为明显。为扭转这种现象，迫切需要打破内外贸分割、行业分割、地区分割等壁垒。基于市场机制的影响，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复合型企业集团，为使其显著优于国内同行业平均水平，需要在获利能力、销售规模、网络控制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其中部分接近或超越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的龙头企业，应主动为流通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