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青白玉C形龙及局部9.5厘米 北祖珍藏

一批玉器现身香港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一批玉器现身香港艺术品市场，年代明显比当时著名的早期玉器类别更早，可远溯至商朝。当时我有幸购得其中一部分，而北祖藏玉亦于此时期集成。当时在西方，关于红山文化玉器的知识相当有限，主要来自于中文文献。后来，随着辽宁地区持续有考古发掘工作，西方杂志也开始有相关文章发表，比如巫鸿〈Bird Motifs in Eastern Yi Art〉，刊载于1985年10月第10期Orientations卷16，页31-41，图4-8，以线描图展示辽宁出土各式鸟纹佩设计。为配合北京故宮博物院举办的“中国重要考古发现（1985-86）”展览，胡隽撰文并载图展示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详见〈Exhibition Highlights〉，Orientations，卷18，第12期，1987年12月，页49）。

在此之后，有些西方藏家收藏的玉器，因與新出土的玉器有基本相似之处，故此归入红山文化时期，其中包括3件著名博物馆收藏的人形坐像。我后来于Orientations1990年5月号撰文讨论，文章亦论及另外两例（见霍玺〈FiveChineseJadeFigures.AStudyoftheDevelopmentofSculpturalForminHongshanNeolithicJadeWorking〉，Orientations，卷21，第5期，1990年5月，页54-63;重刊于ChineseJade.SelectedArticlesfromOrientations1983-2003，香港，2005年，页77-86）。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青白玉猪龙8.5厘米 北祖珍藏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青玉猪龙上半残件宽10.4厘米大英博物馆藏（编号1973，0726.140）

1994年，牡丹堂玉器收藏（包括本人购入的红山文化玉器）成为英国巴斯东亚艺术博物馆玉器展览的一部分（霍玺及麦雅理，Jadesfrom China，东亚艺术博物館，巴斯，199 4年）。在展览图录编辑之际，业内人士发现，当时能获得的资料有限，这也反映出当时业界对该门类艺术的认知程度仍有待提升。

这些年来，对于红山文化玉雕，中国的考古学家研究成果颇丰，许多信息也因为玉器的发现不断汇集而成。当中2005年出版的古方著《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北京，2005年）就具有里程碑意义，改变了人们对这个门类研究的认识。还有2014年，郭大顺及洪殿旭所著的《红山文化玉器鉴赏》（北京，2014年）也是重要研究著作。此外，辽宁省博物馆在2019年10月至2020年1月举办的红山文化展览，同样值得一提。

再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虽然与红山文化玉雕相关的研究及文献有限，但如果能在当时古玩商铺林立的香港荷李活道积极建立人脉，也有可能觅得佳品，不乏入藏机会。只不过一旦稍作犹豫，就可能会错过良玉，被其他人购得。因此能够在后来逐渐掌握摸清这当中部分玉器的去向，是令相关行内人深感欣慰的事。

追溯早期考古发现

25000年至12000年前，史前人类生活在阿尔泰山脉及俄罗斯远东地区之间的广阔土地，包括蒙古、辽河和阿穆尔河（即黑龙江）流域。他们所居之处辽阔开放，随着气候变暖，以及环境变得更加潮湿，松树林、橡树林陆续出现。这里的居民发明了精密工具，用于狩猎及加工所采获的谷物和橡果。

到了大约1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更替为新石器时代，更多人有了固定居所，于是逐渐形成村落，再组成社区，内设祭坛，辽宁的牛河梁遗址即为当中一例。人们以玛瑙和石头制成比较复杂的工具，并绘彩陶，制人像及动物骨雕、木雕，当中饰符号象征及写实刻画者兼而有之。

尽管考古发现越来越多，但关于同期各个文化的历史时序仍然未有定论。现时公认的说法是，出现于此地区的文化顺序暂定为约公元前6200年至5400年的兴隆洼文化、约公元前5400年至4500年的赵宝沟文化、约公元前4500年至3000年的红山文化，以及约公元前2200年至1600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即青铜时代的开始。

从该地区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可见中华文明的特征。比如圆形与方形祭坛，以及龙或人形造像，均为青铜器时代典型造像的前身，让我们得以窥见中华文明独特艺术语言发展过程的面貌。

1908年，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研究据称是来自辽宁西部赤峰地区遗址的玉器。当时外界对这批文物了解甚少。直到1935年，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与水野清一进一步研究该区域，并且集中在人称“红山”的丘陵地区。此批早期考古发现被命名为后来很快被确定的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兴盛于今天内蒙古、辽宁和河北一带，最重要的区域位于辽宁西部的红山后，而最杰出的遗址当属朝阳牛河梁。这里是祭祀与墓地遗址群，曾有精密繁复的庙宇，出土过人类造像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蓝目女神像。

青玉人形坐像17.8厘米 北祖珍藏

青玉人形坐像10.5厘米 瑞典斯德哥尔摩东亚博物馆

而红山文化制玉并非最早时期的玉器，但却能提升玉的工艺层次，创制的许多器型纹饰皆无先例可循。这一时期的玉器工精艺湛，风格独特，以琢磨工艺超卓、表面柔和圆润、线条流畅温雅见长，即便是今天看来仍令人惊叹。

红山玉器多带系孔，以便利用织物等悬挂佩戴，可以被视为个人饰物。出土时通常发现于遗体之上或是附近，显然是身份的象征，稀有珍贵。除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例子，红山文化玉器且见于商、西周、春秋战国，甚至是清朝墓地，地点包括湖北、河南、陕西等。红山文化近两千年后，河南安阳贵族墓地有人、鳖、鸟形等像生玉雕随葬，似乎仿效红山玉雕而制，可知后者为商邑所识（商代玉雕，可参考《殷墟妇好墓》，北京，1980年，彩色图版2 3-25、图版10 5及133：1等）。

当然，红山玉不仅出土于地下，也有世代珍藏数世纪者。

惊叹：北祖藏玉太丰富

北祖藏玉不乏红山文化玉雕典型，包括珍罕的C形玉龙。内蒙古翁牛特旗黄谷屯曾出土一例玉龙，尺寸较大，现藏于翁牛特旗博物馆。

而红山文化玉雕中最著名的或为玉猪龙。对此北祖藏玉收藏有精彩佳例。古方著《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北京，2005年，卷2，图版19）中记载有一件青玉猪龙，尺寸与本品相近，出土自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巴斯博物馆也有一例收藏，载于霍玺及麦雅理，前述出处，编号24。另比较何东爵士旧藏例，器型、尺寸与此相近，惟缺口不连接，图载于罗森《Chinese Jade from theNeolithic to the Qing》，大英博物馆，伦敦，1995年，编号1：4。同书并载一残例，属大英博物馆收藏，页116图1。还有一例存天津美術馆，缺口亦不连接，载于牟永抗、云希正，《中国玉器全集》，卷1，石家庄，1993年，图版29。

值得关注的是，红山文化玉雕中抽象者的水准并不逊于具象，可见当年艺术的不简单。这种情形在新石器时代各种材质的艺术品中同样可见。若当时的创作是凭借记忆来重新绘画，其构思精微、想像力之丰富可见一斑。曲线及稜角并非依循简单几何规则，也不是由易于重复的动作组成，而是以不对称图案为主，线条变化多端、倏忽转向，意趣无穷，如此美学耐人寻味。北祖藏玉的一件青玉勾云形玉佩，中心饰卷形涡纹，四角带钩，云带宽度一致，中央饰凹纹。此类玉佩与北祖藏玉的另一红山典型带齿兽面饰相关。

还有北祖藏玉的一件青白玉臂饰，抽象设计较为规整，但含蓄微妙，呈长方形，曲线犹如呼应前臂窄端的形状，表面微带有平行的U形凹槽。制作于大约6000年前，却竟有当代珠宝之感，令人叹服。

石雕人形立像两件39.8厘米、35.5厘米北祖珍藏

整体看来，红山文化玉雕的动物和鸟类造像虽然稍微风格化，但仍以写实为主，人形造像则甚罕。北祖藏玉珍藏有一件青白玉人形佩，其正面刻画如人形坐像，手放腿上，双脚并拢，尖下颔，头饰繁复、顶缀两峰，杏眼、三角鼻，刻画精致。此例明顯可与前面提到的3件著名博物馆收藏的人形坐像相比。这3件人形坐像分别藏于菲茨威廉、剑桥及斯德哥尔摩东亚博物馆。

红山文化艺匠不仅制玉，也会以玛瑙和玉髓等其他类型的半宝石，以及非宝石类的石头来进行雕刻。其实早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开始出现人形石雕立像的制作，为该地区最早的实例之一，后人对此认识不多，文献记载亦少。内蒙古赤峰市白音长汗遗址曾出土过类似的人形石雕立像雏形，该处原乃居室，出土时面向炉灶。北祖藏玉当中不乏此类石像，其中数例尤其鲜见，包括孕妇及祭师像。河北滦平镇后台子遗址曾出土有石制孕妇像，断代为公元前5000年左右;石雕祭师像也有玉雕例，两者比较，可见新石器时代造像的典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