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颖*

一、引言

近年来，未达最低刑责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经过媒体曝光屡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缺乏有效教育矫治手段的现状，既暴露出未成年人矫治体系的薄弱，也增加了人们对专门教育的期待。直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治标不治本，如何完善教育矫治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专家、学者们纷纷将视线聚焦在专门教育的改革上。这种期待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与人们对专门学校的固有认知相关，更与专门学校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近年来，工读学校一直践行的“去司法标签”道路，似乎并没有能改变太多人们对于专门学校的刻板印象。2020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关于专门学校的修订，便是这种期待的产物。

专门学校最早被称为工读学校，相应地专门教育之前也被称为工读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于应对青少年犯罪高发的治安需求，从北京创办第一所海淀工读学校开始，工读学校逐渐在全国各地设立。在教育矫治不良行为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工读教育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未成年人犯罪率的下降，工读教育的发展显现出“去司法标签”的趋势，其名称也被改为更具“通俗”色彩的专门教育。在现实需求改变的驱使下，制度设计者试图从名称上改变人们的刻板印象，更多地与“犯罪”“司法”脱离。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专门教育一直探索并践行的其实是一条“去司法标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