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朔，林 芹，易凌峰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上海 200062)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相对于成熟的大企业，新创企业的生存环境更具易变性(Volatile)、不确定性(Uncertain)、复杂性(Complex)和模糊性(Ambiguous)。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企业遇到了新的机遇以及挑战。对于企业的管理层而言，在新的形势下，采取科学有效的方式来应对市场的变化，在多变的环境中抓住机遇为企业带来价值成为关注的重点。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科技创新成为大国战略博弈重要战场的新形势下，创业肩负着科技创新的重要使命。目前与创业有关的研究大部分关注的是组织战略的层面，如创业精神、创业导向以及学习等，对领导力与创业精神相融合的创业型领导的研究相对较少[1]。和其他领导方式不同，创业型领导在有效应对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以及领导企业进行持续性创新和变革方面体现出较大的优势[2]。通过对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可发现，目前对创业型领导的研究刚刚起步。就其概念和内涵而言，当前的研究逐渐从以往的领导特质视角向领导过程视角转变，但是相关的研究还只是着眼于领导力和创业精神之间的关系，相关学科对于研究的支撑比较分散，理论基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3]。在对概念结构进行测量方面，当前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演绎法来整合领导力以及创业精神二者之间的共同点[4-6]，由于不同的研究采取的视角以及选取的研究对象有差别，出现了一维、二维和多维几种不同类型的框架结构，导致测量工具的多样性和不明确，对实证分析造成一定的阻碍。

当前使用实证分析方法对创业型领导进行研究时多采用国外量表。使用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开发的量表，未必契合中国情境下创业型领导的特定内涵，相关研究成果并不能有效地证明创业型领导在我国的具体情境下是否有效。整体而言，国内在创业型领导的研究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本土化研究尤其不足，这主要是由创业型领导测量缺乏本土化工具引起的[7]。在研究过程中忽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直接引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创业型性领导量表对中国情境下的创业型领导进行实证研究，得到的研究成果很可能不适用中国文化情境。由于现有文献对中国情境下创业型领导的内涵及结构维度在理论上无法做出合理以及全面的阐释，本文运用扎根理论，结合中国情境来对创业型领导的结构维度进行研究，针对其本土化的概念构建模型，旨在对中国情境下的创业型领导从理论上给予较为合理的解释，进而促进创业型领导的本土化研究，同时也能为指导我国创新驱动战略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型领导实践提供更多支持。

二、相关研究回顾与评述

(一)西方创业型领导的内涵

创业型领导的核心是“识别和开发机会”[6]。在学术界最具广泛认可的定义是具由Gupta et al.提出的。他们认为创业型领导是通过创造愿景来动员和号召下属，对战略价值进行探索和开发的领导方式。该定义强调创业型领导在价值创造过程中需积极构建愿景、整合资源以及获取下属支持，除此之外还要具备战略思维，不断审视各种不确定性，根据内外环境变化引领组织持续变革与创新，提升绩效，从而实现企业愿景[7]。随后，Roomi et al.[8]认为创业型领导是通过建立和传达愿景来获得团队认同，发展和利用机会来获得竞争优势。Renko et al.[6]则认为创业型领导是通过影响和指引组织成员的行为而实现组织目标，包括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开发。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对创业型领导内涵的界定还没有达成一致，但纵观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国外学者普遍认同“对机会的识别和开发”是创业型领导的重要特征。

(二)西方创业型领导的结构与测量

在对创业型领导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国外学者就创业型领导的结构维度及测量问题开展了相应研究。

一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创业型领导通用结构模型。Gupta et al.[1]很早就使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创业型领导进行了研究，使用GLOBE 数据将创业型领导划为两个维度、5 种任务以及19 个属性，同时从个人、组织以及社会三个层面对结构进行了信度以及效度检验。数据样本涉及的国家超过60 个，中层及以上领导人数超过15 000 名，样本数量超过7 000个，样本量大，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和文化适用性。

二是以领导者的素质特征为基础的多种因素组合的模型。Siddiqui[9]把创业型的领导看作是创业者，并将其和领导者的特征进行结合，以新德里的数百位创业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创业型领导划分为7个维度和14 个特征。这7 个维度主要包括7 个方面的因素：下属、智力、身体、行为、胆量、任务和创新。14 个特征包括为其他同伴进行周全考虑、赢得并保持他人的信任、激励他人的能力、主导能力以及自信心、智力和判断力、获得优先资格的能力、身体活力以及耐力、勇气、对于风险的承担能力、创新能力、对于责任的积极承担、适应力以及灵活性、自我的信念、对于成就的需求。

三是以综合性的评价为基础的多维模型。Hejazi et al.[5]尝试着开发一个多维、一致性的量表以弥补创业型领导评估工具的缺陷。他将变革型领导理论、价值导向理论以及团队导向理论结合起来，以领导力、战略管理以及创业管理为基础建立指标，从各个中小型的企业中选取创始人以及管理层进行调研来获得数据，以此将创业型领导划分成战略、个人、激励与沟通4 个维度，并开发了含35 个条目的量表。以战略维度为基础设定指标，主要有对未来可能遇到的风险以及危机进行预测、构建企业的发展愿景、对细节进行规避等。个人维度的指标主要有稳定的情绪、开放的思想、创造力、直率的态度等。激励维度指标主要有对他人产生影响、推动追随者不断取得进步。沟通维度指标主要有积极倾听他人意见，避免产生破坏性的冲突等。Agbim et al.[10]在对创业型领导进行验证性分析时采用的便是Hejazi的这一量表。

此外，Renko et al.[6]重点关注了创业型领导在识别和开发机会方面具有的优势，使用归纳和演绎开发量表。该量表主要包括8 个条目，近年来得到了国内外多数学者的认可，广泛运用于创业型领导的实证研究。

(三)中国创业型领导研究概况

近年来，国内学者就创业型领导也开展了相应研究，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对国外创业型领导研究的介绍与评述，进而向国内学者介绍创业型领导这种新型领导风格的研究前景[11-14]。二是就中国情境下创业型领导的本土内涵初步开展理论分析与探讨。如我国学者杨静等[15]以扎根理论为基础将女性创业型领导划分为6 个不同的维度，分别是变革心智、培育创新、掌控风险、整合关系、亲和感召及母性关怀，开发了创型领导的本土化量表，包含29 个条目，对女性创业型领导多层次的影响效应进行了检验，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女性创业型领导的研究。随后，陈奎庆等[16]以上海、常州等地的企事业单位的高中基层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为访谈对象，对创业型领导的行为特质进行扎根研究，并构建了中国情境下创业型领导的5 个维度，即审势相机、因势而动、构建网络、激情感召以及激发创新。但是，以上两种量表分别以女性创业者和企事业单位中高基管理者为研究对象，影响了量表的普适性和有效性。三是针对中国情境下创业型领导的作用机制开展相应实证研究。如王影等[17]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利用跨层次结构方程，探讨了创业型领导对员工即兴的影响机制。李朔等[18]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了创业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林芹等[19]则基于团队知识涌现的过程导向理论，探究组织创业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

总体来说，当前针对我国创业型领导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西方相关研究成果，包括国内学者在进行实证研究时还是主要采用Gupta et al.[1]或者Renko et al.[6]国外学者开发的量表。以中国特有情境为出发点对创业型领导的本土化研究还比较少。加快推动创业型领导本土化研究能够补充创业型领导的相关理论并且扩展其应用情境。综上所述，有必要立足中国情境，以公司创始人为研究对象，采用规范的质性研究方法来明确创业领导的本土内涵，在此基础上，遵循严谨的量表开发程序，开发具有普适性的本土创业型领导量表，进而推进中国情境下创业型领导的本土化研究，丰富创业型领导的理论成果。

三、研究方法

在对创业型领导的概念结构进行研究时采取质性分析的方法。质性分析主要是指使用多种不同的方法，在自然情境下对资料进行收集，然后分析和归纳收集到的资料，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探究并形成理论，在研究过程中通过与选取的对象进行互动，进而对其行为以及具有的意义进行理解与解释，主要包括对民族志进行研究、对某些个案进行研究、扎根理论[20]等。扎根理论是管理学中使用最多、应用最广、更加成熟的研究工具。本文使用扎根理论对创业型领导的内涵、特质与构成进行研究。在对原始性的数据以及资料进行搜集时，采取半结构化访谈方式来收集原始数据和资料，使用扎根理论对资料进行分析，通过开放式编码、轴心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得到创业型领导的行为要素和构成维度。

(一)半结构化访谈

半结构化访谈的主要目的是广泛收集中国高科技新创企业领导者的特征数据，以此探索创业型领导的内涵与构成维度。在进行取样时应当保持取样的一致性和典型性。根据这一原则，本研究将参与企业创立以及管理的技术型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在当前双创背景下，我国企业技术型创业者应对变化剧烈的竞争环境以及带领公司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表现。Ireland et al.[4]指出，进行理论取样时，样本包含了处于不同创业阶段的创业者，并选定经营企业在3.5 年以下(创业生涯的适应阶段)、3.5～5 年(选择阶段)以及5 年以上(发展阶段)的技术型创业者作为研究对象，对数据的收集、分析以及编码同时进行，并对结果进行比较，对数据的收集一直保持到理论上的饱和。最后共采访了14 家高科技新创企业的管理者。每一次的访谈持续时间为1.5 至3小时。完成14 次访谈总共花费了38 个小时的时间。在14 次访谈中，有12 次是通过现场访谈的方式在企业进行，在访谈进行的同时花费了15 个小时进行参与式观察。通过现场观察的方式了解创业型领导者在领导企业经理以及员工时采取的方式以及下属对领导的追随表现，同时验证通过深度访谈方式收集到的数据的真实性。此外，对目标企业的网站信息、新闻进行搜集，将其和深度访谈过程中出现的关键性事件进行比较和验证。数据的收集总共花费了5 个月的时间，收集到的资料整理完毕后最终形成了9.8 万字的资料。

(二)开放式编码

在研究时秉承开放的态度[21]，采取理论性取样的方式。数据的收集、分析以及开放式编码，编码的过程针对所有收集到的材料，采取逐行以及逐个事件进行编码的方式来获取相关概念。采取这一编码方式会满足理论分析的契合以及相关性标准[22]。在这一过程中，应将原生代码作为优先使用的代码。将其作为能够对研究对象的谈话进行真实反映的符号以及标志。这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出我国高科技企业中创业型领导的观点，对于反映对自己面临的创业环境的感知有较大帮助。由于在对资料进行整理时，文本的格式会影响逐行编码对意义的呈现效果，本文同时使用了“逐行编码”“逐句编码”乃至“逐词编码”的方式，基于数据的不同特征，让数据中含有的概念得以自动显现，共获得了394 个不同的概念。

(三)选择性编码

在对资料进行编码分析时，选择性编码是第二步，和逐行、逐句以及逐段的编码相比，其选择性、概念性以及指向性更强[23]。使用选择性编码时，编码的过程中使用的是最为重要的、出现频率最高的初始代码，使用大量的数据来对代码进行筛选，进而提取出核心的范畴。在进行开放式编码时，核心范畴就会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其具有关联的重要性，并且具有频繁重现的特征。把进行开放式编码时得到的初始概念进行比较，从大量的数据中得出和创业型领导关联性较大的核心概念。

对获得的394 条初始概念进行分析，将其进行合并，参照杨静等[15]的方法，首先将表达相一致的语句进行合并，并对相关语句出现的频率进行计算，创业型领导的描述条目合并为206 条。接着对具有相似内容以及含义的语句进行合并，合并之后，核心条目变成了56 条。为了使得通过合并得到的条目较为合适、准确且不重复，经过课题组成员的反复讨论，最终将条目的数量确定为44 条。为厘清中国情境下高科技企业的创业型领导含义，进而得到比较明确的结构维度，课题组将最终获得的44 个条目进行分类并对相关类别进行命名。课题组将44 个不同条目印在3 套卡片上，邀请3 名研究者对其进行相似性归纳以及命名。研究者包括1 名教授以及2名博士。3 名研究者最后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结果。对于归纳结果不同的条目，研究者相互之间进行讨论协商。依据最终得到的编码结果，最终获得了创业型领导的4 个核心范畴，分别是战略前瞻、创新激励、整合资源、化解风险。

(四)理论编码

对核心范畴进行组织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关理论的过程即为理论编码。对于得到的条目进行不断地比较以及区分，将核心范畴和目前与创业型领导有关的文献进行对照并总结，最终得到适用于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创业型领导构思模型，如图1 所示。其维度包含4 个方面，分别是战略前瞻、创新激励、整合资源、化解风险。

图1 创业型领导的概念维度

四、创业型领导的量表开发与检验

(一)题项构建

通过文献阅读以及进行质性分析，3 名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者进行焦点小组讨论，针对每一个类属都设置出一条题项来对其进行准确地描述，同时邀请了4 名企业管理人员来对相关题项进行修订，包括题项的合并以及删减，最后获得了包含15个题项的初始量表，如表1 所示。

表1 创业型领导初始量表

(二)内容效度分析

对内容的效度进行分析，目的是对目标构念程度进行测量，即测量设置的量表所具有的代表性以及适用性。在对量表内容的效度进行判断时可以通过题项设置的合理性进行。在对量表进行编制时，先后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初始编码以及核心编码，并进行了扎根理论的研究，同时3 名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者(1 名教授和2 名博士生)及4 名企业管理者参与了题项的编写、修订、合并和删减，对于量表能否准确地反映创业型领导的特质进行了反复地确认。在获取初始量表的过程中，对数据进行编码时使用了规范的编码方法，能够保证良好的编码效果。以上各项步骤以及各种举措，在很大程度上保证量表在内容上具有良好的效度。

(三)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对样本进行了KMO 以及Bartlett 球形检验，检验过程使用了SPSS 软件。数据是否适合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对其分析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可以得到，KMO 值为0.969，Bartlett 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10 180.909，显著性为0.000，结果证明本文的样本数据可以进行EFA。使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利用最大方差旋转的方法进而得到特征根大于1 的因素，剔除因子载荷小于0.5 以及存在交叉载荷即在多个因子上载荷大于0.35 的项目，最终得到包含4 个因子、15 个题项的因子结构。因子的特征根均大于1，累积方差解释率达到了88.455%，各个项目在对应因子上均具有较大载荷，处于0.515～0.781，具体结果如表2 所示。

表2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四)项目分析与信度分析

从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coefficient alpha)、项目与总分相关系数(item-total correlation)以及删除该项后内部一致性系数的变化三个方面对战略前瞻、创新激励、整合资源和化解风险四个维度进行量表的项目分析和信度分析，结果如表3 所示。从内部一致性的结果来看，创业型领导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高于信度阈值(0.70)。从项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来看，所有项目与总分相关性显著较高，而删除任何一个项目之后都不会引起信度的提高。因此，从项目分析与信度分析的结果来看，创业型领导量表的题项设计是合理有效的。

表3 项目和信度分析结果

(五)验证性因子分析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可以初步划分创业型领导的维度，但是无法衡量因子结构的整体拟合度。通过Mplus 软件对样本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能够有效验证得到的量表，通过四因子模型与其他可能存在的若干模型的优劣比较以确定最佳匹配模型，结果如图2 所示。相较于其他竞争模型，四因子模型的各个拟合指标均符合要求且其拟合效果较好(RMSEA=0.079＜0.08；CFI=0.960＞0.90；TLI=0.950＞0.90；SRMR=0.022＜0.05)，说明创业型领导的四因子结构得到了数据支持。

图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考虑创业型领导结构中不同的维度间相互融合的可能性，本研究在四因子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4个竞争性的模型，如表4 所示。其中，战略前瞻和创新激励合并为一个维度，形成三因子模型；整合资源和化解风险合并为一个维度，形成三因子模型；战略前瞻和创新激励合并为一个维度，整合资源和化解风险合并为一个维度，形成二因子模型；战略前瞻、创新激励、整合资源和化解风险合并为一个维度，形成一因子模型。和其余的4 个竞争模型不同的是，基准模型的每一个指标都是最优的，也就是说四因子模型是最优的。

表4 拟合情况比较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对本土高科技新创企业创始人开展的半结构化访谈，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探讨了中国本土创业背景下创业型领导的结构维度，还编制了创业型领导的本土化测量量表。量表在信度和效度上都通过了检验，能够可靠、有效、稳定地测量创业型领导这一构念。主要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中国背景下的创业型领导由“战略前瞻、创新激励、整合资源、化解风险”四个维度组成，体现创业型领导在应对不确定环境下的影响力。第二，本研究开发了15 个题项的创业型领导本土量表，诸如“擅长预测未来市场环境的变化趋势，快速识别机会”等。本研究响应了王弘钰等[7]针对于创业型领导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号召，且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为国内学者开展中国情境下创业型领导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测量工具，有利于推进创业型领导的本土化研究。

本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对管理实践也具有重要启示。当前高度动态复杂的商业环境对高科技新创企业的领导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企业领导者需要具有战略前瞻思维，在不确定商业环境中主动探寻企业未来方向与把握潜在机会。企业领导者应当鼓励创新，创造支持性工作环境并采取正强化措施来有效激励员工的创新行为。企业领导者有必要高效地整合资源，引导企业与外部环境积极互动，获取关键性资源，努力消除企业发展的阻力和障碍，借助外部力量使企业稳步成长；最后，企业领导者还要学会如何化解风险，能够有效地处理诸如新冠疫情等重大且无法规避的风险，增强企业的危机预警和管理能力。本文通过规范的扎根理论研究，不仅澄清了本土创业型领导的丰富内涵，还构建了创业型领导的本土概念模型，这一模型可以广泛应用于创业训练营的领导力培训以及大型组织的创业型领导行为诊断，尤其为当下高科技新创企业中技术背景的创业者和领导者提供相应的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