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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柳文指要》的扬柳抑韩

2021-05-12郭华清

郭华清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006)

《柳文指要》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章士钊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撰写的一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学术专著。1971年9月出版以后,反响很大。对中国古典文学颇有造诣的毛泽东称之为“解柳全书”[1],认为该书“义正词严”[2],“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3],表示对其“敬服之至”[4]。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总理曾把这部书作为礼物送给尼克松。

然而,该书对被称为中唐文学双星的韩愈和柳宗元有明显不同的态度,带有极端的称扬柳宗元(扬柳)贬抑韩愈(抑韩)的色彩,(1)毛泽东说:“大底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见毛泽东:《给康生的信》(1965年8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30页。王学泰说:“《柳文指要》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抑韩扬柳’,而且是‘抑’到底和‘扬’到极端。”见王学泰:《怪书〈柳文指要〉的书里书外》,《粤海风》,1999年第4期。钱伯城说章士钊是“赞柳批韩派的当代大家”。见钱伯城:《关于史官的辩论》,钱伯城:《问思集》,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82页。这跟中国历史上的扬韩抑柳现象(2)关于历史上的扬韩抑柳现象,可见何生风:《历史上“抑柳扬韩”现象探由》,《零陵学院学报》(教育科学),2004年第2期。形成鲜明的对比。章士钊为什么要扬柳抑韩?怎样扬柳抑韩?如何看待《柳文指要》的扬柳抑韩?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一、扬柳抑韩的原因

《柳文指要》极端的扬柳抑韩既有社会时代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章士钊个人认识方面的主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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