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不平等和“黑暗三联征”:生命史策略的中介作用
2021-05-12佘皓君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年3期
佘皓君
(武汉大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00)
一、前言
童年期不良经历会影响个体身心发展,Felliti 博士率先提出“童年期的不良经历”并进行了回顾性研究——ACEs 研究[1](857),发现童年期不良经历对生命后期的躯体健康、心理健康、行为不良和其他健康问题有重大影响[2](180),因此童年不良经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心理卫生问题。 而且,童年期产生的不良经历会对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2](175),甚至产生人格障碍[3](1854)。 童年期感知不平等则是建立在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基础上的,Pickett 和Wilkinson 曾指出可以把感知不平等作为精神痛苦的因果预测因素[4](317)。 现代社会心理学奠基人勒温的“心理场理论”强调了个体所处的环境对个体心理的影响,个体感知不平等往往是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而不是绝对的劣势导致的。 童年期感知不平等分为两个维度——感知家庭社会资本和相对剥夺感,感知家庭社会资本测量了整体的稳定性和资源占有量,相对剥夺感从具体的项目在社区和全国范围内直观地进行比较从而感知不公平[5](400)。已有研究发现,相对剥夺感高的个体更容易冲动、愤世嫉俗,较多参与罢工和示威等集群活动。 生命史策略中的“快策略”的个体较容易发生这种行为特征。 国内在研究相对剥夺感方面多采用由马皑教授编制的相对剥夺感问卷,通过测量个体在与参照群体进行比较时产生的主观体验来衡量个体的相对剥夺感[6](380)[7](85)。 相比较 而言,童年期 感知不平等 量表从具体的条目更能清晰详细地使被试感知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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