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又回到了这里，一觉醒来，风已经停了。

可我的脑海里，“呼呼……呜呜……”的，风声依旧，一声紧似一声，犹如一群狂奔的野马，又像是一个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恶魔，在空旷的戈壁原野上肆意咆哮、怒吼，似乎要把眼前的一切全都吞下去，包括记忆中依然清秀的那张瓜子脸。

我轻微地晃了晃脑袋，看着从拉紧的淡青色布窗帘透过来的晦暗天光、斑驳的白墙、屋顶用泛黄的报纸糊起的顶棚，我的第一感觉是，我睡了一个长长的觉，不说半辈子，至少也该有27年。

睁着眼睛躺了好一会儿，直到一股淡淡的苁蓉香钻入鼻际，我才突然反应过来，此时，该是下午已近黄昏，而我是在七角井，更准确地说，是在老戈壁的“红梅饭馆”。中午我到的时候，还是晴天丽日，现在窗外也依然有太阳。

也就是说，刚才，根本就没有刮风。虽然七角井一年365天，至少有200天在刮风;虽然现在时值秋天，正是多风的季节。

风，恶魔，还有她那张脸，全在我梦里。

走出“红梅饭馆”时，我注意到，老戈壁不在，大概又去侍弄他的菜地，或是喂他的鸡和兔子了。

老戈壁这绰号是我起的，只放在心里，从没这么喊过。那还是奥运会在北京举办的那一年，我第一次走进这家“红梅饭馆”时的事。

当时的“红梅饭馆”，跟现在没什么不同：屋子最里面靠着墙的是一排货架，上面摆着烟酒百货之类的东西;货架旁边开着一个门洞，上面挂着一张蓝布帘，将门洞遮得严严实实;货架前边横着一节暗红色的柜台，柜台靠墙的位置摆着个大屁股的老式电视机，正播着央视新闻频道的节目;柜台外面，是三张大小不一的暗红色方桌，上面铺着白色碎花的塑料桌布，桌布一头搁着筷子筒和放酱油、醋、油泼辣子的小瓶小碗，跟餐桌配套的长条凳看上去则是黑乎乎的，油光锃亮，一副很有年头的样子，后来听说，这都是别人搬家没带走送给他的。

“吃饭？”我进门后，坐在柜台里的他把脸从电视机转向了我，看了我好一会儿，似乎要确定我是会留在屋里，还是要转身离开。

“吃。我看你这还能住宿是吧？外面写着的。”屋里光线有些暗，我眼睛眯了好一会儿才看清眼前的一切。我一边说话一边向他走近。屋外门两边的墙上，确实用红油漆刷着很大的“吃饭、住宿”四个字，一边两个，很是对称，只是字写的有点难看，好像是小学生的手笔。但不管字好不好看，我就是冲着它们进来的。那也是我第一次见他，已经全白的头发，皱纹密布生着大块黑斑的窄瘦的脸，我心里估摸，他至少该有70岁，同时，我注意到，他黑瘦的似乎全是骨头的手里，抓着一根足有一拃多长大拇指粗细的东西，黑褐色，弯曲着，很像一节鞭子。

“当然能住了，这排房子都是我的。”他站起身，脸上浮出浓浓的笑意，显得很得意，把头往左右两边各摆了一下。似乎是要告诉我，两边都是可以住宿的客房。

“多少钱一天？”这话在我嗓子眼里还没问出口，他已经把手上的那根鞭子递到我面前，开心得像个孩子，“来根苁蓉尝尝，中药，可以补阴气，益精血，利大便、消炎，好处多得很。”

我看着他那只根根指关节变形扭曲着的手，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就下意识地接过了那根苁蓉。是不是他这生意太差了，所以来一个客人他才这么高兴？这可得小心了，他要是狮子大张嘴，我就不在这住了。刚才开着车转着找地方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写着餐饮、住宿字样的小店，这里至少有3家，远的不提，就他旁边“春晖小卖店”那家的牌子，就要比他家的新些。

“你吃，绝对的绿色无污染。”老人一开口，我就知道，那台旧电视确实居功至伟，肯定给老人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乐趣。

“要钱不？”我举起那根苁蓉，晃了晃，故意笑着问道，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尤须警惕。

“一分钱不要，你放心。我这多得很，你要是喜欢，走的时候，我再送你点。”他“嗨”了一声，不当回事地说着。

他的话让我戒心更重，但很快，事实便打消了我的疑虑。“红梅饭馆”住宿一晚只要20块钱，大盘鸡这样的肉菜价格跟市里差不多，但马齿苋、土豆丝这样的素菜一盘只要8块，比市里便宜许多，堪称物美价廉、公道实惠，肯定会很受顾客欢迎。但依我的观察，其实他的顾客并不多，从山北三塘湖油田去往哈密途经这儿的司机，才是他的主要顾客。

他告诉我，七角井很多人都搬走了，他就把附近废弃的院子全开辟成了菜地，种些西红柿、辣椒、茄子之类的菜，夏天吃不完的晒成干菜、腌成酸菜，一年到头都吃不完。尤其韭菜、马齿苋、旱菜之类，都不用他管，只要浇浇水，每年自己就发出来了。

住在“红梅饭馆”的那两天，我发现他特别爱吃苁蓉，口袋里装着，手里随时抓着，没事就塞嘴里嚼。而他的每一间屋子，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苁蓉香，就为这，我给他起了个“老戈壁”的绰号。

那已经是12年前的事了。那年，老戈壁66岁，比我早生了35年。

来到街上，虽已近中秋，七角井小镇却是静悄悄的，一片空落。

我从空荡荡的马路走过，穿过几排屋顶被人掀去，门和窗敞敞的亮着的空房，望着遍地狼藉，心情也低沉下去。

走到一片空地面前，我慢下了脚步。每次到七角井，我都要在这儿待一会。

在我的记忆中，在这块空空荡荡、平平展展的白地上，本该是有一排房子的，其中一户，便是我住过很久的堂伯家。

我能肯定，就是在这片白地上，曾经有过那么一排房子，见证过我许多的喜怒哀乐，可如今，眼前只剩一地碎石子，几丛贴地而生叶片浑圆长满尖刺的骆驼刺……

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那张清秀的瓜子脸。

其实，我第一次到七角井盐化总厂是1992年。当时我15岁，刚上完初二，正准备开启我愉快的暑假生活。

那次去七角井，說起来有些莫名其妙，至少我自己是一头雾水，一点也摸不着头脑。那时我和父母一起住在哈密市郊的二道湖红星一场，在我心里，“七角井”只是一个名词，是父母临时灌输给我的，我对它一无所知。

母亲头天就简单收拾了我的几件衣服，连我的作业一起装进一个黄布挎包，说我在家天天玩，这样不行，所以要把我送到七角井一个远房堂伯家，和三个堂姐一起过暑假，这样我可以好好学习和做作业。

那天天刚亮，父亲就把我叫醒，就着母亲腌的酸黄瓜，草草地喝了点苞谷面糊糊，吃了点白面、苞谷面掺在一起蒸的馍，然后让我拎上包，坐上他的自行车。这一走，就是一个多钟头，父亲呼哧呼哧地骑着自行车，背上全是汗，快到九点钟的样子，终于喘着粗气把我送到哈密市北郊路一个叫盐化总厂干休所的地方，送上一辆大班车。

父亲告诉我，说他跟堂伯昨天就电话联系好了，班车到地方后，堂伯会来接我，然后他就蹬着自行车走了。

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

我的心情很复杂，主要是怕，怕了一路，几乎要哭，连车窗外的风景都无心关注。

好在，班车到七角井后，堂伯果然接上了我。

当时的情形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总之，住到他家后我并没有想太多，因为堂伯一家人对我都挺亲，所以也不怎么认生，一个暑假玩得都很愉快。对七角井盐化总厂的了解，也一下子深了很多。

七角井盐化总厂距我家所在的哈密市200公里，这里四面环山，交通不便，特产只有盐和硝。除此之外，这里的一切，大到厂里的各类机器设备，小到居民日常使用的生活用品，针头线脑油面酱醋之类，都得从外面运进来，就连每天做饭和饮用的水，也得派水车到十几公里外一个叫柳树沟的地方去拉，因为七角井的水太咸，洗衣服什么的，用起来不碍事，却不能饮用。

后来，高中毕业前，我又连着去七角井过了好几个寒暑假，每次都是没心没肺地玩。好些年后，无意中听母亲说了一嘴才明白过来，堂伯家只有3个女儿，而我家有4个兄弟，我是老三，堂伯有意把我要到他家当儿子。

那时候，七角井盐化总厂正处在它的黄金年代，赶上厂里招工，就连哈密的待业青年也要挤破脑袋往里钻。大班车驶近七角井时，我看见，磅房前装盐的大汽车在路上排了足足有一公里，都在等着过磅，等得不耐烦的司机，就在路边打起了扑克;一路上都有装满大圆铁桶的汽车，当时也不敢问，后来才知道，桶里装的是硫化碱，是用芒硝生产的，盐化总厂的主打产品之一，可以用来造纸。这些桶从七角井附近的十三间房火车站上车，穿越大半个中国，进入某个厂房，变成纸，而后其中的一些又将坐上火车，返回七角井，让人们使用。

而我所在的红星一场，当时还是种粮食，主要是小麦，职工年年挂账，也就是说种一年地不仅赚不了钱，还要欠连队的土地费、承包费。父亲一个职工，要养我们一家六口，想想压力真是很大。把家里的负担减轻一点，把我这个包袱甩出去，父亲有那种心思并不奇怪。

至于最后事情为什么没成，我猜不出原因，但我想除了我个人因素外，跟形势的变化也有很大关系：盐化总厂盛极而衰，因为一些原因开始走下坡路，直至最后破产倒闭;而红星一场则因为种植结构调整，种上了棉花，职工们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家里劳力多成了优势。

在七角井时，因为年龄关系，我跟堂伯家的三个堂姐走的都不是很近，能跟我玩到一起的，首先要数左边邻居家的小军，其次便是小军邻居家的小玲。

是的，小玲，那个有着一张清秀瓜子脸比我小半岁的女孩。

每年5月底到9月底是盐化总厂最重要的生产季——捞盐期，大人们每天早出晚归，精力基本都投在盐池里，没有时间管孩子。每天，只要我们把作业做完，剩下大把的时间可以自由挥霍。

小玲是女孩子，不可能和我们一起玩攻城、斗鸡、打尜尜这类游戏，她和我们在一起，总爱让我们带她去抓虾。当然，我说的这个“我们”，其实主要是指小军。那时候我就察觉了。

尽管七角井一年四季干旱少雨，也没有大江大河，但地下水极为丰富。从盐化总厂往东南方向走大约两公里，有一大一小两个鱼塘，旁边是一大片芦苇滩，里面有很多泉眼，当地人叫作自流井。水日夜不息地从井里流出，便在井的附近形成个水潭，水积多了，便有了一条小渠，蜿蜿蜒蜒流向远方，汇进大渠里最后流向盐池。

水潭里总有许多小虾，抓起来很容易。小军每次在潭里用石头压条麻袋，然后就是等，过个十几二十分钟，取出麻袋时，仿佛变魔术一般，麻袋上就会有很多虾，我们把虾一只只抓到水桶里，拿回家主要是喂鸡。

永远也忘不了，小玲那白净的小手，从麻袋上抓起那些乱弹乱跳的小虾时，满脸通红两眼放光的兴奋模样。

除了抓虾，我们还会到戈壁滩上捡萤石，晚上用萤石擦出火星来玩;或者找洪水过后淤积的泥块，像粉笔一样在砖墙上、水泥地上随意地写和画……

我暗叹一声，把目光移向远处。

眼前的这片白地上，房子旁边，本来还有一条林带的，和七角井所有的林带一样，中间种着杨树，两旁是沙枣。20多年前，在其中最粗的一棵杨树上，我曾趁周边无人，做贼一样，用小刀歪歪扭扭地刻下了一个“玲”字。如今，盐化总厂没了，这里也变了模样。我青葱时代最美好最朦胧的单相思对象，小玲，现在也没了。

这12年来，老戈壁总是爱问我一个问题：“你每年都来七角井，有时候一年还来好几次，到底为啥？”

我给他的答案是玩，可他不信，一直试图刨根问底。

老戈壁是对的，到七角井，玩真的只是借口，缅怀我的青春才是理由之一。

离开那块白地，我继续前行。行不过两里，有一座孤零零的石山。山不高，10米都不到。山前，是一个个土馒头，绵延成一片，几十年前，盐化总厂许多建设者就长眠在这儿。

对于那些建设者，我抱着深深的敬意。

第一批建设者来到七角井的时候，条件异常艰苦，戈壁滩上没房子住，他们便搭了帐篷，结果一夜之间就被大风刮走了，只好赶紧挖地窝子，一住就是好几年。

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人工采盐，包括揭盖子、撈原盐、捞再生盐等。揭盖子主要是用十字镐刨、挖，用六棱钢做撬杠，把盐上面一层厚厚的碱土盖子揭开、运走，然后平出一片堆盐的场地，还要留出一条走汽车的路。场地平好，路留出来后，用不了多久，地上的细盐碱土就会凝固，坚硬如铁。

而后工人们开始用大号十字镐挖盖子下藏着的原盐，挖出来后盛装在网筛中，再用桶提水不停地冲洗。洗原盐时，工人们为了使用方便，特意在水桶双耳及桶底边沿适当位置各拴一条绳子，用绳子控制着水桶，提水往筛子里泼，这样效率会提高很多。洗干净的大颗粒原盐落到筛子下面，而盐碱土块则留在筛子上面，最后倒掉。

原盐捞洗完毕，将地上的坑整理平整，便成了盐池。往盐池里注入水，水位一般在五六十厘米深，待天热时，会结晶出再生盐，采盐工人便开始捞盐。

到了夏天，天气越热气温越高，水中盐的结晶速度越快，所以每年夏季，一般从5月底到9月底为捞盐期，其中最佳采盐时间也就两个月的样子。

工人捞盐时，一般都穿着长长的胶筒，头上戴着草帽，再从草帽下面耷拉下来一块纱巾，把脸遮住，不管天多热，他们都会穿上长袖上衣。

工人们穿長胶筒是因为盐池子里水深;头戴草帽是为了防晒;脸上遮纱巾主要是防蚊虫，盐湖里有种小飞虫特别多，当地人叫“小咬”，咬人特别厉害，一不小心就会一脸的包;穿长袖上衣干活，被汗湿透再被太阳晒干，整个衣袖子都是硬邦邦的，胳膊打下弯都困难，很不方便，但又不能不穿，主要是为了防晒，七角井的太阳毒，如果胳膊露在外面，很快就会被晒伤蜕皮，再一出汗，就如一种酷刑，皮肤生疼，让人无法忍受。

工人们捞盐用的工具主要是铁锨和耧耙。铁锨是大号方铁锨，上面密密麻麻地开了许多圆洞，当地人叫它漏锨;耧耙上同样有许多圆洞，自然也叫漏耙。工人们先用漏耙把盐池里的盐全部搂到脚下，用漏锨铲了再拼尽全力往池子外扔，最后码好等着验收人员来量盐方，计算工作量。

随着盐池越挖越深，到最深时近两米左右，人站在远处根本看不到池子里有人。平时工人们又嫌麻烦害怕浪费时间，所以一般下了盐池中途轻易不会上来，一直在不停地干活。

在烈日下从事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出汗多，工人们很容易口渴。他们带水用的不是水壶，而是一人一个特制的铁皮方桶，专门盛装饮用水。一桶差不多有10公斤，就这一天还不够喝。喝的水多流的汗自然也多，到了半下午，往往胶筒一脱都能从里面倒出水来，那都是他们的汗。

正像老戈壁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只有劳动，能让人过上好日子。那些建设者凭着辛勤劳动，在贫瘠的戈壁滩上，让一个个现代化的企业迅速崛起。

他们，真是太苦了。

他们，真是太伟大了。

这些事，也大都是老戈壁告诉我的。

关于老戈壁，这个总也闲不住的老人，他的情况，我渐渐也了解了很多：他姓李，是1963年21岁时从江苏邳县支边进疆的;他老伴十几年前就去世了，他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生活在乌鲁木齐，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和我一样，生活在哈密;知道他是七角井盐化总厂的退休工人，有退休费，他开店，主要是为了找事情做，打发时间，不纯是为钱;他年轻时特别能吃苦，别看瘦，可是力气大，夏天捞盐，规定每个人每天任务是5方，别人拼死拼活，弄到7、8方就不错了，他每天都要突破10方，所以厂里的先进，连着当了十几年;他店门前墙上的那些字，一笔一画全是自己写的，他就是这样，什么事，不管做得好不好，他喜欢做，他热爱劳动。“年轻时候我的字写得还不错，家里对联都是我写，现在手抖得厉害，不行了。”说这话时，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也一直很奇怪，他为什么不到乌鲁木齐或者哈密，和儿女生活在一起？

“不想麻烦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他回答得很笼统。我却不大相信，总觉得，那其中一定还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曲折，生活的弯弯绕绕，外人是怎么也理不清的。虽然不相信，可我也不会再去刨根问底。

绕过那片坟地，我开始登山，手里抓着路上捡的几块稍有造型的戈壁石。

踏着嶙峋的山石，紧蹬几步就到了山顶。山顶上，有一个汽车车轮大小的石头堆。我把手上抓的石头放进石堆里，然后盘膝在旁边坐下。

12年了，这个石堆从无到有，从小变大，越来越丰满。最开始，我堆这堆石头纯粹是为了好玩，想的是埋葬我不为任何人所知的初恋。

几年前，我与小军重新取得了联系，得知他后来当兵入伍，盐化总厂破产倒闭后，他父母回了四川老家，他复员后，也去了那个叫德阳的城市，如今是一名警察，因为工作努力，年年当先进。从小军那里，我得知了小玲的一些消息：小玲初中毕业后上的是盐化总厂技校，毕业后进了生产硫化碱的化工一厂上班，在化验室当化验员，盐化总厂破产前，她父母便让她回了河北老家，在一家化工厂上班，还是在化验室工作，并通过亲戚给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后来有一天，化验室突发火灾，她一边喊“着火了着火了”一边试图灭火，不幸失去了生命。

从这以后，在这个石堆前，我开始郑重起来。

虽然石堆下没有任何与小玲相关的东西，可我依然把它当成小玲的墓，甚至想需不需要再立个碑。不管怎么说，七角井才是小玲出生的地方，这才是她的家。

叶落要归根啊！

再回到“红梅饭馆”，老戈壁稳坐在柜台里，正在看新闻联播，手里依然抓着根苁蓉，已经送到了嘴边。他的模样，和我第一次见他时几乎完全相同。

“来一根吧。这是个好东西。”老人把手里的苁蓉放下，身子一俯，不知从哪儿又抽出一根苁蓉，往我这个方向伸。

“不了，不了。”我不无羡慕地看着这个年近八旬，身体、精神却依然健硕的老人摆手道。12年前，老戈壁第一次不由分说把苁蓉硬塞给我时，虽然在他面前我没有品尝，但过后却试着嚼了一口，有点清香、有点甘甜，还有点豆腥味……总之，那滋味就像我们的生活，难以言说。

“吃点饭吧？我炒的西红柿鸡蛋、洋芋。”老人无所谓地摇摇头，把那根苁蓉塞回去，又问。

“不敢吃啊。”我摇了摇头，走到他身旁一张矮圆凳上坐下。三年前单位组织体检，我查出了脂肪肝，血脂也有点高，听一个朋友的建议过午不食，就把晚饭戒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我们那时候说要身体好，得多吃饭;到你们这，要身体好不能吃饭。也不想想，人不吃饭，身体能好吗？”他“嗤”了一声，摇着头，嚼了一口手上的苁蓉。

“不年轻了啊！”我发自内心地叹了口气，“再给我讲个故事吧！”

老戈壁稍一思索，脸上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娓娓地讲了起来：

我要讲的故事，发生在1965年的“五一”劳动节。

盐化总厂有一个工人，在戈壁滩上待的时间长了，每天见到的都是那些东西，觉得很没意思。那天轮上他休息，又正好有拉盐的车去哈密，就想到城里逛逛，散散心。

当时，为了不跑空车耗油，盐化总厂拉盐的车到了哈密卸下盐以后，总要再装一车蔬菜或别的东西返回。所以在哈密待的时间不会很短。

在往哈密走的路上，他就跟司机师傅商量好，让司机把他放到哈密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还约好时间，就在下车的地方等着司机师傅回去时再把他捎上。

哈密最热闹的地方以前是在老城大十字。1959年底，兰新铁路通车到哈密后，内地来哈密的，哈密去内地、去乌鲁木齐的，旅客们都要在火车站集结，所以火车站就变成了哈密最热闹的地方。

当时的哈密火车站只有一幢孤零零的红砖平房，前面是一个大广场，里面聚集着南腔北调、神色各异的男男女女，十分热闹。

那个工人在广场转了一个多钟头，转累了，也饿了，就坐在一级台阶上，掏出早晨启程前从盐化总厂食堂打的一个大白馍。琢磨着时间还早，准备垫垫肚子，再往远处走走看看。

刚啃了一口，就有个女的来到他面前。

那女的看上去也就十八九岁，瘦得像根嫩豆芽菜;看不清本色的脸上满是污垢，脏兮兮的。黄糟糟的头发不知多久没有梳洗过，就像一蓬枯草长在头上;再加上那身看不出颜色缀满补丁的衣裳，怎么看都是个要饭的。

见她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手里的馍，他不好意思再吃，就问，“你要干啥？”

那女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大哥，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你能给我口馍吃吗？”

他看这女的确实可怜，就掰了半块馍给她。那女子接过馍，鼓着腮帮子，几口就填进了肚子。吃完了也不走，馋猫似的，继续盯着他手里才咬了两口的另外半块馍。

他心想，这人也太不知足了，都给你半块馍了，还想要。我身上可就带了这一个馍，都给了你，我吃啥？想是这么想，可他心善，一转念又想，我今天也不干活，少吃一点没啥，可以回去再吃。

这么想着，干脆就把手中剩的半块馍也给了她。她接过馍，这回不再是狼吞虎咽，而是一小口一小口地细细品尝。

馍吃完了，她开口道：“大哥，谢谢你了。你是在哪儿工作啊？”

“盐化总厂，离这200公里。”

“那大哥，你们那儿还要人不？”

“要啊。”当时盐化总厂确实在招人。

“我到你们那儿干活，行不？”

“行啊。你想去，待会就跟我走。”

两个人就这么聊上了，也慢慢地说到了各自的情况。

那女的老家日子比较艰难，缺衣少食的。为了活命，在父母的默许下，她冒险爬上西行的火车，想出来找口饭吃，寻条活路。从家带的几个洋芋、一点干粮，火车上就吃完了。在哈密下车后，因为身上既没钱也没有粮票，她当时已经两天没吃一口东西了。

“大哥，你有家吗？”又聊了一会儿，她突兀地问。

“有啊，我家就在盐化总厂。”他答。

“我是说你有老婆孩子吗？”

“那倒没有。”

他注意到，自己这话说完，她眼睛里忽然有了一丝羞涩。

当天下午，她就跟着他回了盐化总厂。

几个月后，他就和她结婚了。

“我这个故事名字就叫《一个馍换一个老婆》，怎么样？”故事说完，老戈壁咬了一口手上的苁蓉，看着我，脸上的笑意越发明显，“人家都说他的老婆是用一个馍换回来的，依我说，那是用劳动赚回来的。不劳动，你说他能有大白馍吗？”

一个馍换来一个老婆？老戈壁的故事名字让我的心一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些年前，有一次说到堂伯，母亲曾经冒出一句，他老婆就是他用一个馍换回来的。

老戈壁说的，很可能就是我堂伯的故事。

我又想起了这些年，老戈壁给我讲过的那些老故事，看来，应该全都是真人真事。

那些故事，完全可以写出本长篇小说，而且很精彩。

这应该也是我到七角井的一种收获。

第二天半下午，像是知道我要走，连风也赶来相送。

风从北边刮过来，卷起一切可以卷起的物体，尘土、沙石、衰草、碎纸片、塑料袋等在空中飘浮着、飞舞着，打着旋儿四处乱飞，肆无忌惮粗鲁地撞击着门窗，发出“啪啪”的声响。

整个七角井似乎都在摇晃。

车行前，不由分说，老戈壁又悄悄地往我的车后备厢里塞了一塑料袋东西，不用打开我也知道那是苁蓉，看分量，怎么说也有两三公斤。

看着他，我似乎看到这个年近八旬的瘦弱老人，弯着腰，先是用鐵锨挖，然后蹲下身，头几乎低到地上，去拽露出一截身形的湿苁蓉，运气好的时候，能一下把苁蓉扯出地面，遇上苁蓉根扎得深，他会跪到地上使足劲继续拽，如果还是拽不出来，只能继续用铁锨往深里挖，直到把它挖出来为止。

苁蓉挖出来后还要去掉残茎、须根和上面沾的泥土。老戈壁说这玩意儿娇贵，万不能用水洗，所以泥只能用指甲一点一点地抠，抠干净了晒干，截成适当长短的段，捆好了，会有老板或者贩子来收。

可以说，每一根苁蓉，都是这个一辈子也没有脱离劳动的老人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

“就算它不治病，你拿回去多嚼嚼，起码对牙齿好。你看我，都这把年纪了，苞米照啃、羊肉照吃，牙多好。”老人搓着手笑道。

我冲他笑了笑，抬头看了一眼天。

这时，风更猛了。

大风卷起漫天黄沙，遮天蔽日，一副凄凄惨惨的末世景象。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尘土的腥臊气息，时间似乎一下子便过渡到黄昏。

“风越来越大了。”我喃喃道。如果不是明天要上班，这种天气，是不适合上路的。

“这算啥？”老人不当回事地说着，“我年轻时候，有一回，房子都刮倒过。”

看着老人，我不无感慨地轻轻摇了摇头。他不会知道，每次离开七角井，我收获的绝不只是一包苁蓉。

七角井，或者应该说，正是老戈壁本人，这个劳碌了一辈子却始终乐观平和的老人，就像一个加油站，每次我累了乏了倦了，来这里转一圈看一下，和他在一起待几天，都会让我在感慨世事沧桑之余，内心重归平稳、踏实，让我有信心有力量，可以坦然面对工作中的一切困难，不发牢骚、不再抱怨。劳动，不光能让我们生活幸福，还能让我们的内心宁静平和。就是在这荒僻贫瘠的七角井，让我找到了劳动的价值、意义。

这也是我每次来七角井，除了缅怀旧时光，更重要的一个理由和收获。

今天，我又来到七角井，眼前一片绿色，这才是我心中的样子。

作者简介：刘亮，男，1973年生于新疆哈密一个名叫七角井的小镇，1993年开始发表散文、小说等各类作品上百万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兵团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