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斌峰

1

我得找个地儿把苏南藏起来，我俩早就过了爱捉迷藏的年纪，可有些游戏还得玩下去。

我和苏南是工厂时代的旧同事。当年沉默寡言的我是机车电工，爱出风头的他是小火车司机;后来我去银城开了家网吧，他去上海开了家公司——我俩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数年前，儿子在上海念大学，我寻到苏南的手机号码，打电话请他照料异地求学的儿子。他浮光掠影地请儿子吃过几顿饭，还在夜半三更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口齿不清却很伤感，而且喋喋不休，我没听懂他说什么，却晓得他喝醉了。儿子大学毕业后，我想邀请苏南回来聚聚，就嘱咐儿子：“你替爸问候一下你苏叔，请他回来走走。”儿子字斟句酌地给苏南发了个短信：“苏叔您好，银城的映山红开了，可以的话，请您来做客。”隔天，苏南回了一个字：“好。”从此就再无音讯了。

这次接到苏南的电话时，我正埋头电脑主机前修理着电脑，我很意外，仿佛在电脑机箱里捉到一只蟋蟀。

网吧就像个蓝幽幽的山洞，我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听见他在千里之外说：“小丁，帮我找个地儿，我要一个人住上一阵子。”

我惊讶：“啊，那你要找怎样的地儿？”

他压低嗓子：“就是很清静……别人找不到的地儿。”

我“哦”了声，心知他不是想游山玩水，而是想躲起来。这世道真奇怪，有人跳着脚往外疯跑，有人却想钻进甲壳里藏起来。那些躲躲藏藏的人，有的是为了失恋疗伤，有的是为了躲避高利贷，有的是为了戒毒戒瘾，不知苏南是为了什么。也许他的生活就是蹦来跳去，逃来蹿去吧？

明知他看不见，我还是认真地点点头，说：“行啊。我先想想，再给你电话。”

他的声音很焦急：“那我等你的电话，要快，就这两天定下来啊。”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他又警惕地补上一句：“你不要把这事透露给任何人，得保密哦。”

我再次点头，眼前恍惚跳起一只警觉而慌张的肥兔子。

我能把苏南藏在银城的哪儿呢？以前我住在大山深处的工厂里，经常坐着小火车来往银城，去动物园看望爱做鬼脸的猴子和爱开屏的孔雀，圆一个单身青工的童年梦。现在我住在银城，却并不熟悉生活于斯的小城，小城越長越大，越来越陌生了。我在哪儿能给苏南找个藏身处呢？藏在我的新家里——那他岂不暴露了？藏在网吧里——网吧里也是人来人往啊！藏在银城的山庄里——那岂不要一大笔钱？他身躯那么高大，总不能藏在电脑机箱里吧？

我是个木讷的人，理不清新生的事物，摸不透喧嚣的人心，而难以把握的东西就有可能让人迷失。我对藏人毫无经验，只熟悉电器。我曾在工厂车间“工人伟大，劳动光荣”的标语下，刻苦钻研电工技术，努力做一个好工人，现在无师自通学会了修理电脑，为谋职业开起了网吧，一喝醉酒就会露出几分得意来。我唯一的酒友老王却翻着醉眼说：“别看电脑、彩电、冰箱、手机那些玩意儿看上去花哨光鲜，其实就是一些废铜烂铁。”老王曾是乡村的屠户，擅长杀猪宰牛，后来失业，他成了个拾荒人。我能理解他：也许是他拾过太多的废旧电器，败坏了对金属器件的胃口吧？我不苟同他的观点。我喜欢撬开电器琢磨它内部的秘密，爱闻电焊熔化松香的气息，总想把电器里零乱的线路理顺。我想我跟老王之所以能成为酒友，并不是因为我把废弃的电脑免费送给他，而是我俩都不习惯越来越眼花缭乱的城市。我若不是担心在陌生的地方迷路，凭我的技术早就在外地的私人工厂混得有滋有味了。老王若不是路盲，就不会窝在银城经开区的工棚里收破烂了。

在我的印象里，苏南是个从不求人的骄傲的家伙，我不能不把他的话当回事儿。我左思右想，想得头昏脑涨，只好给苏南打电话，向他提起一个地名，一个我俩都很熟稔的地儿。苏南在电话里短促地“哦”了声就没了声息，半晌才说：“那好吧。”

2

我说的地儿叫709。

709就是我和苏南曾经工作过的工厂，在离银城25公里的大山坳里。那是20世纪70年代为战备而建的三线厂，生产过好多蒸汽机头。出于保密，它的名字只是神秘的代号，对外只有一个联系信箱，那个绿色的邮筒上就写着709，仿佛是一群鸟的巢。

曾经的709是荒山野岭，直到一批热血青年来到那儿，在沙滩上架起桥梁，在群山中铺起铁轨，在山坳里盖起厂房、家属院、商场、职工子弟学校、厂部医院、工人俱乐部，凭空造出一座隐藏的小镇来。那儿的厂区里车间林立，什么铸钢车间、冲铆车间、总装车间，高大宽敞的车间里，精密的机器轰鸣，黄色的桥吊耸立，就跟铁质的蜂巢似的。最好玩的是，厂区到处都是铁轨，从小火车站延伸到车间，又从车间延伸向隐蔽线，就像是工厂的经脉，是709铁道专用线。那儿，工人们被银城人艳羡地称为“造火车头的人”，他们荣耀地端着铁饭碗，觉得自己一辈子会在709安稳地活下去，就像小火车沿着铁轨一直跑下去一样。

我曾是个乡下少年，刚从部队转业到709时，觉得那里有些神秘：满山谷的雾气飘来荡去，齐整的红砖平房和参差的水泥小楼浮现着，就像岛屿。也许那雾气是小火车头喷出来的蒸汽吧——我在乡下见过绿皮火车欢叫着穿过田野，不知驶向何处，现在却能跟火车打交道了，怎能不兴奋？709人也有些奇怪，大人们说着软软的吴语、接地气的武汉话、潮湿的粤语，还有好多不知来路的方言，南腔北调的，可孩子们都说着统一的普通话。我在那里当学徒工，住着单身宿舍，用着厂里公配的床桌，拿着固定的工资，穿着蓝色的工装，过得无忧无虑。直到一辆自行车载着一个女孩冲过来，我才学会忧愁了。

有天早晨，淡淡的雾气在街上漫游着。我下夜班走在回单身宿舍的路上。忽然一阵清脆的铃声传来，我还没反应过来，被身后的什么撞倒了，接着一团影子也栽在前面的路灯柱下。我坐在地上，痛得嘴里嘶嘶直冒冷气。一声惊叫后，一个女孩走了过来，慌慌地问我：“你没事吧？撞到哪儿啦？”我痛得忘记自己琢磨出来的分辨方向的方法了，喊：“左腿痛！”她赶忙去掀我左腿的裤子。我纠正：“不，是右腿！”她的手这才和我的手步调一致地摸向了我被撞的腿。我的右腿骨折了，被她用自行车推送到厂部医院。雾气散去后，我才发现那辆金狮牌自行车真好看，电镀车柄能照出人影，车身烤漆黑亮，车辐条旋着发亮的光环——那时自行车还是稀罕物，即便在银城也不多见。那女孩更好看了，她与我年纪相仿，长头发甩来甩去，眼梢带着风。

在厂部医院养伤的那些日子，我从没那么开心过。女孩陪着我，给我削苹果泡麦乳精，还带来她的影集给我看，说是给我解闷儿。在那影集里，一个女孩在慢慢长大：摇篮里婴儿肥的脸，分不清男女;幼儿园里的小女孩，在学着护士打针;工人俱乐部的舞台上，涂着红脸蛋的小女生在跳着《葵花朵朵向阳开》……直到踮着脚尖模仿小天鹅的少女出现后，就大多是她压腿、弯腰、劈叉等练习舞蹈的照片了。我不知道那女孩为什么学跳舞：709有铣工、电工、焊工等好多工种，没有专业文娱队，她能靠跳舞生活吗？

从厂部医院出来后，女孩就不再主动找我了，偶尔路遇却很热情，“丁丁、丁丁”地叫我，就像是自行车的铃声。我很想“盼盼、盼盼”地回应她，却觉得自己的舌头短叫不出口，也不知该跟她说什么。我很想去找她，却只敢假装散步来到她家的水泥小楼下，想象她在家手托腮看影集的样儿。我每天都在她经常路过的街上蹲守，看着她骑着自行车转动两个光圈驶过。我想：如若我不是出生在乡下，而是709的孩子，跟她一起长大会怎样呢？从那时起，我的心里就藏了个秘密，谁也不知晓的秘密，一藏就是很多年，似乎还要一直藏下去。

很多年就像一張张日历翻过去了，时光一下子就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动力组，仿佛是脚赶脚的事儿。709没赶上趟，不再红火，效益越来越差，就关停了。从天南地北涌来的工人又纷纷回去了，外出闯荡了，留下来的是一些退休工人。那儿就日渐破败了，小火车停开了，过去人满为患的家属院人去楼空，就跟曾经的黑白电影一样。

如今，我在银城高铁站边买了房，并不是因为那儿房价便宜，而是想一打开窗户，就能看见高铁像白色长龙一样飞驰而过。有时，看着高铁我会想起自行车，在心里问自己：不知那个自行车女孩怎样了？

3

苏南就是坐着高铁来的。我起初并没有认出他，这怨不得我眼拙，而是时光把瘦长的他发酵成胖子了，而且他理的是寸头短发，半张脸被墨镜遮住了。他站在车站广场上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让我误以为他是要跟拉客的女子接头的人。好在他认出了我，拎着行李箱向我走来，低声喊了声“小丁”——我俩这才相认了。

我和苏南打着出租车，从银城向709奔去。我沉默着，把脸转向窗外，眯眼看着小城向身后飞快退去，有几次恍惚看见小火车迎面钻了过来。苏南也不说话，宽大的墨镜遮住了表情，也许他是在打盹，想在梦里回到机车厂吧。司机与我俩年纪相仿，多嘴多舌地说着709的往事，仿佛比我俩还熟悉那个大山里的工厂，我真想把他鹦鹉般的舌头捻成一朵花。司机说了半晌才闭住嘴，后来用车载音乐播放起一首老歌《金梭和银梭》，反反复复地放，我早就听出他是银城纺织厂的前机修工——银城到处流落着这样的兄弟姐妹。

车至709小火车站，我和苏南下了车，向街上走去。锈红的火车头停在站台上，身后的绿皮车厢已经斑驳了。车站边停着一辆中巴车和数辆三轮车，司机们围在一起打牌，等待收罗去市区和周边乡村的人。再往前走，是个人字路口，往左走是厂区，往右走是生活区。我和苏南在路口停了停，一胖一瘦地向右走去，走过菜市场、职工子弟学校，越走越深。一路上人影稀少，空气里似乎弥漫着铁锈味儿，柏油路变得狭窄和坑洼不平了。菜市场前，数个年老妇人提着蔬菜蹒跚走动;小商店前，一个老人坐在石凳上打着瞌睡;工人俱乐部的广场上，一个孩子在踏着塑料滑板滑行——我寻来觅去没找着曾经的自己。

家属院空荡荡的，就跟电影散场后一样。奇怪的是，空空的房子墙壁上竟然贴满了开锁、疏通下水道、维修电器的小广告，电话号码格外醒目。我和苏南站住，一时不知该往哪儿走。我住过的红砖平房门窗已被撬去，露出空洞的眼儿。他家的两层小楼已攀上了爬山虎，看上去久无人住了。这个被抛弃的机工厂的确是藏人的好地儿，可哪间房子能让苏南落脚呢？

就在这时，一个套着红袖章的老人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他横身拦住我俩，警惕地问：“你们，找谁？”

我认出他是前八级车工，虽然我跟他不熟，但看过他在台上戴着大红花脸上笑开花的样儿。我盯着红袖章上“护厂队”三个字，有些愣神。我想张嘴喊他“师傅”——在曾经的机车厂，“师傅”是最亲切的称呼——工人们就像传统手艺人一样，有着师徒的传承关系。我知道只要自己一张口，就能找到亲人般的感觉，可舌头像是锈住了，迟迟没喊出口。

苏南一口上海腔地说话了：“我们只是看看，不找人。”

老头打量着戴着墨镜的苏南，像是用目光铣削不合格的零件。

我赶忙递上一支烟，为老人点上火。

老头瞥向苏南的行李箱：“你们是从外地来的吧？是想找个住处吧？”

苏南点头：“是哦是哦。”

老人笑了：“哦，这样啊！我们709没有旅馆，你们要想住下来，就只能去‘颐和园了。”

我从没听说709有个叫‘颐和园的地儿，睁大眼睛诧异地问：“‘颐和园？‘颐和园在哪儿？”

老人抬手指指前面的小山坳：“就在那儿。”

我知道那个小山坳曾是厂部医院的所在，那里有三层小楼围合的院落，房间是白色的，窗帘是白色的，床单是白色的，走动的人也穿着白大褂，就像飘着一场大雪。那儿的门诊室里，桌上放着剪刀、铝盒、体温计、听诊器等，弥漫着酒精和药水的味儿。我以前偶尔会去那儿，不是因为生病，而是跟着苏南去找女护士。我最后一次去看它时，那儿的房间早就空了，白漆的台桌上落满尘埃，病床上露出暴突的钢丝，氧气瓶阀门松懈了——那儿怎么会是‘颐和园呢？

我看向老人脸上的皱纹：“那……那儿不是厂部医院吗？”

也许好久没跟人说话了，老人话头打开了：“是哦。那儿原本是机车厂医院，三年前方盼那丫头把它改成了‘颐和园，就是给老年人养老的地儿，好多银城的老人都在那里养老呢。”

“方盼？”我被榔头敲了一下，还想问什么，却被苏南拽起向小山坳走去。

老人的话被憋了回去，不甘地张张嘴，没再说出话来。

我扭身向老人挥挥手，蓦地发现他跟拾荒的酒友老王眉眼有几分相像。

苏南走得很快，喘气声就像开过一列内燃机的小火车。我跟着他匆匆转过小山峦，那座白色的城堡就在眼前了。拱门上果真写着六个蓝色大字：“颐和园养老院”。空旷的院落里弥漫着倦怠的气息，中间铺着一圈圆形的轨道，上面停着一列儿童式的小火车，就跟幼儿园似的。角落里摆放着蓝色、黄色的健身器材，什么钟摆扭腰器、腰背按摩器、太极揉推器、双人漫步机什么的。两个老头坐在石凳上下象棋，半天没挪动一粒棋子。一个老人坐在轮椅上晒太阳，颧骨深深凹陷，眯缝着眼，嘴巴轻轻地翕动着，似乎在默念着什么。苏南终于摘下墨镜，深黑的眼圈看上去就像大熊猫。我慢下脚步，担心惊醒什么。曾经的医院已焕然一新，真的变成养老院了。时光真是魔术师，能让铁器生锈，也能让万物复苏，可我翕动鼻子还是嗅到了当年医院的白色气味。

我和苏南走上楼，沿着回形走廊转起来。那一间间房门上标着序号，里面的摆设一模一样，床上铺着蓝色的被单，柜子上摆着电视机，简简单单，就像是同一个模具铸造出来的。苏南走得疑虑重重，行李箱的滑轮碾过水泥地面，发出的声音很是刺耳。我想起酒友老王说过的话：“如今家家户户的楼房一模一样，就标着个门牌号，我哪能分清啊！就连咱们村小原来叫大槐树小学，又好听又好记，却改成第101小学，以后会不会把人的名儿也改成数字啊？”老王说这话时不停地摸着他的酒糟鼻，似乎想把鼻子当作零件扭下来。我理解老王的苦恼，却并不赞同他的观点。

行李箱的滑轮声忽地停住了，我听见苏南短促地“哦”了声，抬眼看见一个肥胖的妇人，正在对面的二楼栏杆上晾晒被子。她的动作幅度很大，大手就像鸟翅一样扑打着，拍得被子啪啪响。我和苏南盯着她看，一声“盼盼”喊了出来，不知是我还是苏南喊出来的——显然我和他都认出妇人的那双眼睛了。对面妇人抬眼向我们看过来，愣了愣，被子从栏杆上滑了下去。

我、苏南和妇人方盼终于坐在了一起，小心翼翼地互望着，都想起个话头，却又像小兔子伸出爪子又缩了回去，半晌才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起话来。我们没有聊机车厂的往事，没有聊这么多年各自走过的路，只是说起院落里的老人。我们仨聊得很小心，都在藏着什么。天色渐渐暗下来，小山坳里回荡起风声。忽而一阵二胡声传来，我转脸向窗外看去，只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正坐在院落里的小火车上拉着二胡。我们就在那琴声中噤口沉默了。

我想：虽说苏南还没有老，可“颐和园”应该是他藏身的好地儿。

4

我放心地把苏南交给了方盼，觉得这不是我而是时光魔术师的精心安排。

我和苏南都认识方盼，我是从自行车时代认识她的，而苏南是她的发小——也许当年709的所有青工都认识方盼。方盼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光里，是个年轻好看的女孩。她的母亲是上海知青，在厂子弟学校当老师，说话软软的甜甜的，做的青团也又糯又甜，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看东西总是眯着眼凑上前去。方盼的模样跟那个年代画报上的明星一样，头发黑，皮肤白，眼睛大大的，总是笑盈盈地看人。她去银城卫校上过学，毕业后又分回厂部医院当护士。她不爱穿白大褂，总穿着胸前绣着花的黄毛衣，在白色院落里走来走去，给厂里生病的职工及子弟打针。她用消毒棉擦拭针头，吸饱一泓药水，嗞地从针筒里擠出一滴水珠，就把小孩吓哭了。她很吸引男青工，听说铸铁车间有个男青工，在大冬天一遍遍地洗冷水澡，就是想让自己感冒，好让她为他挂上一瓶盐水。其实，那个年代我们很容易发烧感冒，他用不着那么折磨自己的。但最终，苏南脱颖而出，跟方盼好上了。

苏南与方盼的恋爱史，是由一场场舞会见证的。当年，厂里的团委经常从银城纺织厂请来漂亮的女工，在灯光球场上举办舞会。我们用自来水把头发梳得顺溜光滑，在白衬衫上吊起五彩缤纷的领带，穿着油光发亮的皮鞋，在灯光里钻来钻去，跟寻食的蝌蚪似的。舞场仿佛是为苏南和方盼准备的，苏南游在五颜六色的灯泡下，甩动长头发，眼睛闪闪发亮。而方盼像是穿着水晶鞋的公主，穿着裙子满场舞得欢。我总是心事重重地静立在旁边，皮鞋里发痒的脚趾头跃跃欲试，却只能不时地松松领带，让被勒得过紧的脖子轻松一下，尽量把气息喘得均匀些。我不无妒忌地看着苏南和方盼的身影时分时合，就跟两片随波逐流的叶子似的。我羡慕苏南高挑的身材和飞扬的长发，却对方盼满舞场的笑声有些诧异：她平时很安静，可一到舞场像是变了个人，扭动得疯狂，疯笑得放肆。在一次舞会上，我听见纺织厂女工们在小声嘀咕，其中一个瓜子脸的女工撇着嘴说：“你们晓得啵，她家跟我家在上海时是街坊，我妈说她家的女人都有病……平时看上去斯斯文文的，可一遇见要好的男人就会发痴……她家的女人心里都有狐狸！”瓜子脸女工的声音很尖很细，我听得身子一颤，像是被锋利的针刺了一下。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向舞场中欢笑的方盼，瓜子脸女工仍在说，说方盼的奶奶是旧上海滩的舞女，说方盼妈是因为男女关系才被下放到这儿来的。我慌忙挤出舞场，对着月亮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我隐隐觉得这样的舞会会带来一场混乱的事故，工厂不需要春耕秋收的四季，只需要机器依序运行，因而一次桃花的恣意盛开也许像机器故障一样，会引发安全事故的。

果然，一个流言在709传开了，说苏南让方盼堕过胎。那些工人家属言辞凿凿地说方盼就是在厂部医院把肚子里的小孩打下来的……就是那个时候，苏南停薪留职去了上海，他临走前没有闷闷不乐，没有告诉我他对方盼究竟做了什么。我想起那样的夜晚：红色的火车头不再沿着铁轨奔跑，静静地停在小火车站里，月光镀亮铁轨，在火车顶上跳着舞。绿皮车厢里比灯光球场的舞会还幽暗，苏南和方盼就在里面，不知在做什么，却把一团团雾气般的黑色鼓捣了出来。我心烦意乱地坐在不远处的铁轨上，翻看着小人书《舞台姐妹》，却从没有看完过，就像被吊在行车上被气流冲击着胸口。我在等他俩散场，我担心方盼会像瓜子脸纺织女工所说，在那样的夜晚突然发起疯癫来。在那一场场忧伤的等待中，我落下了一个毛病，就是从不给孩子购买人偶玩具——我只会修理机器，修不好人，更赶不走人心里的狐狸。

5

我没有问苏南为什么要藏起来。

那曾在上海念过书的儿子说，苏南偶尔带他赴过几回饭局，苏南能喝酒，越喝越意气风发，会说他最近上了一个项目，赌上了全部的资产，要背水一战。他还不停地向席中人举杯，说他如若不成功，公司破产了，到时候还请在座的各位看在多年的交情上，替他收拾残局——他那样儿就像赌徒。儿子还说，苏南活得有滋有味，他的老婆飞去美国陪女儿读书了，他每次赴宴都带着那个漂亮的女秘书。如此说来，苏南在上海混得风生水起，是不会突然急流勇退，想找个地儿静心休养的。就算他想躲开世事纷扰休整一下，也会自己找个名山大川风景区疗养的。我想，他想躲起来，可能跟追债人或警察有关——他应该是在潜逃。

关于苏南的发家史，旧同事有过好多版本的说法，有人说他为上海的阿宝顶罪坐了五年牢，阿宝就把旗下的一家公司给了他，他才发达起来的;有人说他凭着上海的亲戚关系，倒腾起国际贸易才起家的。传闻总是真假难辨，可我知道苏南敢想敢干，头脑活泛，那样的人在花花世界平步青云并不意外。机车厂倒闭后，工人们就像脱轨的小火车各自滑行了，有人去江浙工厂做了技术员，被私人老板当宝贝捧着;有人去援建尼日利亚，回国后开了餐馆又倒闭了;也有人在银城郊区开起摩托车修理铺。离开工厂，我们跟离开池塘的鱼鳖一样各有各的活法，苏南不过是其中的一条水生动物而已，他无论成了乞丐还是富翁都不奇怪的，而被警察或追债人追击更是理所当然了。

我陪苏南在“颐和园”里住下来，与方盼和一群老人比邻而居了。那儿像是藏了一个冬天，不知是被银城遗弃了，还是主动抛弃了银城，就连不远处的709厂区似乎都被隔绝了。方盼照顾老人很细心，整日忙得像辛勤的蜜蜂飞来飞去。她和数名妇人为老人们勤换被褥，勤剪指甲，勤烹菜肴，勤量血压，把老人们哄得跟幼儿园小朋友似的。当然，也有的老人比较淘气，有个患了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刚吃过饭，就嚷嚷着饿，委屈地说盼盼不给他饭吃，吵吵着要让女儿接他回家。“颐和园”很安静，每天的早晨是那里最为热闹的时刻，《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儿会准时响起，把老人们催促到院落里。然后，老人们就挤在一起，在第六套广播体操的音乐中做起早操。他们摇头晃脑，踢腿扭腰。可我能从他们的动作中，依稀看出以前从事的职业：有的老人就像在车床上磨铣零件;有的阿婆就像在纺织厂挡车;一个头发全白的老人总坐在玩具小火车上，双手拨弄着方向盘，嘴里“哦哦”地叫着——他显然是退休的货车司机。而每到夜晚，那个拉二胡的老人就会静静地坐在路灯下拉起琴来，反反复复地拉着《二泉映月》，拉得夜色丝丝缕缕飘起来。

苏南看上去是来静养的。他起初足不出户，很少跟我们说话，整天在房间里玩平板电脑。他不时打开手机看看，再把手机关掉，再打开，就像猫在玩着线团。我俩每晚都要喝点酒，做出庆祝什么的样子，碰杯，再碰杯，却找不到喝酒的理由。方盼滴酒不沾，她说她不能醉，要照顾一帮老人。我们还是不谈往事，也不提来路和去处，像是小心谨慎地提防着鱼刺。大约一周后，苏南变得狂躁起来，每天都要跑出小山坳，走到厂区，沿着铁轨来回奔跑，拼命地跑，跑得气喘吁吁，把自己累得瘫坐在地上，那样儿就像在戒毒。我只好陪着他，看他笨熊的身子在铁轨上跌跌撞撞，仿佛他的脚被锈色的铁轨拽住了。我想建议方盼在“颐和园”里挂上沙袋，购买拳击手套，供像苏南那样的人撒气，可看着老人们静物般的样子就没开口。方盼也看出苏南有些反常，她弄来一种白色的药片给苏南服用，每日三次，一次三片，说那药片能安神静气。方盼做过穿白大褂的医生，现在又按时给老人们吃这样那样的药，她的做法应该是对的。果然，一周后苏南安静下来，早睡早起，早上跑跑步，黄昏散散步，偶尔跟老人下下象棋，越来越心平气和，看上去住的越来越习惯了。

在“颐和园”里，我总忍不住向院墙外、向山坳外张望，看看有没有陌生人在附近出没。我在想象着这样的画面：警察坐着呜啦啦的警车而来，把苏南铐走了。方盼追着警车哭，哭得我心里酣畅极了，像是把心里的淤泥冲走了……可我隐隐失望了，“颐和园”就像孤岛，没有警察或陌生人来，就连小山坳外的709人也不来访。“颐和园”波澜不惊，我在那儿只听闻过一件事：厂区的一段铁轨在某个夜晚被人撬走，偷偷卖给废品回收站了。那个戴着红袖章、与酒友老王相像的老师傅，就带着一帮老人组建起护厂队，日夜巡逻起来。他们走在铁轨上，摇晃着手电筒，被夜气吞来吐去。我知道自己在期望709发生点什么，期望有人来找苏南——既然是“藏”就得有人“找”，这才符合捉迷藏的游戏规则啊。

6

我得说说当年我和苏南的旧事了。

我在走进709之前是个乡下少年，在田野里跟着父亲干着插秧、割稻之类的活儿，跟我形影不离的是大水牛。可我酷爱拆卸组装旧电器，那时手电筒、收音机、手表在乡村难得一见，即便是旧了坏了锈了，也是我爱不释手的宝贝。我能把电灯泡滑落的钨丝摇晃得搭上线，在母亲惊喜的目光里重新亮起来;能让哑了的收音机重新发出声儿，让爱听戏曲的父亲兴奋得赏我一拳头。爷爷很喜欢我，他是个农闲时游村串户的修锅补伞的匠人，以为我遗传了他的天赋，将来一定能继承和发扬光大他的手艺。可我想长大后能进入那些烟囱高耸、机器轰鸣的工厂，穿上蓝工装戴上安全帽，成为一名工人。后来，我高考落榜就参了军，被闷罐车拉到北方草原当起摩托化步兵。我喜欢开着摩托在草原上奔驰，让风鼓起军装。可我有个毛病，就是出操时左右不分，向左转向右转能把我转得晕头转向。我用刀在右臂上划了一条线，这才记清了方向。三年后，我又随着闷罐车回到南方，脱下军装转业到709。穿上工作服的那天早晨，我兴奋地沿着锃亮的铁轨跑，跑得酣畅淋漓，痛痛快快地出了一身汗。我对着山野欢叫，在心里一遍遍地对自己说：“我终于走进这个有着神秘代号的工厂了，我的少年梦想实现了。”

苏南似乎天生就应该是工人，他是随父母从大城市来到大山里的。他的父亲是厂里的高级工程师，我目睹过那个干瘦的老人指挥组装机车的场景：他瘦长的身子标枪一样站立着，用大喇叭指挥着钳工、电工、焊工等工种的工人，将零散的配件组装成完整的火车头，就像拼装百吨重的巨型玩具一样。可苏南对任何技術工种都没兴趣，蓄着长头发穿着喇叭裤戴着墨镜在街上招摇，嘴里不是吹响口哨，就是唱着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后来他成了一名小火车司机。709自备有铁路和小火车，小火车每天在大山和银城之间往返两趟，运送着工人及家属。每天早晨，办公大楼顶的大喇叭里传出运动员进行曲时，那辆火红的火车头就会冒着热气，牵引着绿色车厢，轰隆隆地钻过山野森林搭成的绿色“隧道”，穿过远山近岚上的晨雾，欢叫着驶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苏南穿着与我们工装不同的铁路制服，戴着墨镜，斜倚在驾驶舱里，手攥着气门把，笑容满面地注视着前方——那样儿是相当风光的。

苏南家住在两层小楼里，有些鹤立鸡群。我住在红砖平房里，与单身青工杂处在一起。我记不得我俩是怎么玩到一起的，也许是源于一次灯光球场上的篮球比赛，也许是因为我俩都酷爱刚刚流行的港台武打片，也许是满身荷尔蒙的青工注定要成为兄弟的——何况那还是满怀理想和躁动的80年代。我们结伴坐在夜晚的铁轨上，聊金庸古龙的小说，谈电话房里的姑娘。我们轮流坐庄聚餐，苏南偷偷带着他爸的酒，请我们去小饭馆喝酒。他说他妈不善烹饪，而且在家做菜太麻烦，其实他妈烧的白斩鸡很好吃。我从不远的老家带来猪肉、土鸡，在单身宿舍里用煤油炉自己烧饭，弄上热腾腾的一桌菜。当然，一起聚餐的还有脾气急躁的钳工和稳重少语的车工。其实，我们铣车电焊工种不一，喜甜嗜辣口味不同，南腔北调口音相杂，却能喝得称兄道弟。我们喝过酒后，会勾肩搭背地走在铁轨上，沿着轨道盘来绕去，把山坳里的月光踩得扑扑乱飞——那时，我们未必就不是亲兄弟。

可在“颐和园”里，我和苏南面对面默坐在房间里，就像两个各具症状的病人。我有种想逃开的感觉，想变成一尾鱼游出“颐和园”，我想我该回银城了。我早就把“颐和园”的电线电路、电话电器维修了一遍，已无所事事了。我知道只要有电流源源不断地传来，那儿就不会跟银城恩断义绝。

我离开“颐和园”的那天中午，方盼烧了龙虾，让我跟苏南整点酒。苏南喝了两瓶啤酒，忽然兴奋起来。他端着玻璃杯为我唱起歌，一遍遍地唱《干杯吧朋友》，唱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他有几次想抓住我的手，弄得我有些难为情，佯装夹菜躲开了他的手。我想起苏南离开709去上海时，唱的就是这首歌，只是声音比当年低哑了。他喝过酒后，就在房间里像往常一样午睡起来，我这才放心地离开了。

7

我一回到银城，就跟酒友老王痛痛快快地喝起酒來。我很想跟老王说说苏南的事，可老王话太多，把我的话头堵住了。他带来一只黑狗，不时扔几根骨头给狗吃，那狗就蹭着他的裤管摇头摆尾起来。他说，那就是他家被推土机吓跑的黑狗，又回来了。我没见过他家的狗，却对那黑狗能隔着五年时光跑回来，是心存怀疑的。我不想发问，怕打扰他的酒兴。老王真的醉了，他央求我为他修修那只拾来的电子报警锁，就是那种锁在摩托车上、一碰就嘀嘀叫的电子玩意儿。他说他要把那玩意儿安装在黑狗身上，防止黑狗再次丢失。我也醉了，脑瓜里不时浮现出苏南和方盼以前在小火车厢里的模糊影子。前些日子，在“颐和园”里，他俩的交往很符合礼仪，根本看不出他俩是曾经的恋人，甚至连熟识的朋友都谈不上。可我总觉得他俩会发生事儿，就像机器都有惯性，人有记忆作祟呢。我在醉意陶然中，有种昔日的夜晚眺望小火车的感觉，那时我不知道他俩在铁皮车厢里做什么，现在我也不知他俩会在“颐和园”里做什么——那“颐和园”恍惚变成了另一种颜色的火车。我想给方盼打电话，可不知该问些什么。我和老王都喝多了，相互搀扶着送对方回家，却在小城的夜街上走来走去，找不到回家的路。

七天后，我忍不住又去了709。那儿的街道似乎比上次又凉了些，我还是如前次一样看见了戴红袖章的老师傅。在“颐和园”的院落里，我还看见痴呆老人坐在轮椅上，翕动着嘴唇，在无声地念叨着什么，或许只是病态的颤动而已。两个老人仍在下棋，似乎从我离开时一直下到我回来，还是那盘没有下完的棋。玩具小火车上散乱地坐着数个老年旅客，看样儿就知他们对模拟远行并没有兴趣。

我爬上三楼走进房间时，苏南正坐在窗前，用手抚摸着一盆绿色植物，嘴里喃喃着，像是在唱歌。

我问：“苏，这些天过得还习惯吗？”

他转过身看向我，眼神有些茫然：“哦，好好。”

我心头倏地一动，看见他的眼里飘过一缕雾，那种雾我在轮椅上的痴呆老人眼里见过，只是淡些。我张张嘴找不到话头，我是个适合跟机器打交道的人，不习惯面对活物，哪怕一只兔子都会让我紧张。

他站了起来，顺着墙根滑起弧步，嘴里哼着老歌《请跟我来》，滑到我面前，像是邀请我跳舞一样。

我有些诧异，他的动作比初来时轻盈多了，难道他真是来调节心情的？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重重地坐回床上，把床单砸出一个大圆坑，眼神又迷惘起来。

我小心地问：“苏，我俩出去走走？”

他瓮声瓮气，嗓子像是失去弹性的履带：“去哪儿？”

“去火车道啊。”

“不去，那儿没有跑来跑去的小火车。”

他这话是事实，可我俩去那儿未必要看火车、坐火车的。

我笑着说：“就是去散散步哦。”

他不理我，眼神越来越呆滞，目光落在植物绿叶的虫蛀斑上，眼里的雾气越来越浓，快赶上轮椅上的老人了。我意识到他可能痴呆了，便悄悄退出房间去找方盼。

我找到方昐时，她正在院长室里往玻璃杯里分发药片，那是为老人们准备的。她背对着我，颈处的褶皱就跟螺纹似的越旋越紧，紧得我有些心疼。

我问：“那个谁……苏是不是病了？”

她没有回头，唔了声：“他……是有病吧？”

我小心地问：“怎么……会这样？”

她的手停了停：“我也不晓得，不过，他真的安静多了。”

我看着她手中的镊子夹着的一粒药片，脑瓜里闪出她给苏南服药的样子，心里一抖，胡乱猜测起来：“不会是那些药片让苏南变得那样的吧？”我的猜测是有理有据的：我知道痴呆不是传染病，苏南发病不可能是轮椅上的老人传染的。我知道方盼有理由给苏南吃点药的，即使她为苏南堕胎的传闻是子虚乌有的。

我小心地说：“那个……你们‘颐和园不是医院，不能随便给人吃药吧？”

她盯着我没有说话，转身走开了。

我看着方盼的背影——那个胖胖而沉默的背影，心里有些堵，就慌张着逃开了。

8

这么多年，我一直刻意不去打听方盼的消息，可总有只语片言传到我耳朵里。在工厂前工友及家属们的传言里，她一直没有像那个瓜子脸纺织女工说的那样，把心里的狐狸放出来，变成一个绯闻盛开、不羁的女人。

方盼在堕胎流言传开后，便从709消失了。有人说她去上海找苏南了，也有人说她去老家养病了。我对她的上海之行并不看好，即使她能找到苏南，那又能怎样？苏南就像个没有长大的男孩，贪玩，心野，任性，是不习惯承担责任的。我甚至怀疑他对方盼的喜欢是不是真心，他追求方盼也许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魅力。

我曾忍不住问他：“你说方盼人咋样？”

他眼睛一亮，看上去很警觉：“你问这个做什么？难道你小子也喜欢上她了？”

我结巴：“没……没有啊！听人说她有病……我就随口问问。”

他撇撇嘴：“厂里家属就爱乱传小话，她们的话你也肯信！方盼有什么病？她就是个伊丽莎白！”

我瞪大眼睛：“啥？伊丽莎白？你说的是英国女王吗？”

他大笑赶来：“什么女王！她就是——又傻又白啊！”

我很生气，觉得他这话说得太不认真了。

——这样的苏南能照顾方盼吗？方盼要是去了上海，那一定是悲伤之旅。至于去老家养病，那也是一件好事。即便治不好什么病，起码她也能避避流言。

在我离开709之前，方盼一直没有回来过。据说她嫁给了银城人民医院的医生，日子起初过得挺滋润。厂里人说那时的她比在709时白胖了，却不知为什么没有生养孩子。可没过几年，她和她的丈夫离婚了，在医院里闹得沸沸扬扬。厂里人再见到她时，她就憔悴了，瘦得锁骨都支棱起来了。这些传言未必对，我就在银城人民市场偶遇过方盼，她没有像厂里人说的那么胖那么瘦，跟以前一样摇摇曳曳的。

那次，我看见她拎着一篮子蔬菜从菜市场出来，安安静静地在前面走着，愣了片刻，便小跑追过去，边走边喊：“方盼！方盼！”

可能是迎着风没听见，她只顾低着头往前走。

我急了，一个箭步窜上前挡住她。

她没在意，一下子撞到我身上，篮子里白白绿绿的蔬菜掉了一地。她慌忙说了声“对不起”，捡起菜，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是你！丁丁！”

我涩涩地笑：“那个……好久没看见你回709了哦。”

她扬扬头发：“是啊，我回去做什么？”

“那你……过得挺好吧？”

“还行。”

我不知该说什么，慌张地说了声“再见”，转身走去。

她叫住我，犹豫着：“苏南……苏南有消息吗？”

我摇摇头，心里发酸。我知道苏南在没有发达之前，是不会给厂里任何人消息的。

她没再说话，只是笑笑，拎着小篮子走了，身影渐渐消失在人流里。

不知过了多久，又有传闻传来，说方盼的丈夫出了一场车祸，从昏迷中醒来后就变成了嗷嗷待哺的巨婴，仿佛多年的成长被抹去了。方盼像母亲呵护孩子般照顾着他，可没想到那个巨婴有一天突然溜出家门，不知跑去哪儿了。方盼在银城满大街地寻找，一声声地唤着丈夫的名字，都把嗓子喊哑了，终究没有把丈夫唤回来。之后，方盼又回到709，无儿无女的她就这样悄悄地活着，跟一根铁路上的道钉一样锈在709里，只在工人俱乐部的小广场上，跟一群女人跳跳广场舞。直到三年前，她把厂部医院荒弃的院落重新粉刷，开起养老院来——也许她开办“颐和园”，就是等苏南回来吧。

9

苏南安静下来了，又整天坐在房间里，该吃就吃，该睡就睡，然后就是漫长地发呆。每每早晨，晨雾泊在小山坳里，“颐和园”就像浮在水里的梦幻之岛。苏南会绕着三楼的回廊来回走，他步态飘摇，像踩在云朵上，又像在跳狐步舞，也像模拟一只肥胖的大鸟在飞。他的动作轻忽流畅，可眼神迷怔，对擦肩而过的人视而不见。每每黄昏，他就痴坐在房间里的绿色植物前，不动不语，像是要把自己坐成一株植物。我找他交谈，他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有些话答非所问。

我问：“苏，你准备啥时候回上海啊？”

他开心地笑了：“我在铁轨上找到蛤蟆镜了。”

我知道他说的蛤蟆镜是什么。当年，他的江浙老家的亲戚，曾送给他一只大墨镜，无论谁戴上它都有些像蛤蟆，那种墨镜在当时是很时髦的。那些日子，他上班开小火车时戴着它，被厂领导批评过;晚上跳舞时戴过它，在舞场摔过跟头，可他仍戴着它在街上踱来踱去。后来，他戴着那墨镜在铁轨上独自散步时，挨了一顿黑棍，不知是被厂里的青工还是附近村里的愣头青打晕了，墨镜就丢失了，丢失在80年代的某个夜晚了。他竟然在这么多年后又想起那只墨镜，还在幻觉中找到了它，这就是痴呆症的征兆了。

我问：“苏，你总待在这儿，你上海的公司怎么办？”

他嘻笑着说：“什么公司？你不晓得我是小火车司机吗？”

他说话时挺起胸，就像当年站在火车头上一样，斜睨着我。我仔细打量着他，没有看出他在开玩笑。也许他是在逃避现实，沉溺于回忆吧。

我又问：“苏，你住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没人找你？”

他盯着我：“我就是为了不让人知晓，才藏到这儿的啊。”

他说这话时眼里飞出了蜂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时的他是清醒的。

我没事儿时瞎琢磨，苏南是不是脑瓜里的某根線路搭错或者短路，不那么畅通了？苏南是不是患上某种不明的疾病甚至绝症，才想找个地儿躲起来的？据说人一旦患上抑郁症，就会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没有意思，或以为别人要加害自己，就会想躲起来，就像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一样。苏南是不是因为离开沸腾的上海，在安静的“颐和园”里水土不服才生出的这个病呢？我的酒友老王就有这毛病，他一到陌生的地儿，就会出丘疹、感冒、心慌胸闷，躺在床上就像大青虫——我不知道苏南会不会成为鸵鸟或青虫。

其实，我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病，就是一到人多的场合就会心慌出汗，一到陌生的地儿就会不辨方向，就像一只小船飘在大海里，觉得身边的事物左右摆动，上下浮动。医生说那是眩晕症，跟颈椎、脑充血有关。也许医生说得对，可我给自己的病命名为“空间综合征”：不是有人一走进狭小、封闭的空间就会恐惧吗？而我只是在陌生、杂乱的地方才会眩晕的。

苏南跟我不一样，他曾经是火车司机，一直方向感极好，可未必不会得另一种“空间综合征”。他在上海过着压力大、节奏快的生活，现在待在闲散的大山坳里，会不会进入另一种状态呢？据说宇航员离开地球抵达太空后，就会出现失重现象，可以飘浮起来，睡觉时要钻进固定在舱壁上的睡袋里，就像蚕蛹挂在树枝上——苏南会不会因为失重而飘忽起来？我想他应该不会的：当年他从709出逃，投入繁华的上海滩，不也越活越精彩吗？看来人比机器复杂多了，我无法用螺丝刀修理好苏南，只能在夜里反反复复梦见：当年的他开着小火车欢叫着奔向远方，突然前面的铁轨消失了，小火车轰地冲了出去，就像科幻电影一样，从时光隧道旋出，从一个时空钻进了另一个时空，仿佛失控的怪物摇摆跳动起来。

梦有时挺灵验的，果然，苏南像小火车一样摇摆起来。那天，他在三楼回廊上翩翩滑行一圈后，在拐角处撞到一个老人，然后就手舞足蹈地跳了起来。他手脚乱动，动作古怪，就像发条狗。我喊：“苏，别跳了！别跳了！”他还在跳。我上前抱住他，可他拼命挣扎地跳动着，像是控制不住自己，又像是故意跟我作对。我只好放开手，任他跳着。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额头上汗水都流了出来，可还在动，不停地动。方盼慌忙抱着铝皮盒跑上来，从铝皮盒里拿出一根针筒，汲取一瓶藥液后，对着天空嗞地喷出水珠。就在这时，苏南似乎清醒过来，用手挡住针管：“别打针！别打针！我没事！”我和方盼愕然地看着他，他却露出了孩子般顽皮的笑。

我把苏南送到房间后就去找方盼，想跟她好好聊聊苏南。

我俩坐在院长室的沙发上，隔着茶几互望着。

我问：“他怎么了？”

她捊捊头发：“他是病了……有些像舞蹈症，患这种病的人一发作，就会控制不住自己，乱抖动。”

我抬起头：“那……那就不要给他吃药片了吧……他的情绪早就安定了。”

她抬头睃了我一眼：“这种舞蹈症一般是家族遗传……当然也可能是颅腔器质性受损引起的，跟服药没关系。”

我执拗地说：“你还是把他的药片停用了吧。”

她沉默了片刻，点点头。

我盯着她问：“你恨他吗？”

她的眼神像被点燃了，反问：“我为什么要恨他？”

“那个……那个……”我支支吾吾地说。

她刮了我一眼：“那你恨他吗？”

我心里一惊：“我恨他啥？”

她狠狠地看着我：“你啊！一辈子就是顾忌太多……担心的东西太多，喜欢把心事藏起来！”

我就像被铝皮盒里的针头刺破的气球，低下了头。

她垂下眼帘，不再说话。

我又问：“那个……要不我们把他送去银城的医院吧……你这里已经不是医院了。”

她没吱声。

我不甘心：“要不我们把他送回上海吧，也许换个环境他就会好的。”

她抬起脸：“那是你的事，没必要跟我商量的。”

我还能说什么？

屋里飞进一只蛾子，那小虫子似乎忘记了来路和去处，慌乱地飞着，在窗帘上撞来撞去。

我转身欲走，听到她的声音追过来：“其实，我给他吃的不是药，是维生素片……我怎么会给人乱吃药呢？”

我愣了愣，在那只蛾子飞出屋之前，走出了院长室。

后来的几日，我一直在劝苏南，想把他送去医院或上海。可他无论是清醒还是迷糊时，都不肯答应。我帮他收拾好行李箱，强拉他走，他就抓住东西比如墙柱、老人不撒手。我使用的力气越来越大，他的手就越抓越有力，我俩在暗自较力，就像斗牛似的。最终，我只好停下手，不再强逼他，我看出他是想将这个捉迷藏的游戏进行到底了。

10

我不得不承认我对苏南是有隐隐恨意的，就像齿轮与齿轮之间的摩擦，虽然随着不断的磨合越来越顺，可最初的擦痕已成为不易察觉的隐痛被时光锈住了。

那恨意也许来自硌得我心痛的秘密，妒忌他跟方盼卿卿我我的样子;也许来自当年我看不惯他戴着墨镜吹着口哨招摇的做派，妒忌他当上小火车司机得意张狂的举止——那些都是我内心的角刺。苏南对我未必没有忌恨的：当年我就像橡皮糖缠在他和方盼的身后，似乎在监视他俩的热恋生活，那怎能不让他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影子一样厌恶呢？我曾把他一次次灌醉，拉到灯光球场上绕圈跑，出尽他的洋相，那怎能不让他对我像对自己的胎记一样羞恼呢？有人说乡村的泥土是柔软的，村人只对老天爷时有抱怨。而工厂的机器是坚硬的，是不会说话的——他们说错了，每一块钢铁都长着尖尖的嘴，就连电流都长着尖嘴，要不机车厂的配电房墙上怎么会挂着“危险”的红色闪电标识？机器会说话，只是人们听不见而已。而当一场安全事故发生时，机器会咬去人的手脚，吞去人的生命，那就是钢铁的大嘴张开了。我和苏南就是火车头上的两个零件，相互挤压又相互咬合，随着火车一起运转，却又碰撞出刺耳的尖利声。

其实，有些事早在很多年前就发生了，那就像是天生的隐疾。

我初到709时，是兴奋而又迷茫的。我的老家离709不远，翻过两道山梁就到了。我很小的时候就听村人说过不远处的大山坳里有个秘密工厂，那里的人聚在一起研制火车头。他们就像是外星人，过着云端上的生活。我从小对电灯、手表的热爱，就跟这个传说有关。我曾站在山岭上，看着村里几盏昏暗的灯火，想象着那个神秘的工厂挂满灯泡的样子，想象着那种叫火车的长蛇钻出大山的场景，那些想象让我着迷。我真想翻过一座山，再翻过一座山，走进那个灯火通明的梦境。可我真的走进709时，就有些眩晕了。那儿，街道围着星星点点的小山峦缠来绕去，家属院散落在大大小小的山坳里，一幢幢红砖房屋一模一样依次排开，只有数幢两层小楼立在山丘的高处——那是高级工程师的家。那儿，厂区里一个车间接着一个车间，摆放着机器，耸立着吊桥行车，弥漫着铁器味和机油气，就跟迷宫似的。我晕晕乎乎，失去了方向，就暗自把火车头当作定盘星，开始独行夜行，左冲右突，摸索起709的脉络来——我们应该对自己栖居的地儿做到心中有数，是不？

这天晚上，我提着手电筒，在厂区的铁轨上转悠，想从火车头出发，再回到火车头。那些铁轨在车间里钻进钻出，就跟蜘蛛网似的。当我站在月光下，站在空旷的围墙下，站在高高的行车下，看着脚下的数条铁轨不知该向何处迈脚时，忽然，数道手电筒光向我射了过来，随之而来的还有哄笑声。我的眼睛被手电筒光迷住了，慌张地跳闪着，像是受惊的兔子。半晌，我适应光线后，就看见数个青工围着我，发出五颜六色的笑声。站在他们前面的，是个长头发的青年，他做着鬼脸，嘴里发出嘘嘘的口哨声。

长头发的青年走到我面前，甩甩长发：“你，新来的？”

我听出他是外地口音，点点头，没有说话，生怕一张嘴就露出方言，那方言似乎会让舌头短去一截。

他还在嬉笑：“我们注意你很久了，你大晚上在车间里转来转去做什么？该不会是想偷东西吧？”

我脸红了，怯懦地说：“不不……我怎么会偷东西呢？”

他逼上一步：“那你在做什么？”

“我……就是走走，认认路……我怕在这儿迷路。”

“迷路？在709，你还会迷路？！”

哄笑声又起，我的眼里，一个个黑影张牙舞爪地摇晃起来，就连头顶的行车都晃动了。

长发青工向我伸出手：“你好，认识一下，我叫苏南。来吧，让我带着你这只迷途的羔羊回家吧。”

我的眼里涌出了羞耻的水，转身沿着铁轨慌不择路奔跑起来。我把嘲笑声向脑后抛去，脑瓜里乱成一团麻，什么也想不起来。铁轨在脚下绕来绕去，我狂奔着，跑得一股血腥气直往嗓子眼上涌。

我终于跑不动了，熄灭手电筒光，坐在铁轨上无声地哭起来。半晌，我摇着手电筒照向四野，居然看见我要寻找的火车头就在前面。我没有像前几天那样欣喜，只是擦去眼泪，默默地向着红色的火车头走去。

自那夜后，我不知怎么就一下子能分清709的路向了，也许是那夜的月亮把机车厂的地图刻进我的脑瓜里了吧。可我不敢保证，再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还会不会迷路。

我和苏南玩熟后，就慢慢淡去了这条耻辱的疤痕。他好像忘记了这件事，也许对他来说，这种事是不会留下痕迹的。他是个不记事的人，他能在被附近村里的愣头青打得鼻青脸肿的第二天，仍用大墨镜遮着脸昂首挺胸开着小火车。他与银城化工厂的青工赌博，输得要债人讨上门来，我们凑钱帮他还了赌债，他请我们喝了顿酒就忘记了。他不是瞧不起我，是瞧不上709的生活。他曾一次次地說，他不想一辈子窝在大山里，像父辈一样上班下班、结婚生子、生老病死，为涨一级工资、当上班组长而奋斗终生。他在机车厂看什么都心烦，猫嫌狗嫌的，也许唯一能让他高兴的事，就是开火车和办舞会吧。我真想问问他，他真的逃开709了吗？

11

苏南跑起来了。

那是晨雾刚从小山坳里散去的早晨，《咱们工人有力量》歌声回荡，一群老人三三两两地走向“颐和园”的院落，准备例行做做每日一次的早操。人老了，没有梦，睡眠就少了。老人们早就醒来，在房间里枯坐着，咳嗽着，等待歌声响起。他们在音乐声中缓缓移动步子，排起并不整齐的队列。我和方盼引导着老人各就各位，顺手搀扶他们一把，问问他们的睡眠情况，就跟张翅的老母鸡似的。我俩并没有注意到从不做操的苏南，从楼上冲下来溜出了院落，直到拉二胡的老头高声喊：“他！他跑了！那人跑啦——”这才闻声向院外看去。苏南果真在向小山坳外走去，他仿佛从冬眠中醒来，蜕去迟钝的外壳，走得很稳。他没有带行李箱，应该不是想跑出709的。他走得那么快，也不像是要去铁轨那儿散步的。我边追边喊：“苏，你要去哪儿？”他不说话，也不回头，只是加快了脚步，笨熊般的身子踩得柏油路面嘭嘭地响。我和方盼追得有些犹豫，不约而同放慢步子，小跑地跟在他的身后。我们都知道，过于紧追猛打，反而会让逃跑者惊慌失措陷入危险的。

我们仨前追后赶地跑出小山坳，跑到了709街道上。一路上稀稀落落的老人们游走着，与我们擦肩而过。灯光球场上，有人在迟缓地扭着腰活动筋骨。菜市场前，有人在拎着菜低头走动。工人俱乐部前，有人在陪着孩子蹒跚学步。他们对我们的追逐并不好奇，也许以为我们仨是在晨跑锻炼吧。在梧桐叶深的家属区，我很希望那个戴着红袖章的老师傅能钻出来，一把抓住苏南，可老师傅一直没有出现。晨风在耳边呼呼作响，我不敢向两边看。那些红砖楼房早就空去，有的墙体剥落，有的攀上爬山虎，可我仍觉得一扇扇窗户里有一张张熟悉的脸正在看着我们。我们跑过厂区，废弃的厂房里只有一些大梁，水泥地面上积着亮汪汪的水，显得愈发空旷了。

苏南沿着铁轨跑，奔向小火车里的火车头。那个火车头油漆已大片大片地剥蚀，铁皮车厢早就锈迹斑斑了。苏南停了停，摇晃着身子向火车上爬去。他不是要钻进火车头，也不是要钻进铁皮车厢，而是向车厢顶上攀去。他躬着腰，抓着车厢挂钩，屁股高高耸起，背影有些好笑。我和方盼站住，抬头看着他。他在车厢顶上立住身，像是没看见我们一样，兀自摇摇摆摆地跳了起来，就像在当年的舞会上一样。他甩着头，可头上的长发变成寸头短发了。他滑着步，可脚下锃亮的皮鞋变成休闲布鞋了。他挺直身，可曾经修长的身子变成肥腰腆肚了——说实话，他跳得并不好看。

我仰着脖子喊：“苏，下来！危险！”

苏南不看车下的我们，仰头笑着，仿佛天上有他过去的情人。

一阵嘤嘤的哭声传来，我转过脸，看见方盼的脸上满是泪水。她冷漠的表情在融化，就像泥塑在松动，也许一只动人的狐狸就要从剥落的壳里钻出来了。她跟着我喊：“苏，你这是要干什么？快下来啊！”

苏南终于跳累了，停下来，低头俯视着我们。他的眼里没有一丝雾气，他在笑，却比哭还难看。他在说：“小丁，盼盼，我真想像当年那样，好好跳个舞……开一回火车啊。”

我和方盼只能仰视高高在上的他，说不出话来。

苏南坐了下来，把头埋进膝盖里，没了声息。

方盼哑着嗓子喊：“苏，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患上焦虑症了？”

苏南笑了：“我是有焦虑症，想的事多了就乱了，心里的事多了就狂躁了……可焦虑症在哪儿不能治，不就是吃些劳拉西泮什么的药吗？”

方盼语气急迫：“那你是患上舞蹈症了？你家没有遗传病史啊！”

苏南大笑：“以前你和我都患过舞蹈症哦……我真的没病！那是我装出来的，我就想拼命折腾……只有把自己折腾得筋疲力尽，心里才畅快些。”

苏南停了片刻，“哦”了声，又说：“怪不得银城人民医院的专家说……你的症状有些怪，不好诊断。”

我有些生气，喊道：“苏！既然你没病，在上海过得好好的，为啥要找个地儿藏起来啊？”

苏南抬起脸：“上海？我在那儿什么都没了！我的公司垮掉了！我就要被海水淹没了！”

我小心地问：“那你……是在逃债？”

苏南的声音变硬了，仿佛融化的冰块又凝固起来：“逃债？我不欠上海的！”

我疑惑：“你真的不欠债？”

苏南忿忿然：“我把挣的钱都赔进去了，现在一文不名了，总得找个地方躲一躲、疗疗伤吧？”

我担心地问：“那你究竟欠了人家多少钱？”

苏南的口气软下来：“一分都不欠，倒是别人欠我的我要不回来……其实钱算个啥，那也叫债？”

“哦，那不叫债？”

“要说欠债……我只欠709的。”

“那……那你为啥不自己藏起来，还要我为你找藏身的地儿？”

“小丁，你还是那么傻，除了709，你还能找到什么地儿？……我只是想回到这儿来。”

方盼的声音发热，似乎带着电流：“那你就回来啊！就算你什么都没有了，这儿也是你的家啊。”

苏南怪怪地笑着：“回来？回家？我还能回得来吗？”

苏南站起来，挺直身子。我虽然已经知道苏南没有舞蹈症，可还是担心他会从车厢顶上跳下来，虽然那并不高，可跌斷腿还是有可能的。

方盼显然也在担心，她跟着我不自觉地向火车走去，边走边喊：“别跳啊！苏！”

苏南在我们摇晃的视线里走着，还故意扭扭肥硕的屁股，像是要为我们扮演一回小丑。

我没有笑，方盼也没有笑。

苏南走了几步就停了下来，蹲下身抱着头哭了——他的哭声有点儿像小火车的叫声。

我和方盼互望着，没有说话。

苏南哭了许久才走下来。我迎上去，跟他面对面站着，片刻，终于拥抱在一起。

“好兄弟，谢谢你。”他松开我，转向方盼，“好妹妹，谢谢你。我又活了。”

他深深地给我俩鞠了一躬，给火车头鞠了一躬。

苏南又要走了，我和方盼去送他。方盼一路上没有说话，我问他要去哪儿，他说从哪儿跌倒的还从哪儿爬起来，709有火车头，709的人不能输。他在小火车站前坐上出租车，向我们挥了挥手。出租车按响喇叭沿着铁轨向山外蹦去，越蹦越远。那时的709真的很安静，看着绿色的出租车驶远，我有些眩晕，恍惚听见汽笛响起，觉得脚下的铁轨在颤动，眼前便浮现出这样的一个画面：晨雾弥漫的山野，一列火车喷着热气，欢叫着钻过山岭，穿过绿色的林间铁道，迎着鸡蛋黄的日头，轰隆隆向前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