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卓群

2000年，张伯瑜教授曾就认知民族音乐学的定义、渊源、创新点等内容，发表相关文论进行介绍。①张伯瑜编译：《认知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56—61页。芬兰学者皮尔克·莫伊萨拉（Pirkko Moisala）在其著作中提出，音乐的“认知分析”实质是通过分析音乐本体②音乐本体指与音乐“音声”相关的音乐形态、结构等。及表演聚焦于分析音乐创造者的思维，③[芬兰]皮尔克·莫伊萨拉：《音乐中的文化认知——尼泊尔古隆人音乐的延续与变化》，陈心杰译，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273—274页。并将“认知分析”进一步细节化，提出音乐分析的三种方式，即文化中、变化中、认知中。张伯瑜教授在该书的书评中进一步阐释了“音乐中的认知研究”。④张伯瑜：《从〈音乐中的文化认知——尼泊尔古隆人音乐的延续与变化〉一书看音乐的认知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9年第2期，第133—140页。

在莫伊萨拉之前，也有学者关注到“思维和音乐”的关系问题。如艾伦·P.梅利亚姆提出民族音乐学研究框架由“概念—行为—音声”三者构成，其中，概念即思维。梅利亚姆肯定了“思维”的重要性：“没有对概念的理解就不会有真正对音乐的理解”⑤Alan P.Merriam：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Eva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p.33.，但并没有对“思维”进行细致研究。布鲁诺·内特尔在对“黑脚族”音乐定义的观念和概念研究中⑥Bruno Nettl：Blackfoot Musical Thought:Comparative Perspectives,Kent Ohio: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p.48.，涉及音乐思维分析。内特尔用“人们怎样谈论音乐”解释音乐思维，在梅利亚姆框架基础之上提出“音乐思维和概念是在音乐产生之前就存在”。约翰·布莱金是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