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彤

(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

近年来，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不仅加剧了一系列次生灾害发生的频率，也引发了包括气候影响下的公平与正义、就业与发展等社会经济问题。在此背景下，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理论及实践研究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韧性城市等诸多相关研究领域。随后，自然思维的融入产生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简称 NbS）理论，旨在通过生态方法缓解与适应气候变化，协调社会、经济与环境三者可持续发展[1]。就城市气候适应而言，NbS不仅具有实操性，还可以跨学科地将知识与政策整合到城市气候治理与规划实践中，协调不同背景和利益的群体共同参与气候议题，有效减少实施障碍[2]，是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多功能方法[3]。随着世界自然保护联盟[4]、世界银行[5]、欧盟等组织的认可与推动，研究人员已在城市气候适应、流域管理、自然农业系统、红树林与沿海湿地的恢复等领域开展了NbS理论与实践研究[6]。

相较之下，国内对NbS认知度较低，相关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理论探讨与典型项目分析等方面。陈梦芸等[1,7-8]解读了NbS术语的“核心价值、实践与评估案例”；张小全等[9]概述了NbS理论的研究进展；罗明等[10]阐述了NbS的基本逻辑及其对我国自然资源工作的启示等。在城市维度的NbS研究中，刘佳坤[11]通过文献分析对当前NbS研究热点与特点进行了总结；林伟斌等[12]则基于NbS研究进展阐述其对我国城市适应性转型的启示。总体而言，国内的NbS研究方兴未艾，但在城市的NbS规划实践方面存在空白。

本文立足于城市层面的NbS相关规划实践，以欧洲典型高密度城市巴塞罗那为研究对象，基于NbS理论范式概述该理论在城市层面运用的多重效益，梳理并筛选相关规划文件，介绍巴塞罗那城市尺度采取的4种主要NbS措施，剖析该市规划落实方法、制度优势与实施特点，以期通过总结巴塞罗那市的NbS实践经验，为将来我国城市制定NbS提供参考与建议。

一、理论研究概述

（一）NbS的概念与内涵

NbS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而是从旧有理论（例如生态系统服务、绿色基础设施等）发展形成的伞式术语[13]。就起源而言，Potschin M等[14]指出，NbS理论起初以解决农业问题为目的，随后其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及多重效益得到了研究界的关注与认可。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NbS定义为“通过保护、可持续管理、恢复或改造生态系统的行动以解决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社会挑战、提供人类福祉并改善生物多样性”[6]；欧盟认为NbS是“受到自然启发和支持以应对社会挑战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具有成本效益，且提供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15]。Eggermont H等[16]指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视角突出了“NbS通过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的重要作用”，而欧盟的定义着重强调了其“通过对自然资本的规划促进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国内学者陈梦芸等[1,8]认为：相较于其他的生态治理策略，NbS通过对自然资本的重组与利用以应对社会—环境—经济三者耦合的复杂挑战。综上所述，虽然当前对NbS的定义与阐述各有侧重，但其核心手法（即生态系统方法）、主要目标（即应对以气候变化为主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与多功能效益（助益绿色经济、加强社会福祉等）已得到广泛认同。

（二）NbS与城市气候适应

城市化进程造成的自然系统破坏、人口过密等问题使得城市相较于其他区域承担了更多气候风险。在此背景下，NbS理论成为了一种低成本且相对具有普适性的应对方法。在城市气候适应方面，NbS主要通过以下3个概念进一步展开：①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ecosystem-based adaptation，简称EbA），指通过可持续管理、保护与恢复生态系统的方式增强气候适应力[17]，作为NbS的子概念，EbA是一种基于自然的涵盖环境、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政策组合[18]，可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变化进行适应性管理[19]。②基于生态系统的减灾（ecosystem-bas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简称Eco-DRR），该理论起源于灾害学，指通过对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保护和恢复以减少灾害风险[20]，在气候适应领域Eco-DRR理论着重于气候灾害的预警、监测、响应及事后的恢复与重建[19]。③绿色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简称 GI），GI可以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以及多背景群体的参与模式，具有多功能性且同样关注气候适应问题。随着NbS理论与内涵不断发展，GI已成为NbS理论与城市气候适应规划实践的衔接。

由于NbS理论涵盖诸多概念，其具体实施方法按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大致可划分为：生态系统恢复方法、针对气候等特定问题的方法、基础设施相关方法、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方法、生态系统保护方法5类[6]。增强城市气候适应力可采用上述NbS方法中的包括各类蓝色、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造，生态系统保护与生态管理方法。Raymond C M等学者[21]通过统计相关研究文献，列举了54条NbS措施并提出按照NbS措施应对的挑战类型，主要包括增强气候缓解与适应力、水管理、沿海弹性、绿地管理、空气与环境质量、城市更新、参与式计划与治理、社会正义与社会凝聚力、公共卫生和福祉、潜在的经济机会和绿色就业10个方面。

城市采用NbS措施具有多种优势。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指出：NbS对城市环境具有积极作用，不仅能增强城市适应洪涝、极端高温等气候风险的能力，还能增加碳储存以减轻城市周围自然区域的压力[6]；Maes J等[15]指出，NbS理论可以通过城市内的自然资源推动绿色经济增长，改善能源利用与材料循环，并将被忽视的城市空间与老旧资源活化再利用，效益显著；Chiesura A[22]强调NbS理论有助于市民接触自然、提供运动与社交场所、降低健康风险、优化城市空间，极大地增强市民福祉；此外最重要的是，相较于传统认知中保护自然环境与城市经济发展无法兼容的固有思路，NbS提供了重新审视二者关系的全新视角[6]。NbS具有开放性与多元性的特点降低了认知阻碍，将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纳入相同思维体系下，更易被不同背景的群体理解与接纳，有助于政府与公民沟通对话[23]。总之，在城市适应气候领域，NbS对自然的创新性理解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拥有较低的成本且兼具多重效益，还具有极强的破障整合能力。

二、案例研究：巴塞罗那市规划中的NbS运用

（一）巴塞罗那市的基本信息

巴塞罗那市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东北部，背山面海，城市主体部分被科尔赛罗拉山、布莱加特河和贝索斯河围合，城市内部山丘林立且均已城市化。巴塞罗那市区范围内约有人口160万，是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24]。巴塞罗那的绿色空间主要集中在城郊绿地，城市内部绿地稀少破碎。根据《巴塞罗那绿色基础设施和生物多样性规划2020》文件显示，巴塞罗那“人均绿色空间面积（不含城郊的科尔赛罗拉自然保护区）仅为6.64 m2”[25]，远低于联合国、欧盟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水平（分别为30 m2、26 m2、9 m2）[26]。巴塞罗那《气候规划 2018—2030》文件显示：随着全球变暖趋势加剧，该市预计会面临极端高温、可用水资源减少、洪水风险增加、海平面上升等威胁[27]。该市天然地理要素的分割与稠密的人口导致的高密度的城市布局与极低的人均绿地面积，使其面对气候问题时极为脆弱，且社会边缘群体会受到更严重的冲击。

（二）巴塞罗那市的NbS运用

2018年巴塞罗那市制定了《气候规划2018—2030》[27]，对气候应对目标与相关文件进行了阐述，其中共列举了该市气候相关规划文件34个。随后，欧盟NbS案例库Oppla[28]对巴塞罗那市采取的NbS措施进行了归纳与总结（见表1）。其中“街头树木、绿色走廊、城郊森林、城市花园与绿色屋顶”4种方法均得到了延续与展开并形成了相应的规划文件，而“混合沙丘”措施则未能继续。综上所述，笔者基于《气候规划2018—2030》中的34个相关规划与欧盟NbS案例库Oppla的归纳，对涉及气候问题的NbS相关规划文件进行了筛选，归纳出巴塞罗那市NbS相关规划文件共计12个（见表2）。

表1 巴塞罗那市的NbS措施

表2 巴塞罗那市NbS相关规划文件清单

（三）巴塞罗那市主要的NbS措施

1.街头树木

巴塞罗那通过制定规划和标准的方式管理城市树木始于1995年的《巴塞罗那绿色空间规划》，该规划提议“制定战略管理城市道路树木，平衡物种比例并替换长势不好的病老植株”；随后2004年发布的《道路树木管理规划》提出“实施全面有效的技术标准以管理物种选择、维护、库存、检疫、内部培训等多个方面，创造多样化且具有识别性的景观”；2011年的《巴塞罗那街道树木管理》根据2004年的规划要求，对树木的物种、修剪维护、灌溉、安全措施、保护、数据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标准与指导策略[32]。

基于已有标准，巴塞罗那市政府对市区范围内的树木再次进行了详细的调研与评估，并在《树木总体规划2017—2037》中围绕“生物多样性、知识、交流参与、规划与连通性、树木保护、树木健康、植物材料、修剪与安全、土壤、水”这10条战略路线制定了51条行动措施，主要包括各类蓝色、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造、生态系统保护与生态管理方法，从树木统计与管理、树木种植技术标准、树木研究与科普展开、树种选择等多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政府措施：树木管理规划2017—2037》强调从生态管理角度优化标准与干预流程；建立详细的树木种植阶段性目标与预算估计；尝试通过管理手段推动树木种植与养护阶段中的智能化技术融入。这两份文件有效促进了不同区域与部门的合作参与，并协调园丁、技术人员、规划专家、植物学专家等不同背景的人员参与。总体而言，巴塞罗那市的树木总体规划有助于改善城市内生态系统的连通性，通过植树改善空气质量并缓解气候问题，同时能有效减少雨水径流、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并应对极端热浪，增强城市气候适应力。

2.绿色走廊与城郊森林

由于城市紧凑，绿色空间小而零碎，巴塞罗那市提出通过绿色走廊串联绿地以形成城市绿色网络。2010年巴塞罗那制定了《城市绿色走廊实例与设计标准》，该文件提出建立科尔赛罗拉自然保护区—蒙特惠奇山、科尔赛罗拉自然保护区—休达德亚、科尔赛罗拉自然保护区—论坛公园、城市内环绿色走廊、科尔赛罗拉自然保护区走廊、滨海绿色走廊共6条绿色走廊连接海岸、科尔赛罗拉山、布莱加特河和贝索斯河等周围绿地。注重绿地连接性的同时，巴塞罗那市强调了城中三山公园的绿肺作用，并通过保护城郊森林——科尔赛罗拉自然保护区来为城市提供直接与间接的生态系统服务。随后在对伦敦、哥本哈根、旧金山等城市的绿色空间规划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巴塞罗那市结合绿色走廊的功能与效益，基于生态连通性、生物多样性、声学舒适度、城市景观、可持续交通等多方面的考虑提出了12条标准[35]。2013年《巴塞罗那绿色基础设施和生物多样性规划2020》对巴塞罗那市进行了详细调研与评估，包括本地动植物物种、区域特点、绿地性质、绿色价值评价、绿色基础设施特征等，进一步明确了城市绿色走廊与城郊森林的建设方向[25]。巴塞罗那市绿色走廊规划强调了其降温、降噪效果，注重走廊连通性，并着重优化非机动车与人行体验，关注项目多重效益与功能以增强福祉。

整体而言，巴塞罗那绿色走廊规划可按区域分为城郊森林、滨海区域和城市内部3种类型。其中科尔赛罗拉自然保护区作为巴塞罗那市最主要的城郊森林，在缓解热岛效应和空气污染、增强城市宜居性等方面具有核心作用。为更好地开发与保护科尔赛罗拉自然保护区，政府将其划分为15个区域进行国际竞赛设计并分别实施，旨在通过这15个公园绿地的建设更好地过渡城市与自然环境，并增强绿地之间的连通性（见图1[39]）。城市内部的绿色走廊已完成“城市凉棚”格洛里亚斯广场、圣琼大道改造等项目，在增强高温适应力、优化非机动车和人行体验、串联绿色空间等方面作出了示范作用。由拉罗维拉、卡梅尔和柯尔3座山丘组成的三山公园区域在2019年举行了国际竞赛。3个不同的团队胜出并将分别改造山丘小径、三山公园边缘连续性以及坎巴洛采石场周围的环境，旨在通过绿色空间串联3座山丘，增强城市绿肺功能、优化游线体验、增加生物多样性。滨海区域的绿色走廊作为2018年《城市沿海地区战略规划》中12个主题领域之一，共有15条行动措施，涉及海滩自然化、连接蓝绿节点、沿海生境植物选择、沿海走廊游线优化等内容。笔者于2020年10月在巴塞罗那市议会网站进行了检索，关于绿色走廊的提案共有23个，其中14个已获得批准并进入实施阶段，3个已被否决，6个尚在审核中，可见该市的绿色走廊规划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图1 科尔赛罗拉自然保护区绿色走廊规划的竞赛场地

总体而言，巴塞罗那绿色走廊规划在制定前进行了详实的调研与数据分析；制定过程中注重社会公平与民主，尽可能地扩大公众参与并对弱势群体有所倾斜；在改造中极为尊重自然现状，有效地串联了城市与山地、河滩、滨海绿地等周边绿地，强调行人与非机动车的优先地位，将城市步行区与骑行区进一步扩大，并通过分阶段实施的方式有效地保障了绿色走廊规划的持续落实。

3.城市花园与绿色屋顶

巴塞罗那市议会从1997年开始参与城市花园建设[36]。2008年以来，西班牙15-M反紧缩运动自下而上的推动促使巴塞罗那城市花园数量急剧增加[40]。2013年《巴塞罗那绿色基础设施和生物多样性规划2020》指出“城市花园是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市议会也制定了“空置计划”以促进城市废弃土地更新[26]。2017年《政府措施：城市绿色基础设施促进规划》中提出“要增加学校与社区的花园面积，在城市、郊区、空地中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推动分配花园、阳台、屋顶平台、绿色覆盖表面、墙壁、花园庭院的建设”。随后《巴塞罗那市都市农业战略2019—2030》承袭了2013年与2017年相关规划文件的要求，设定了总体框架与中短期的关键策略。

巴塞罗那的城市花园大体上可分为分配花园与社区花园两种类型[26]。前者自上而下推行并由市议会正式监管，主要提供给65岁以上的退休人士[26]，操作过程有明确规定并由市议会承担具体的维护、管理与物资等开销；后者则为邻里、地方协会等自下而上推动的自治花园，包括“空置计划”、社区社交花园、学校花园等[40-41]。为促进城市花园的发展，《巴塞罗那市都市农业战略2019—2030》进行了SWOT分析，从“增加城市耕地面积、建立城市农业生态模式、通过城市花园促进社交、以参与性民主为主的治理模式”4条战略路线出发，制定了26条措施，通过经济激励、政策宣传等方式推动城市花园、果园与都市农业的发展；指出其现存的法律障碍与消除方式；制定了相关技术与经济标准；并尝试通过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引导不同人群的参与。《巴塞罗那市都市农业战略2019—2030》强调了通过建造城市花园提供绿色空间与食品供应的功能，以及创造社交空间、增强市民福祉的作用。同时，随着巴塞罗那城市花园的不断发展，其共同治理的模式也促进了更为深入的参与式民主形成，有效重建了老人、贫困人士等边缘人群的社会纽带。

城市花园中的绿色屋顶具有雨水收集管理[42]、调节温度[43]、改善空气质量[44]、补充农业种植需求[45]、强化社交需求与增强社区认同感[46]等多重功能而又无须占用城市地表面积，对人口密集而绿地面积稀缺的巴塞罗那来说极为适用。2014年，巴塞罗那发布《政府措施：促进巴塞罗那的活动露台和绿色屋顶》[38]，提出屋顶是尚未开发的资源，亟需重塑并激活屋顶；次年，《露台与绿色屋顶指南》对绿色屋顶的构造、材料、植被、排水等进行了详细指导。

《政府措施：促进巴塞罗那的活动露台和绿色屋顶》将巴塞罗那可利用的屋顶分为4种类型：平屋顶、轻型屋顶、瓦屋顶与屋顶开放空间。其中巴塞罗那67%的屋顶为平屋顶，具有较大改造空间；而瓦屋顶由于坡度大于30°，难以改造与维护。基于屋顶类型、建筑使用年限、所有权与位置，巴塞罗那制定了理想绿色屋顶建筑标准，从经济支持、技术咨询、法律与规范改革、示范性行动4个方面提出举措，审查现行相关法律并调整已不适用的条例，优先推动市政建筑屋顶示范性改造，并基于此通过交互式地图、奖励措施等方式引导私人屋顶的改造，《露台与绿色屋顶指南》制定了绿色屋顶范式以提供详细的技术与社会指导。

三、经验分析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巴塞罗那市不仅制定了综合性的气候规划，也在NbS的理念指导下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相关规划。有别于过去的气候适应或相关生态规划专注于实现某一具体功能的常规思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规划文件旨在通过更为综合的自然方法应对生物多样性、气候调节、社会可持续发展、人类福祉等问题。这一特点在巴塞罗那市的一系列规划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该市的NbS措施从相关法律体系、经济政策、设计与施工技术标准、政府管理方式及市民参与等多角度进行了指导，展现了巴塞罗那市对NbS能带来的综合效益（例如环境质量改善、社会公平性提升、市民福祉优化、城市可持续发展等）的关注与认可。

当前我国应对气候问题仍然以减排等缓解措施为主，往往忽视对适应措施与生态方法的运用，且缺乏系统性的相关规划体系建设。巴塞罗那市的NbS规划文件从技术层面制定了详细的标准，也运用了大量的笔墨来优化其管理方式与体系建设，其中以下4点尤其值得借鉴：①全面的现状调查与预估。巴塞罗那制定规划前均对动植物、人群、气候变化、沿海生境、建筑等多方面现状展开全面调研，对生态服务价值、改造成本、发展趋势等数据进行科学预估。这为巴塞罗那市后续一系列规划措施的制定打下基础。我国制定相应规划和项目设计建设前，也应针对每一个城市自身生境的特点与气候变化趋势，对生物多样性、人群现状等要素进行全面统计与研究，且应有完善的规划体系与建设标准以指导后续一系列的城市更新与开发。②对过往经验与其他城市经验的良好借鉴。在规划制定中巴塞罗那对欧洲与美国的发达国家城市进行了诸多案例的横向类比，纵向上则对过去的文件、欧盟与巴塞罗那大都会区的规划经验进行了充分总结与利用。我国城市在相关规划制定中应博采众长，同时根据复杂的地理要素、国情与体制差异，结合城市自身特质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③全面且有深度的民主参与模式及其对规划的反馈修正。在巴塞罗那的规划文件中处处可见其对居民意见与愿望的重视，不仅积极组织与民众对话，也通过各种新旧媒体形式促进居民对各类环境信息的接收，有效发挥了规划体系中的反馈机制作用，使得不同背景的利益相关者能对规划内容的科学性、对规划文件的公平正义与人民福祉等方面的缺陷进行修正。在我国未来的相关规划设计中，应对相关群众意愿进行充分了解，与公众开展积极对话，这有助于更好地增强当地居民信任度与幸福感，并有利于后续的持久管理。④多层级规划的联动、明确的建设标准与分阶段实施的方式。巴塞罗那市通过《气候规划2018—2030》与《巴塞罗那绿色基础设施和生物多样性规划2020》两个主要规划的指导作用，串联后续的相关专项规划、指南等文件，形成长期、中期、短期3种实施阶段与各阶段明确的实施指导标准，最终通过分类型、分阶段的实施方式使项目得以持续推进。

尽管巴塞罗那市已在NbS实践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仍然存在问题，最为主要的是顶层NbS规划的不完善，这导致现行的各类NbS文件形式散乱、缺乏系统性；文件之间难免存在内容冲突及不同机构、层级之间配合的障碍，缺乏自上而下的推动，有时也使得一些措施难以为继，这个问题在我国未来城市制定相关规划时尤其需要注意。然而瑕不掩瑜，巴塞罗那市的一系列NbS相关规划与措施仍是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一次良好的实践，展现了城市应对气候问题的多样选择。

致谢：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鲍沁星教授在本文写作中给予了大力帮助，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