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毡帐的形制布局与特点

2021-05-10谷峤

民族学刊 2021年8期

[摘要]毡帐是游牧民族常用的一种便于迁徙的居室，辽代皇帝四时捺钵、契丹平民游牧迁徙，多以毡帐为其居所。结合考古和文献材料，可因契丹毡帐的形制将其分为叠顶式、馒头式和穹顶直壁式三类;契丹毡帐的结构已颇为成熟，其框架由天窗、顶杆、围壁等构成，框架外部覆以布或毛毡;从布局上看，捺钵中的毡帐可分为环状布局和一列式布局两种形式，而普通牧民的毡帐布局则比较简易，更讲求分散性和实用性;辽国建立以后，尽管汉文化的传入对契丹人的居住形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毡帐一直是契丹人的主要居住形式，终辽一代，鲜有变化。

[关键词]契丹;毡帐;游牧;捺钵

中图分类号：C9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8-0111-09

基金项目：吉林省冰雪丝绸之路研究子项目“辽春捺钵与金春水路线辽金遗迹调查与应用价值研究”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谷峤（1989-），女，漢族，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生，白城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宋辽金元考古。吉林长春 130012

契丹族是我国北方一支古老的少数民族，一直以游牧作为其主要的生计方式，不仅创造了灿烂的草原民族文化，更在公元916年建立了统治中国北方长达二百余年的辽王朝。建国之后，契丹人的政治地位上升为“国族”，但多数契丹人依旧从事游牧生产，逐水草而居，以毡帐为居所。毡帐又叫穹庐，是牧民常用的一种便于迁徙的居室，皇帝贵族四时捺钵，也多是“毡车为营，硬寨为宫”[1]，居于毡帐之中。

契丹人“转徙随时，车马为家”[2]259。毡帐作为最常用、最具民族特色的居住形式，不仅是契丹社会生活的直接透视，也是游牧文化形态的反映，试以深入探究契丹人的毡帐对了解契丹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文化风尚等都具有一定意义。以往学界对契丹人居住方式的研究并不多，关于契丹毡帐的专门文章仅有张国庆的《辽代契丹人的“住所”论略》①和夏宇旭、王小敏的《地理环境与契丹人的居住方式》②两篇。此两篇文章均以文献材料为基础，鲜有对考古资料的运用。随着辽代考古成果的日渐丰富，为深入探究契丹毡帐提供了可能，现结合考古和文献材料，试对契丹毡帐的形制、结构和布局等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一、契丹毡帐的形制

（一）“捺钵”中的毡帐

“捺钵”一词是契丹语的译音。《辽史·营卫志》载：“出有行营，谓之捺钵”[3]、“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2]259。可见，“捺钵”的本意即是皇帝出行所居的行营、宫帐，后来将辽代皇帝四时迁徙的渔猎活动统称为“捺钵”。

对于皇帝冬捺钵时宫帐的形制，《辽史》中留下了珍贵实录：“皇帝牙帐以枪为硬寨，用毛绳连系。每枪下黑毡伞一，以庇卫士风雪。枪外小毡帐一层，每帐五人，各执兵仗为禁卫。南有省方殿，殿北约二里曰寿宁殿，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绯绣额。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窗、槅皆以毡为之，傅以黄油绢。基高尺余，两厢廊庑亦以毡盖，无门户”[2]260。

由以上记载可知，皇帝冬捺钵时的行宫虽以殿呼之，实则为“木柱竹榱，以毡为盖”的毡帐式宫殿。契丹人尚黑，皇帝的牙帐和官署皆以花绣黑毡围宿硬寨，以彩绘、锦绢等做装饰。“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地障”即地脚围，覆盖在毡帐围壁与地面的接触处，可起到保暖防潮的作用。现代蒙古包中也使用地脚围，一般为毡质，也有木质。冬捺钵中的牙帐地脚围是以绣龙的黄布为之，不仅美观且彰显皇权，亦体现出汉文化在契丹传统民居中的渗透。

牙帐的“窗、槅皆以毡为之，傅以黄油绢”，多数毡帐的窗都开在最顶部，即天窗，现代的蒙古包中依然使用天窗。天窗一般由围绕圆心的两至三个同心圆组成，十字交木固定（图一），[4]50再以毛毡覆盖。

如果冬捺钵牙帐中的窗为圆形天窗，则不会有槅，“槅”是指门窗上用木条做成的格子，因此，牙帐中的窗应该为方形，这类开有方窗的毡帐，南京博物院藏《胡笳十八拍》（图二）[5]中见有一例。

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胡笳十八拍》为明代人临摹宋人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而作，画中的人物是髡发的契丹人形象，是以画中毡帐也应是按照契丹风物所绘制。此毡帐为叠顶式，于上层叠顶的一侧开有一窗，窗为方形，四周以白色毡条为之，中间似以绢布覆盖。帐前立一座黑色毡伞，伞的中间由两根红色木柱支撑，四角用绳索固定于地面，伞下的两侧地面分置毡垫，以供宾客使用。挽缚帐身的毡条上缀有精美纹饰，围毡的上端还覆以一周黄色帷幔，使整座大帐更显精美华丽。

在林东镇塔子沟辽墓中也出土过一件叠顶式毡帐形制的灰陶骨灰罐（图三）[6]87，罐高41、口径17、底径29厘米。直壁，平底，在顶部下层刻划有人物和游鱼图案。顶与壁的交界处附加有一周压印泥条纹饰，表示毡帐的帷幔装饰;器壁刻划交叉格纹，表示毡帐的木质骨架;在器壁正中还刻划一处假门，并在假门处加贴乳丁表示门钉和螭首。辽墓中出土的毡帐式骨灰罐与《胡笳十八拍》中的毡帐形制极为相似，两者相互印证，可知在当时的契丹社会中确有此种叠顶式毡帐的存在。

从形制上看，叠顶式毡帐的帐身与普通毡帐并无二致，只是在帐顶之上再叠加一个小的穹顶，以达到美观目的，多为契丹的达官贵族所推崇和使用。《胡笳十八拍》中叠顶式毡帐的绢窗、黑伞、木柱、帷幔等均可以和《辽史》中记载的冬捺钵牙帐相互对应，以此看来，辽代最高统治者以叠顶式毡帐作为其汗庭牙帐是极有可能的。

文献中又说，冬捺钵的牙帐“基高尺余”，即辽帝冬捺钵的牙帐下建有高大的台基。在吉林省乾安县辽金春捺钵遗址群中见有数座毡帐的台基遗存。辽金春捺钵遗址群位于吉林省西北部，由数量众多、大小不等的土台组成，可分为后鸣字区、地字区、藏字区和腾字区四个片区，其中以后鸣字区的遗址面积最大，土台数量最多。这些土台由多年土层累积形成，可分为辽、金两个文化层，其发掘者认为这些土台的性质为毡帐的基址③。

另外，皇帝牙帐的台基高大，为了彰显皇权威严和便于进出，契丹人会用苇箔及松柏枝干扎束汗庭的门户，并把汗帐门前修成“丹墀陛阶”之状。北宋使臣彭汝砺在出使辽国后对契丹皇帝的行宫有如下记载：“其门以芦箔为藩垣，上不去其花以为饰，谓之羊箔门。作山棚，以木为牌，……山棚之前作花槛，有桃、杏、杨柳之类。前谓丹墀，自丹墀十步，谓之龙墀。殿皆设青花毡，其阶高二三尺，阔三寻，纵杀其半。由阶而登，谓之御作”[7]。

综上可知，捺钵中的帝王牙帐卓放于台基之上，门户东向，帐门或以花苇等做装饰，门前修“丹墀陛阶”以供出入。以木柱竹榱为构架，冬季外覆黑毡，“夏月以布易毡帐”[8]，并以花绣、彩绘、绢帛等做适当装饰。汗庭牙帐装饰华丽，规模庞大，数次使辽的北宋文人苏颂有诗云：“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9]，诗中所描绘的穹庐就是这种体积巨大的毡帐，需要数辆车才得以运载。

（二）平民的毡帐

契丹人以毡帐为居所，逐水草迁移，一首《契丹歌》把契丹人的游牧生活描绘地十分形象：“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10]，文献中对于平民的毡帐形制并无记载，但是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中，见有一幅反映契丹人驻牧营地的石棺画[11]（图四），画中的三座毡帐呈一字型排开，中间一座为白色，两侧的为黑色。

在翁牛特旗乌兰板辽墓[12]壁画中（图五），绘有一大一小两座毡帐，黑色顶毡，白色围毡，形制基本相同，纵向排列。赤峰市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哈达图村出土一件毡帐形制的骨灰罐[6]83（图六），灰陶质，穹顶直壁，顶部留有象征天窗的圆形口，并附有圆饼形盖，器壁正中设有带轴单门，两边各开一窗，在顶、壁之上还绘有母子鹿十只。通高255、口径27厘米。

二八地一号墓石棺画中的三座毡帐，形制与体积相若，均呈半球形，帐身漫卷成一体，帐顶和帐壁间无明显界限，可将其称为馒头式毡帐，在白色毡帐的帐顶还绘有连弧纹勾勒的图案以表示帐顶的天窗。乌兰板辽墓壁画中的两座毡帐，帐身直立，圆形拱顶，顶部开天窗，帐身与帐顶之间界限明显，形制类似蒙古包，可将其称之为穹顶直壁式毡帐，巴林左旗哈达图村出土的毡帐式骨灰罐也属于此种形制。

毡帐作为一种便于迁徙的居住模式，其形制的发展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二八地一号墓中所绘的馒头式毡帐虽然造型原始古朴，但已经在帐顶开有天窗，天窗的出现是毡帐进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极好地解决帐内的通风和采光问题。此种形制的毡帐简洁无华丽装饰，便于拆卸、驮运，适合伴随契丹平民四季转徙迁移。穹顶直壁式毡帐已经是毡帐进化过程中相当成熟的阶段，其结构框架基本定型，组成构架的各部分规格也基本确定，结构更完善，功能性更强。此类毡帐应该是契丹毡帐的大宗，并被以后的游牧民族所广泛使用。

二、契丹毡帐的结构

在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发现的杜顾伊·察黑尔崖墓③中，发现有毡帐木构框架的实物（图七、八），从出土情况看，应该是用毡帐的框架将尸体裹覆后再下葬（图九）。

图七中的圆形木条应为毡帐顶部的天窗，其余为顶杆和绳索;图八中的木条交叉编排在一起，穿结成栅栏形，是毡帐的围壁。

从出土的毡帐实物和辽墓中的毡帐壁画可知，契丹毡帐的内部框架由天窗、顶杆、围壁等几部分构成，框架外部覆盖毛毡。其各个组成部分均可以和现代蒙古包相对应，可见契丹毡帐的形制结构已经颇为成熟，与今天的蒙古包相去不远。

天窗，蒙古语称为陶脑（图一），是位于毡帐顶部的圆窗。在乌兰板辽墓壁画中，可以清晰地看见毡帐顶部的木质天窗，形制与现代蒙古包中的穿插式陶脑基本相同。在现代的蒙古包里，火撑子就是位于天窗的正下方，包内生火的时候，一般将门口的幪毡放下，这样蒙古包就成了一个相对密封的半球体，天窗可以将包内的空气向外拔出而起到烟囱的作用。

顶杆，蒙古语称为乌尼（图十）[4]56，是毡帐顶部的伞骨状木架。顶杆的一端插入天窗周围预留的孔洞，用绳索加以固定，另一端与围壁相接。

围壁，蒙古语称为哈那，是毡帐的木构围墙。在《黑鞑事略》中对元代蒙古人的穹庐有如下记载：“穹庐有两样。燕京之制用柳木为骨，正如南方罘罳可以卷舒。面前开门，上如伞骨，顶开一窍，谓之‘天窗，皆以毡为衣，马上可载。草地之制，用柳木织成硬圈，径用毡挽定，不可卷舒。车上载行，水草尽则移，初无定日”[13]。从此段记载来看，当时的毡帐围壁可分为两种形制。第一种是“伸缩式”，即围壁可以伸缩卷舒，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发现的杜顾伊·察黑尔崖墓中出土的围壁残段就是此种类型。是将粗细均匀的两层木条重叠起来，在交叠处打孔，然后用皮钉儿或者动物皮毛制成的生革线将叠合的木棍穿结成栅栏状，伸展开来就好像是一张木条织成的网（图十一）[4]59。

这种围壁的优点在于它是典型的柔性结构，既可以自由伸缩调节，又方便拆卸和移动。第二种是“固定式”，即围壁不可抻拉伸缩，移动时只能以车载负。乌兰板辽墓壁画中的毡帳即为此种形制，壁画中较大毡帐的围毡被卷起，露出了围壁框架，可以看到，该框架由木条横纵拼接而成，先用木条拼接成几个直径相同的圆圈，这个圆圈的直径决定了毡帐的大小。在圆圈上打孔，再在孔中插入长短一致的短木条，用短木条将这几个圆圈叠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图中的围壁木架。毡帐体积的大小，一般视其主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而定。乌兰板辽墓壁画中有一大一小两座毡帐，壁画中坐于凉亭之下的应为墓主人夫妇，其余为侍从，由于壁画漫漶不清，依稀辨得壁画中所绘的侍从应有七八人左右。大帐宽敞舒适，自然由墓主夫妇居住，侍从奴仆则居于从属的小帐之中。较小的毡帐由一头牛或骆驼驾车便可运载，较大的则可能需要更多畜力共同载运。

在毡帐的框架结构外，可根据天气的变化选择不同质地的材料加以覆盖。气候炎热的夏季，可以选择透气性能好、质地轻薄的布料，《奉使辽金行程录》中就有辽主“夏月以布易毡帐”[14]28的记载。秋冬时节，草原寒冷多风，以毛毡覆于帐外，可以御寒保暖，二八地辽墓和乌兰板辽墓壁画中的几座毡帐都是以毛毡覆盖，宋人沈括在《熙宁使虏图抄》中记述的契丹毡帐也是“帐以毡为之，前设青布拂庐”[14]100。根据毛毡覆盖位置的差异，可将其分为顶毡、围毡、顶盖毡和毡条四类。

顶毡，蒙古语称为“德格布日”，是覆盖在伞骨形顶架之上的毡片，一座毡帐一般需要两片顶毡，形似扇面，顶部预留出天窗位置，并以绳线绑缚固定。

围毡，蒙古语称为“图日格”，是裹覆于围壁外的一周长方形毡片，一般来说，一座毡帐可能需要两片或四片围毡。

顶盖毡，蒙古语称为“乌日和”，是用来覆盖天窗的毡片，一般正方形，四角缝缀鬃绳以方便绑系固定。

毡条，分为两种，一种毡条名为“扎巴格”，用于覆盖在门框的四周。二八地辽墓中的三座毡帐，帐身浑圆一体，从外形上看不出有明显界限，但每座毡帐的帐身中部均绘有两条横线，即是顶毡和围毡的分界线。而在左侧两座毡帐帐门的周围，又以线条勾勒出条带的形状，应为覆盖于门框周围的毡条“扎巴格”。另一种毡条蒙语中称作“哈亚布其”，用于覆盖在围毡与地面的接缝处，即地脚围。《辽史》中记载冬捺钵的牙帐“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即以绣龙黄布为牙帐的地脚围。在乌兰板辽墓壁画中，两座毡帐的围毡底部，均缠有一圈白色的毡条，就是地围脚。地围脚不仅可以填充围毡与地面之间的空隙以防风保暖，还可以避免潮湿的地面将围毡沤烂，以起到防水防潮的作用。现代蒙古包中也使用地脚围，而且不仅有毡质，还有木质（图十二）[4]74。

此外，毛毡防寒御潮，文献中还有以毡毯铺地的记载。宋天禧四年（1020），宋绶使辽，在木叶山见辽帝行宫时记载：“东向设毡屋，署曰省方殿。无阶，以毡藉地，后有二大帐。次北，又设毡屋，曰庆寿殿，去山尚远，国主帐在毡屋西北，望之不见。”[14]34《胡笳十八拍》（图二）中宾主宴饮，也是以毡毯铺地而坐。

三、契丹毡帐的布局

春捺钵后鸣字区遗址土台数量众多，这些高大的土台是经过多年人工垫筑并伴以踩踏、夯打而形成。从文化面貌上看，土台遗址始建于辽代并于金代延用。从布局上看，土台整体呈扇形分布，中心土台向心式密集聚拢，两侧土台稀疏拱卫[15]。其整体布局似无统一严格规划，恰与苏辙在《虏帐》一诗中描述的“从官星散依冢阜，毡庐窟室欺霜风”[16]的冬捺钵毡帐如星状散布的情形相类似。但局部土台的布局似有规律可寻，依照其排列组合的方式可分为环状组合、单列式组合和弧线式组合三种类型[17]28。

环状组合是由中心的大土台和环绕其周围的小土台组成。以遗址中的B089土台群组为例（图十三）[17]51。

B089土台群组是由位于中心的高大土台B089-1和环绕其周围的许多小土台组成。B089-3和B089-11土台分别位于中心土台B089-1的东西两侧，从两座土台的出土遗物来看，B089-3土台遗存丰富，土层中不仅包含较多的炭灰和红烧土颗粒，还出土了许多陶片及动物和鱼类的骨骼，发掘者认为土台B089-3应承担着庖厨的功能[17]28。B089-11土台顶部为夯土层，所出遗物稀少，仅有少许陶片和瓷片。B089-11的功能尚不能辨别，但是可以确认的是，其与B089-3的功能属性不同。可见，B089-1规模较大，应是一座大帐的基址，环绕在其周围的小土台大小不一，远近有别，应该分别承载着不同的功能以服务于中心大帐。

《辽史》中对于冬捺钵中皇帝毡帐的防御布局有如下记载：“皇帝牙帐以枪为硬寨，用毛绳连系。每枪下黑毡伞一，以庇卫士风雪。枪外小毡帐一层，每帐五人，各执兵仗为禁围”[2]260。可见汗庭牙帐，设防甚严，从排列布局上看，拱卫牙帐的小毡帐也是以环形环绕于大帐的外围。

一列式组合和弧线式组合在排列布局上很相像，即几个相邻的大小相若的土台，呈一条直线或弧线分布。

如后鸣字区遗址中的B057土台群组（图十四）[17]51：B057-1、B057-2、B057-3、B057-4、B057-7这五个土台体积相近，分布于一条直线上;B002土台群组：B002-14、B002-15、B002-16、B002-17、B002-18这六个小土台，规模等级相近，呈等距弧线状排列（图十五）[17]51。

《辽史》对冬捺钵中各毡帐的布局有如下记载：“南有省方殿，殿北约二里曰寿宁殿，……省方殿北有鹿皮帐，帐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寿宁殿北有长春帐，卫以硬寨。”[2]260，文献中的省方殿、寿宁殿、八方公用殿等虽以殿为名，实则为毡帐建筑，从其相对位置来看，各帐应分布于一条南北向的直线上。

沈括使辽，于永安山的夏捺钵中觐见辽道宗，在其《熙宁使虏图抄》中对夏捺钵有如下记载：“单于庭依犊儿山之麓广荐之中，毡庐数十，无垣墙沟表。”[14]95“帐西北又二十里至单于庭，有屋，单于之朝寝、萧后之朝寝凡三。其余皆毡庐，不过数十，悉东向。庭以松干表其前，一人持牌立松干之间，曰阁门。其东相向六七帐，曰中书、枢密院、客省，又东，毡庐一，旁驻毡车六，前植纛，曰太庙，皆草莽之中。东数里有潦涧，涧东原隰十余里，其西与北皆山也。其北山，庭之所依者，曰犊儿。过犊儿北十余里，曰市场，小民之为市者，以车从之于山间”[14]102。

分析这段文献可知：辽道宗及其皇后在夏捺钵中的居所为宫殿，其余皆为毡帐;契丹人尚东，有东向拜日的习俗，中书、枢密院、客省等官署氈帐皆坐西朝东，分列于帝后宫殿的东侧;再向东，卓有象征太庙的毡帐，太庙旁有六辆装载神纛的毡车;在犊儿山之北十余里还开辟有市场。田广林先生认为：夏捺钵这种“太庙在东，市场居北”的建构格局，颇有中原古礼所谓“左祖右社，面朝背市”之意[18]。

综上，捺钵中局部的毡帐布局或可分为环状布局和直线布局两种：有等级差别的毡帐群多以环状分布，高等级毡帐居中，从属于大帐的小帐环布于四周，呈众星拱月之势;级别和功能相若的毡帐群则多呈直线式分布。如果着眼于整个捺钵，其布局原则要复杂的多，在综合考虑政治、防御等因素外，可能还受到中原文化的渗透和影响。

普通牧民的毡帐布局则比较简易，更讲求实用性。在实际放牧过程中，为了更持久地利用营地周围牧草，牧民的营盘分布都具有明显的分散性，一般牧民都是独居或两家同居一处，按照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在草原上散布排列。二八地一号墓石棺画中的营地布局为直线形：即三辆毡车和三座毡帐呈“一字形”的横排并列。相较之下，翁牛特旗乌兰板墓壁画中的营地布局要考究许多：纵向排列的三辆车，两张简易的屏风以及较小的一座毡帐将营盘围作一圈，以此作为院墙，主人所居的大帐和凉棚居于其中部偏北，炊煮的生活区也在其内。

时至今日，在现代蒙古族中依然流行此种布局和组织方式，一到两户人家共居一处，三五座蒙古包形成浩特，日常还可相互照应。牧民用树枝和勒勒车等围成一圈院墙，院内建有拴马桩和用做仓储的帐篷等。幼小的牲畜也居于院内，不仅可预防暴风雪袭后牲畜散失，也可以防止野兽的袭击[19]。

四、余论

辽国建立之后，受中原文化影响，契丹人的居住方式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王曾使辽，过古北口后，见辽境之内“居人草庵板屋，亦务耕种，但无桑柘”[14]27。“这一带当时是契丹人与汉人、奚人杂居区”[20]，生活在这里的契丹人在与汉人杂居过程中，逐渐接受农业经济，并建造仿汉式房屋，开始了农耕或半农耕的定居生活。同时，辽朝的统治阶层也习仿中原文化，营建五京，修筑宫殿，正如路振在《乘轺录》中记载：“至若营井邑以易部落，造馆舍以变穹庐，服冠带以却毡毳，享厨爨以屏毛血，皆慕中国之义也。”[14]22

尽管汉文化的传入对契丹人的居住形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有辽一代，多数契丹人仍以游牧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过着“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著弓抄”[21]的牧猎生活。宋人王曾在过古北口之后，也看见除了居“草庵板屋”者外，“亦有挈车帐，逐水草涉猎”[14]27的契丹人。而契丹皇室虽大量营建城邑、宫室，但是依然会在城内搭设毡帐居住[22]。在辽中京的内城中，“止有文化、武功二殿，后有宫室，但穹庐毳幕。”[14]20且契丹皇帝很少居于五京之中，而是沿袭契丹旧俗，四时捺钵，以帐为宫。可见毡帐一直是契丹人的主要居住形式，终辽一代，鲜有变化。此外，辽境内的许多驿馆也都为毡帐形式。北宋使者宋绶入辽后看到“离中京，皆无馆舍，但宿穹帐”[14]33;路振在出使辽国时也听说辽人“虏所止之处，官属皆从，城中无馆舍，但于城外就车帐而居焉”[14]18;还有一些驿馆直接以毡帐命名，如沈括在《熙宁使虏图抄》中记录的麃驼毡帐、咸熙毡帐、牛山毡帐、锅窑毡帐等[14]100-101。

在契丹社会中，毡帐除作为居室之外，还兼有祠庙的功能。如《辽史·礼志一》中记载的爇节仪礼俗：“穹庐中置小毡殿，帝及后妃皆铸金像纳焉。节辰、忌日、朔望，皆致祭于穹庐之前。”[23]沈括在夏捺钵处所见的太庙也是由一座毡帐和六座毡车构成⑤。契丹人的祠庙以毡帐为之，应该是源于其早期的游牧生产方式，并作为一种传统延续下来。《元史·耶律希亮传》中也记载过元代时的契丹族人耶律希亮，在毡帐里设祖考画像祭奠的史事⑥。可见，毡帐作为契丹人的传统民居，在其生产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使在建国以后，定居的方式越来越多地渗透和影响契丹人的日常生活，但这种以毡帐为居所的习俗已经融入其血脉之中而难以割舍。

注释：

①张国庆.《辽代契丹人的“住所”论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文中在探讨契丹人各类居所时，论及契丹平民的穹庐和皇帝捺钵的大帐。

②夏宇旭、王小敏：《地理环境与契丹人的居住方式》，《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该文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探讨了契丹人以毡帐为居所的原因以及毡帐在游牧生活中的适应性。

③冯恩学、武松：《吉林乾安縣辽金春捺钵遗址群后鸣字区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17年第6期。文中认为遗址中数量众多的土台应为毡帐的基址：“这些高大的土台是经过多年人工垫筑并伴以踩踏、夯打而形成的。该遗址位于古湖底的岸边，属半沼泽草地，地下水位高，出于防潮的目的，将帐篷搭建在土台基之上是有非常必要的。”

④У.Эрдэнэбат， Ч.Амартвшин：《Дугуй Цахирын хадны оршуулга（X-XII зуун）》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0 он.文中认为杜顾伊·察黑尔崖墓的墓主人为契丹人。

⑤据《熙宁使虏图抄》载：“其东相向六七帐，曰中书、枢密院、客省，又东，毡庐一，旁驻毡车六，前植纛，曰太庙，皆草莽之中”。资料来源：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02页。

⑥据《元史·耶律希亮传》载：“仅藏祖考画像，四时就穹庐陈列致奠，尽诚尽敬”。资料来源：（明）宋濂等：《元史·卷一百八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7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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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脱脱等.辽史（卷45）[M].北京：中华书局，2005：424.

[2]（元）脱脱等.辽史（卷32）[M].北京：中华书局，2005：259、260、260、260.

[3]（元）脱脱等.辽史（卷31）[M].北京：中华书局，2005：251.

[4]图见张彤编.蒙古民族毡庐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50、56、59、74.

[5]图见蒋文光主编.中国历代名画鉴赏（下册）[M].北京：金盾出版社，2004：1734.

[6]唐彩兰.辽上京文物撷英[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87、83.

[7]（宋）彭汝砺.鄱阳集（卷8）[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23）[M].北京：中华书局，2014：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