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藏族民族社会文化中天珠成为其民族文化象征的一个载体，承载着社会关系、习俗和文化，“天珠”的文化象征性创造了它的文化意义，弱化了其作为物品的使用功能。而在现代市场中“天珠”作为价格高昂的奢侈商品，其本身对消费者有很大的信息困境，市场大众概念中的“天珠”其实是民族文化“瑟珠”中的“珍品”，并不是一般的瑟珠。对于本身瑟珠而言是有多种分类标准的，“天珠”只是其众多瑟珠中最为至纯的珍品，但是当地民族对于“纯”或“珍”的理解并不在于材质的好坏，而是依据图案和颜色来界定，所以对于市场上热切的买主来说，“天珠”的市场价格，并不一定是其“珍”的体现，消费者自己认知的程度与物品本身的“地方知识”出现了偏差，形成了价格与价值的断裂。

[关键词]天珠;文化象征性;珍品;真品;道德风险;藏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C9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8-0104-07

作者简介：马宇彤，女，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在读博士研究生，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藏学、民族问题。四川 成都 610041

“天珠”作为一个民族特有标识性“古代珠饰”，其分布于喜马拉雅山附近，藏语发音为“dZi”，汉语翻译“瑟珠”，有庄严、雄伟、圆满之意。在藏民族社会文化中“瑟珠”因为其悠久神秘的起源、无法复原的蚀花工艺流程、贵族佩戴时尚标准、以及神秘的符号象征，使其成为该民族所有古代珠饰中最为贵重的物品。对于“天珠”的研究是随着喜马拉雅考古发掘和天珠收藏兴起而逐渐形成的，各个学者都从自身考察的角度对天珠的发现、起源、命名、价值、内涵、工艺及鉴定等有过不同程度的论述。一部分学者集中对天珠进行系统的分类，对其表面纹饰意义进行解读（Rene Nebeski Waugh Berkowitz 1952 汤惠生1995 任尚昌2014 朱晓丽2017）;还有一部分学者讨论了珠的镶蚀工艺及其价值（David Ebhinghouse & Michael Winsten 1984 李磊2015 朱晓丽2017）;另一部分学者结合藏民族社会文化历史，探讨天珠的象征意义带来的文化价值（闫脑吾2010，蒲昭烽2016）。本文就是结合各个学者的研究，着重研究文化象征性赋予“天珠”商品化的各个阶段“价值”形成背后所呈现的文化崇拜、民间行为、符号权力、市场需求、准则混乱等因素彼此互动作用的逻辑。

一、“珍品”的工艺生产和文化再生产

天珠在藏文化中其被称为“瑟”，经过文化交融与市场现代化现被称为“天珠”。从物品属性角度，天珠（瑟珠）是人工通过蚀花玛瑙工艺在天然玉髓中浸蚀染色而成，其工艺是蚀花工艺中最复杂最精美的一种并已失传。从物品的文化属性角度，天珠（瑟珠）被藏民族赋予了信仰、财富、地位、时尚等社会文化意义。总而言之，天珠（瑟珠）是包含工艺技术与历史文化双重意义的珠饰“珍品”。

缺失记载的生产制作工艺。蚀花玛瑙工艺起源于印度河谷文明（公元前2600年），印度河谷文明衰落之后（公元前1500年左右），该工艺一度销声匿迹。直到铁器时代的到来（公元前600年左右），各个城邦开始兴起，贸易繁荣，手工业兴盛，蚀花玛瑙工艺又开始复兴，天珠（瑟珠）最早就在这样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天珠的制作材料是缠丝玛瑙，所使用的是蚀花工艺“抗染”方法，在David Ebhinghouse & Michael Winsten “Tibetan dZi Beads”中明确提到：“只有经过‘白化工艺的缠丝玛瑙是符合藏族所谓至纯瑟珠的标准”[1]，而目前对蚀花玛瑙工艺研究证实，也肯定了这个说法的正确性。天珠工艺没有文字记录，研究者们都只是通过对成品珠子样本观察来复原工艺流程步骤：1成型。将缠丝玛瑙加工成珠子成品形状，此时的珠子依旧是缠丝玛瑙质地;2白化。将珠子浸入染剂中进行“白化”工艺，此时珠子通体白化，缠丝玛瑙的天然样式被遮盖;3画花。把所需要的图案符号使用抗染剂在已经白化的珠子上进行勾画;4黑化。经过抗染剂勾画风干后的珠子浸泡于碱性染色剂中，进行第二次染色，此工艺程序是将珠子表面呈现黑色或棕色效果，与之前抗染剂勾画的图案形成黑白对比;5焙烧。将黑化后的珠子风干后，放入炭火中焙烧，冷却取出;6抛光。对珠子表面进行精细打磨和抛光处理，使其呈现蜡质光泽;7打孔。以上的七个工艺流程复原是现代工匠以及研究者通过对古代实物借鉴而来，而至于“古代制作天珠所使用的抗染剂和染色劑配方已无文字记载，虽然蚀花玛瑙工艺从4600年前发明至今，一直都为工匠使用，但是不同时间空间文化下的工匠所使用的配方都各不相同。”[2]

因为文明的衰落，文字的缺失，导致天珠（瑟珠）原始制作工艺被神秘化，直到清代之前，天珠（瑟珠）都是阶级精英、寺庙供奉专属物品，所以其仿制品缺少民间使用空间，加之文字的缺失、本身工艺的不成熟，笔者推断在清之前很有可能都未出现过仿制品，而如今市场中高昂价格的天珠（至纯瑟珠）就是清以前流传藏文化传统中的至纯瑟珠。

文化塑造的“珍品”。“古代珠饰有四个基本功能：审美、财富、地位和信仰。”[3]天珠在吐蕃时期流传已超过千年，《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吐蕃男子冠中国帽，妇人辫发，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马。”[4]可见一颗品相上好的“瑟瑟珠”可以换一匹良马，足见其珍贵程度。因为文献中的“瑟瑟”与藏语的“dZi”音同，致使许多天珠研究学者认为文献中所提及的“瑟瑟”就是藏文化中所称的“至纯瑟珠”，即我们现在称谓的“天珠”，也有学者认为“文献中的‘瑟瑟并非仅只‘天珠，而是对古代珠宝的总称，并在不同时期赋予了不同含义”[5]。笔者认为“天珠”在藏文化中的珍贵价值是不容置疑的，也是世世代代文化共同意识的体现，对于文献古籍理解只是为了佐证天珠被藏文化社会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标识和符号意义。在藏文化社会中天珠成为其社会文化的一个载体，承载着社会关系、习俗和文化，人们从对物品的崇拜，逐渐演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崇拜。历史中藏民族社会的贵族精英阶级创造了“瑟珠”的文化意义和信仰需求空间，弱化了其作为物品的使用功能，将“天珠”经过文化符号意义后的再塑造，将其生产成为该文化社会概念中根深蒂固的“珍品”，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获取限定性。前文已描述天珠制作工艺失传，藏文化社会本身并无此复原工艺，使其成为“稀有品”，则通过制度规则让其限定在精英阶级之中;（2）地位的绝对象征。《新唐书·吐蕃传》中描述：“其官之章饰，最上瑟瑟，金次之，金涂银又次之，银次之，最下至铜止，差大小，缀臂前以辨贵贱。”[6]可见吐蕃社会中官员佩戴等级中“瑟瑟”是最高，金银铜都在其下;（3）符号的化身。天珠能够进入精英阶层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其珠体勾画的“眼”图案的神秘性。藏民族由于“苯”教信仰思维形成基础对于天珠的不同数量“眼”图案会有格外的喜爱意识。后来佛教传入后，天珠又一度成为一种护法法器宝物，被称为“藏密七宝”之一。（4）时尚品位的表现力。格萨尔王的史诗《赛马称王之部》中对“珠姆王妃”的服饰作了较详尽的描述：“她那苗条身姿，像修竹一样柔软婀娜;她那美丽的面庞——为了使大批秀发不散乱，右边压着世界罕见的唬拍;为使小小的辫子不松散，上面系着松耳石和珊瑚的彩穗。斑驳耀眼的猫眼石项链，镶嵌着红珊瑚珠粒，绿色的松耳石念珠和红宝石的呷乌佩在胸前。”[7]其中提到的猫眼石项链可能就是指天珠。到了清代藏民族中贵族特有的固定化装饰示范成为民间大众追求时尚品位审美的标准。但是由于天珠的第一个特性，民间大众很难获得，但是需求又存在，此时是天珠仿制品出现的市场时机。

文化消费的再生产。“天珠”这个词汇是最近二十年才兴起，来源于藏民族社会之外，由于各民族间文化生活交融越来越频繁，许多藏民族尤其是藏族商人为了方便交流，大多汉语言交流时会简化称瑟珠为“天珠”，使用藏语言时仍旧按其传统称“瑟”。而我们现在市场概念中的“天珠”其实是藏语言文化中的“瑟”的“珍品”，从这里就可以发现由于语言表述的不对称，首先就造成了天珠市场的信息困境。Glyn Daniel在《考古学150年》中说到：“如果只将文字资料和口传资讯当做原始资料，难免会导致错误的结局”[8]，根据朱晓丽学者在《喜马拉雅天珠》书中阐述认为：“天珠”这一称谓最早可能出自台湾商人或收藏家处，但具体出自何处，由何人构想出，已得不到考证，但可以明确的是“天珠”这个称谓流传开来是经过台湾商人宣传和推广的。

作为“珍品”的天珠，在藏文化社会本身就是声名显赫的装饰品，失传的技艺、他者的精英文化、地位身份的象征等等特质，都让其具备当代消费社会中商品化的条件——消费者总是愿意通过“拥有纪念品、古董、收藏品或展示品来显示他们的地位、他们的专业性”[9]，而“天珠”本身的社會文化属性正好可以满足这样的消费心理需求，因而有条件滋生交易市场，交易者只需要整合挖掘原有的文化意义经过自媒体传染、投机者造势、明星效应光环，而后重新赋予“天珠”价值后进入市场——这就是天珠的文化再生产过程。

天珠市场中有文化崇拜价值、有民间仿制行为、有消费需求认知错位、更有超额利益空间等因素，他们共同作用力在生产天珠新的商品价值，这个再生产过程，也许是对文化的再包装、也许是对工艺的再复原，也许是对需求的再满足等等，生产最终的目的不论是什么，其生产动力一定是天珠本身在社会文化意义中的“珍”。

二、跨文化流通中“真品”的买卖市场和道德风险

市场中的“天珠”价格可谓“一珠一价”，笔者本篇论文的田野点是拉萨冲赛康市场，这里活跃着一批天珠交易商，每天会有来自各个地方各个民族（康巴人居多）的生意人汇聚这里，他们在市场中并没有固定的摊位，他们只是把天珠挂在身上，给来往的买主参观与欣赏，在这个过程中谈生意。笔者同报道人每天闲散于市场中，周边就是卖菜小贩，让人一时感慨“天价珠宝与萝卜白菜同卖”的文化认知差异。冲赛康作为天珠贸易最早形成地，有许多因交易天珠而致富的传奇故事，也有因天珠而结交挚友的情谊传说，所以更多的天珠交易商愿意跑来这里，耳濡目染如何做天珠生意。冲赛康的天珠交易市场并没有明显的标识或者地段，它无形的存在于每天汇集在冲赛康市场中各式各样的生意人之中，通过共同的天珠经验知识划分出这个市场的无形边界，这个边界空间的形成来自三股力量：

由交易者所创造的消费空间。他们非常关注商品的生产源头（收购源头），但一般并不关注消费的最终目的。在天珠市场中，“真品”的天珠本身早已无法生产，真品的存有量是有限的，而人们对天珠的喜爱更多也是因为其本身的民族社会文化意义，交易者通过对天珠承载的文化背景不断的了解熟知，融合人们消费心理需求将其赋予市场更易接受的文化信息，如天珠可以保平安、有磁场能量等等，笔者认为“天珠”这个词汇正是由此情境下产生而得，该词汇非学术性词，但是“天珠”两字一目了然浅显易懂，又与藏文化中“天降神物”之意吻合，更易传播与接受。

根据雅昌艺术网统计：2004年天珠首次拍卖为44万元，到2009年“朱砂九眼长天珠”拍卖4000万，再到2019年天珠拍卖成交统计中7颗天珠价格都在百万以上。作为收藏品或艺术品，天珠都被赋予了“增值”传奇色彩，必然会有大量的自媒体对其宣传鼓吹，而这些交易数据符号，也为冲赛康天珠交易市场认知度和价格标准奠定着基础。

这样一个无形似有形的天珠流通市场的边界就是天珠交易者对天珠本质、天珠文化以及天珠交易的知识经验内化于心而形成的意会能力，这样的意会能力一部分来自或文字学习或神话故事，更重要的来自交易的实践。这种由意会能力形成的交易市场边界是他们的“生意圈”，在这个“生意圈”中有售卖、有消费，有中介，大家的信任彼此相连，一颗品相尚好的“真品”很小概率会流通外部，大部分时候都是在这个天珠知识经验边界的“生意圈”中闭环流通。

来自康巴德格地区的西热绒波，1988年，19岁独自一人来拉萨打拼生活，他拥有康巴人吃苦耐劳、慷慨好客、真诚果断、敢于冒险、善于买卖的特点。年轻时候的西热绒波售卖了自己身上唯一的藏皮袄，一小部分留作生活，其余都投入到酥肉与靴子进货生意中，在拉孜售卖过程中，许多家庭拿珊瑚玉天珠和其兑换（当时一颗珊瑚2元，一颗天珠80-90元），在拉孜得到的珊瑚和天珠，西热绒波就会带到冲赛康去差额出售。现在的西热绒波已经定居拉萨并且在冲赛康市场建立了自己的“生意圈”，是一名有着二十多年经验的职业天珠交易商。西热绒波对自己的货品非常有信心也很有信仰，他的顾客中一半是本民族一半是其他民族，愿为天珠出价更好的一般是本民族自己，而和他建立长期收购买卖的客户是两名台湾商人。在访谈过程中询问如何和买主建立信誉时，他很自信告知“我在这里20年了从没卖过假货，大家全都认识我，也认识我的家”。“但陌生人并不知道你的诚信”。“我卖天珠的雇主都是我的朋友们（西热绒波的“生意圈”）介绍过来的，如果不是藏人我会带他们回家来商谈价格，不会在市场”。“会接触陌生买主或卖主吗？”“曾经接触过一个，收购他的天珠，但是假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朋友，发现后我去拜了菩萨，然后把这个丢到了河里”。“如何才能进入到你所说的朋友圈？”。“我们都要懂天珠，会看它们，知道它们的意义”。

在拉薩经商人中，你会发现很大一部分天珠商人都会是康巴人，他们精通生意之道，对自己的货品了如指掌，也可以说出关于天珠的各类神话故事。因跨文化生意交流越来越多，他们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还很在意积累本民族历史文化知识，拥有着丰富的经验知识，同时见证着如何通过一件物品——像“天珠”一样的文化载体——来跨文化流通传播本民族文化生活。

由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创造的需求空间。这股力量是完全在意物品的生产方式与流通过程，本文研究的天珠交易特殊性之一就体现在此环节，天珠的潜在消费者有三类：珠饰收藏家、“至纯天珠”追求者、藏文化信仰者。对于天珠收藏家这类消费者，他们更在意物品的“珍”与“真”，也有着完备的天珠知识经验，很容易进入天珠交易市场，市面上有许多天珠收藏家都会自己著书展示专业知识同时出具许多文字素材来支撑自己的收藏品的“珍”与“真”;而对于“至纯天珠”追求者，笔者认为他们更在意物品的“真”，因为其本身消费的已不是物品本身而是它身后的符号价值，这一论点会在文章的第三部分阐述;最后对于本身信仰藏文化者来说他们更在意“天珠”的“珍”，而这里的“珍”不是天珠的材料的珍贵，而是其本身符号意义的珍贵，所以他们可以接受仿制天珠，笔者访谈中许多藏族消费者他们更在意的是天珠有没有好看的图案和润泽的外表，仿制品中表面越光滑、颜色越深暗价值越高，对于他们来说瑟珠“纯”更重要，而是否是“真”的这个问题就兴趣不大。所以在藏族天珠交易人手中确定蚀刻玛瑙的某一粒珠子是否是我们理解的珍品天珠的复杂性就在于此。

三类消费者对天珠有不同的需求消费，而跨文化认知偏差造成的商品信息困难也暴露无遗，汉语境创造的“天珠”词汇被藏族商人将其内涵扩大化进行传播;而藏语境的信仰“纯”也被汉语境理所当然的理解为物品“真”。在这样的跨文化交融的市场中，伴随着天珠流通而产生的经验知识隔阂都会导致“真品”天珠的鉴别标准不同，在天珠的消费者与交易者之间词语意义与功能的模糊，使得“真品”的标准需求潜意识的因人而变。天珠本身具有稀少性的特质，再加上许多交易于无形的市场中，这样的“一品一价”的物品无法受到国家规范的直接调解，很容易出现市场失衡。

由民间工艺匠人所创造的投机空间。由于工艺技术精细化的发展和天珠市场需求的推动，天珠的仿制已有一段历史，它的替代品有“玻璃天珠、蛇纹石天珠和塑胶天珠”[2]443，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聪明的工匠开始仿造“真品”天珠，台湾一度成为其制作中心，仿制技艺在实践中不断精细化，使得一些珠子几乎可以以假乱真。近些年拉萨、深圳等地也会批量生产价格低廉的天珠替代品，以供旅游纪念品使用。

格桑尊珠是一位售卖仿制天珠的商贩，据他回忆大约20年前，一些聪明能干的藏族手艺工匠开始用塑料制作天珠的替代品，在德格原来有一两个村子的人在制作，他们用塑料盘子、杯子来做，但是现在德格不做了，被做工更好的拉萨替代了，并且搞起了批发，因为前些年需求量很大，有些人批发塑料天珠同样发了大财。现在制作的人越来越多，就不值钱了。

正如前文所述，对于“天珠”经验知识的掌握与获取是冲赛康交易市场中极为重要的意会能力。交易者、消费者以及手工艺人他们本身所掌握的知识与信息多少是无法衡量，这必然会导致“天珠”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现象，极易出现道德风险。一件“真品”天珠的流通会经历漫长的时期，经过很多人的手，也要跨越很长的距离，再到市场交易中，还存在着仿制品的窥觊，而交易双方又因为各自拥有的经验知识和语境文化的差异，必然对“真品”判定的文化风俗标准有所偏差。对于一个潜在的买主来说，他们需要了解很多信息才能够辨认出一颗“真品”天珠，他们需要或至少是模糊的要意识到各种天珠的等级分类、质地、图案、形状、颜色、“手感”（润泽度）、风化纹（马蹄纹或鱼鳞纹）、朱砂点，而这些标准体系是不同程度的被交易者和消费者内化于心的意会知识。所以，整个市场的均衡主要依靠的是交易者的道德良知和消费者识货眼力，同时不完全地体现在市场价格上。只有交易者自己清楚货源成本和自我的良知，消费者有着自己的预算和社会需求，不同的“天珠”价格从十几元到几万元到上百万再到上千万，高跨度的各种价格下可以是塑料天珠、玻璃天珠、半宝石天珠、瑟珠、措思、琼、寿珠、达索（虎牙天珠）、达落（虎纹天珠）、长型天珠等等。

而当代手工艺匠人打造的仿制天珠可以是以上天珠分类的任何一类，属于“真品”与“珍品”兼备的天珠，其商品价格昂贵，但是随着现代工艺精细化发展，手工匠人已可以打造与“真品”天珠（老天珠）同样的仿制天珠（新天珠）供有需求者购买，前文已提过资产并不是特别富裕的藏族群众并不是十分在意“真”，他们购买的天珠更在意其承载的符号意义。但是这些做工同样精良的仿制天珠成为商品后的定价是否与其匹配，就要取决于天珠交易者的从业良知，当消费者无法得知交易者内心“良知”时，就只能依靠自己的“眼力”，两者都兼备或交易者有职业道德良知，市场都可均衡，一旦交易者职业道德良知缺失，消费者“眼力”的能力不足，市场道德风险形成。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天珠市场有较高的市场道德风险，所以才会有冲赛康天珠交易市场封闭的“生意圈”，这应该是“天珠”保“真”的本能体现。

三、差异消费下“商品”的符号价值体现

“人们拥有的最大财富不是功能性的塑形物，而是一种象征性的社会关系，与功能性的物品占有关系的混浊盲目完全不同，这种象征关系具有‘透明和互补性的美好质性”[10]。在天珠的消费环节分析的原则是这样：人们对“天珠”从来都不是消费它作为物的本身（使用价值），而是一直把它当做突出自己的一种符号载体，或者用来加入某类团体，或想成为更高地位身份的参照物。

财产符号带来的自我延伸。Russell W.Belk（1998）认为，不理解消费者与财产之间的联系有什么意义，就不能指望理解消费者行为。要了解财产的符号意义，关键是我们可以意识到我们把财产看作自己的一部分。如Russell W.Belk认为的， “我们脆弱的自我感觉需要支撑，通常我们通过拥有财产而获得”[11]。我们的拥有物是我们自己的符号体现，也许这是消费行为发生的最基本的心理意识。

天珠作为藏民族社会重要的社会文化载体，其本身在许多领域都成为本民族自我的延伸。在藏文化社会发展中，人们有目的的在天珠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自我创造的意识：入药治病、绘制唐卡、寺院法器、婚嫁节庆时的重要佩戴饰品等等，这一切都是天珠融入自我延伸的途径。而到了当代社会中“真品”天珠可谓“一珠一价”，从2004年天珠第一次在拍卖行出现，到2012年“天珠专拍”场成交率为6579%，成交价6600余万元，天珠俨然已成为收藏品中的“珍品”，它们从原有的社会文化赋予的价值走向了“他者”世界定义的市场价值中。本身就有“财产功能”的天珠（很多藏民都会用天珠作为货币换金钱、牛羊等）从古至今都是绝对财富、地位和社会认可的标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人们都通过拥有天珠来寻求一种自我的延伸，就像手工艺人在作品中延伸自我一样，人们通过拥有天珠成为自己身上饰品或展柜中的物品，来让他人透过天珠观察、认识自己，而天珠拥有者也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在它们身上投入自我的精力。

“早些年我在西藏收了很多断掉的珠子，那个时候断的珠子很便宜，后来，会有藏药厂的人过来跟我们收，是按克收，为了入药，那些珍贵的药丸每次可能只削一点点，所以可以看到一些天珠上面有些“药挖”。”尖措说（天珠商人及收藏家）。在一些天珠上，会看到有一些只有几毫米的小坑，这些小坑就是所謂的“药挖”。

天珠消费中作为财产符号，消费的是它们的“珍”与“真”，人们愿意从既“珍”又“真”的天珠中获得自我在社会中的认可，或者在某方面领域专业度的臣服。

稀缺符号给予的获取满足感。布迪厄在《区分》中认为，“当一件奢侈财产进入人们拥有的空间内时，其实拥有者与物品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不需要再证明这个奢侈财产给他提供的快乐满足感和它们表明的趣味（意会知识）就可以享受他们”[12]。天珠珍贵的特性之一体现就是其手工艺失传及千年材质不可复原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真”天珠已经随葬、入药、丢失等原因，使得如今“真品”天珠固有的存量很稀少，对于一个有文化信仰的民族来讲天珠的需求远远大于供应，而“真品”天珠又只能是小众人拥有，所以当拥有一颗“真”天珠时，获得的不仅仅是其本身的象征收益，还有内心对于物品爱恋、对个性展现的满足感。就像各类商品都喜欢推出“限量款”一样，人们通过争抢“限量款”使用，来满足自我的认同与他人的区分。

天珠藏家认为“真的只有老的，假的全是新的”。至纯老天珠只在曾经一个时代出现，有考证的是在唐代。据经文里记载，天珠总共约有10万颗，由于随葬、入药、失传等原因，现在的存世量不过几万颗，而完整的天珠只有两万颗左右，这就注定了它只能被小众人拥有。（舍多，47岁，成都天珠商人）

天珠消费中作为稀缺符号，消费的是它们的“真”，因为只有“真品”天珠的稀有的存世量及不可再生的特质才会让拥有者获得崇高的满足感，从稀有的物品身上感觉自我，获得控制权和独特性的满足感。在这个符号表征中需要获取的是自我的感知，人被搁置在交换的物品关系中，所以他在意的一定只是交换物的真伪，而次要的忽略“珍”。

文化符号赋予的内心安全感。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珍品”，天珠天然的就带有强烈的文化符号，正如前文所述天珠自身绘制图案的符号意义是众多文化信仰者心中巨大能量，从清朝开始仿制品替代出现，天珠不论从材质、产量还是内涵都扩大化发展起来，而对天珠替代品、或仿制品购买的消费者来说，更像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概念，相信物具有神奇力量，会带给他幸福，这会激起一种赋予感染力的、持续的期待。天珠背后的“平安”、“防病”、“去灾”、“降神”等民族文化符号背后实质是人们意识心理塑形，这种藏族社会共有意识形成的符号意义令人产生了安全感心理，给人以希望，这样的感觉潜意识在人们思维和行为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让人们从现实的困苦中得到解放。所以当仿制品或替代品天珠出现时，人们并没有排斥，而是付诸行动去购买。

许多藏族群众并不在意天珠所谓的真伪，他们喜欢天珠漂亮可人，再搭配几颗色彩艳丽、个头硕大的珊瑚珠，节庆时节佩戴依旧不会失体面。

天珠消费中作为文化符号，消费的是它们的“珍”，这里的“珍”不一定是材质和手工艺的体现，更多体现的是天珠的历史文化意义，是它作为一种民族物品的象征背后给人的心理意识，这个意识带给人们的是内心的安宁。

四、消费社会中功能缺失的符号商品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学中认为，现代消费的社会早已经不是一个商品与物品的世界，而是一个符号的世界。一旦我们进入符号价值消费的领域，物的使用价值就会被抛弃，物品仅仅是作为代表我们自身的社会角色、地位以及权力的符号来消费。物品所谓的使用价值已被符号价值取而代之。

天珠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象征符号消费的典型案例，就其使用功能应算装饰类的珠品、入药的处方以及绘画的工具，但是后两项的商品使用功能非常微弱。所以作为一种装饰类的珠品，天珠可以有现在的市场地位和价格，全凭它本身承载的文化象征符号意义。前三个部分我们从“珍品”和“真品”两个属性入手分析了天珠商品化过程在生产、流通和消费阶段的不同价值体现，在整个过程中千年的历史文化形成天珠崇拜的共有意识、民间有意识的对其文化和材质再生产并进行推广、交易者不断通过任意提价打造着奢侈消费空间、消费者对其“真”与“珍”的特质都有不同程度的需求，这些因素彼此互动并交融着，但是天珠的交易一直都仅属于民间交易行为，而消费的“符号”概念又属于意识范畴，这就很容易导致天珠价格被操控，“真品”属性危机，市场道德风险出现，商品价格与价值发生断裂。所以，天珠市场自发的形成了买卖双方的民间“保真”行为，但是消费者是否可以清楚知道自己消费的是“珍”还是“真”的文化符号或价值符号？消费者对于天珠付出的价格是否符合价值所在，只能依靠自身的意会知识及卖家的道德良知来判别自己消费的符号到底是什么。至此，“天珠”在现代消费社会的文化象征符号价值经济链条全部完成，“天珠”的历史文化意义、价格与价值逐渐被再生产、再加工、最终被消费。

参考文献：

[1]David Ebhinghouse & Michael Winsten ， “Tibetan dZi （gZi） Beads”， Ornament， 5（3.4），6（1） 1982 & 7（4） 1984， P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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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Russell W.Belk， “Possession and the Extended self”，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5， September 1988， P139.

[12][法]皮埃尔·布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M].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426.

责任编辑：王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