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强

一、引言

中日两国在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共同面临着“国门洞开、抵御外辱、融入世界”的时代之问。就“融入世界”而言，近代中日两国组织、参与欧美主导的世博会就属明证。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肇端于日本。(1)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如永山定富：《内外博览会总说：立に我国に于けゐ万国博览会の问题》，东京水明书院1937年版；山本光雄：《日本博览会史》，东京理想社1970年版；吉田光邦：《技术文明史上的万国博览会》，日本放送协会1970年版；吉见俊哉：《博览会の政治学》，日本中央公论社1992年版；小岛淑男：《清朝末期南洋华侨在祖国的企业经营——以爪哇巴城侨商梁炳农为中心》，爱知大学《人间文化》1996年第11号；铃木智夫：《万国博览会与中国(1851—1876)》，爱知大学《人间文化》1996年第11号；野泽丰：《辛亥革命与产业问题——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与日、美两国的实业访华》，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1998年第154号。永山定富(1937)与山本光雄(1970)从日本官方视角出发，审视明治政府参与世博会的兴办过程、组织方式及社会影响。吉田光邦(1970)从科技振兴的角度，阐述世博会对近代日本社会所引发的变革与震动。他十分认同福泽谕吉将世博会视为“智力之交易”的观点，提出世博会已成为日本萃集海外商业、政治及文化情报的重要途径，并衍生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等价值理念。吉见俊哉(1992)从政治文化学的角度，剖析了近代日本参与世博会所引发的社会消费行为及生活观念的变化。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学界开始聚焦近代中国博览事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