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是近代中华民族的危亡呼唤一个伟大的政党，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理论准备，三是近代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准备了阶级基础，四是20世纪初的国际环境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具有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共产党不同的特点：一是创建进程比较迅速，二是以俄共（布）为榜样，三是努力坚持组织上的独立自主原则，四是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五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六是实行统一的无产阶级纪律的战斗组织，七是理论准备存在不足。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具有开天辟地的伟大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创立;历史背景;特点

[中圖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2-0060-07

[收稿日期]2021-02-27

[作者简介]

祝彦（1964—），男，江西新干人，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毛泽东思想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

2017年10月31日，在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赴浙江嘉兴瞻仰南湖红船，重温党的创建史，沿着早期共产党人的足迹，探寻我们党的精神密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 [1]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2]“初心”的一个重要历史载体就是党的诞生——这是党的历史最初起点;因此，学习党的创立史，了解党是怎么创立的，这对于我们做到“不忘初心”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20世纪的二十年代初，这不是历史的偶然，它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近代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一）近代中华民族的危亡，呼唤一个伟大的政党

近代中华民族危亡的现状，呼唤一个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奋斗的先进政党，以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目标！

导致中华民族危亡局面的是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对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变化，做过这样尖锐的评价：“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3]P5。由此开始，中国丧失一个独立国家所拥有的完整主权，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面对山河破碎，谭嗣同悲愤地写下这样的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4]P488

为了振兴中华，一些先知先觉者首先尝试着进行改良维新，首先是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认为只要这样就可以回到“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的盛世时代。清政府建立了貌似强大的北洋舰队：实力曾是东亚第一，世界第九。

采用当年《美国海军年鉴》的排名，前八名分别为：英、法、俄、普（鲁士）、西、 奥（斯曼）、意、美。但是结果出人意料，在1894年甲午海战中全军覆灭，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此后进行的其他改良维新运动如戊戌变法、立宪运动也都失败。国家愈来愈糟糕，民众的生活处境也愈来愈恶劣，革命就必然爆发。因为“改革无法在封建王朝的控制下实现，而被改革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和被改革戕害的群体就只能走向革命”[3]P4。

1911年10月10日凌晨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垮了清朝统治。革命虽然胜利了，政权也实现了更替，但是民主、共和并没有深入人心，国家和生活在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也并没有因此变得好起来。相反，一切变得更加糟糕。“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5]P1470

怎么办？大家都在盼望，都在寻找。怎么从头做起？谁来领导大家从头做起？中国近代历史的走投无路，呼唤科学理论武装的、具有担当精神的一个先进政党的产生。正是在历史的急切呼唤声中，中国共产党走上了近代政治舞台。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准备

从理论史的角度来阅读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个过去我们相对忽视的视角。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6]P443，由于我们忽视了理论视野，因此也就更多的关注“运动”的过程和结果，而不会去探究指导运动发生的“理论”。毫无疑问，没有理论的指导，哪有运动的发生？更不会有运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人们探索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7]P212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以后领导的革命运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1.撬开封建思想的闸门

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这时的陈独秀认为，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首先进行思想革命，必须在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上下功夫。他说：“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在朋友的资助支持下，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笔的《青年杂志》创立了，最初发行量为1000份。1916年9月1日该杂志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改名为《新青年》。于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宣告开始。当时的北京大学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8]P260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时代热潮。“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克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9]

2.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几个渠道

有研究者认为，“显然，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可以看出：欧洲是传播最早的渠道，日本是传播最多的渠道，俄国是传播影响最为深刻的渠道。”[10]P136

第一个是欧洲渠道。可以把这个渠道分为前欧洲渠道与后欧洲渠道。所谓前欧洲渠道，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李提摩太、王韬、梁启超等中外著名人士（也可称为上层人士），其传播途径与手段、方式主要依靠日记，记载自己在旅欧期间的所见所闻;另外，英美传教士等的译介。1899年2月至5月，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的综合刊物《万国公报》第121期至123期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Richard）译、中国人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文。第一次让中国人知道马克思及其学说。这个渠道的人物构成主要是洋务派官员、外国传教士和中国记者等上层精英分子。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阶级地位、思想认知水平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和影响，以他们为主构成的这个传播社会主义的小圈子，不能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渠道的传播影响范围很有限。因此，“而真正大规模地从欧洲渠道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以后兴起的旅欧勤工俭学运动之中。”[10]P137这就是后欧洲渠道，即1919年后赴法勤工俭学中一批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宣传，他们以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郑超麟等为代表。

第二个是日本渠道。从二十世纪初到五四时期大约20年时间里，日本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最主要的渠道。20世纪初，清末新政开始后，清廷通令各地选派留学生赴国外学习，尤其鼓励自费留学。在这种背景下，赴日留学生骤然增加，并成为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据统计，到1905年底，留日学生已经达到7285人。[11]P115其中著名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李达、胡汉民、戴季陶、陈望道等等。直到中国共产党创建，日本还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这种状况一直到中共创建以后，俄国渠道才逐渐取代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10]P138

第三个是俄国渠道。可以把这个渠道分为前俄国渠道与后俄国渠道。所谓前俄国渠道，即是十月革命后通过共产国际或俄共（布）派来中国的极少数代表的传播介绍，它的传播范围局限于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因此影响不广泛;后俄国渠道是以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留学莫斯科的学生群体为代表。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指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12]P173也就是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风靡全球的同时，也对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

3.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群体及其代表人物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处于迷茫彷徨中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寂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路”[12]P608。于是出现了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个代表性的群体。

第一个群体是以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李达、杨匏安、陈望道等为代表，他们是当时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在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过程中，这个群体最有代表性。

第二个群体是国民党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戴季陶、胡汉民、邵力子、朱执信、廖仲恺等。日本研究中共创建史的著名学者石川祯浩认为：1919年下半年，在上海最积极地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是国民党系的知识分子，其刊物有《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建设》等。[13]P22

（三）近代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为党的创立准备了阶级基础

20世纪初中国近代工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引起中国社会关系的新变动，这就是无产阶级队伍的成长和壮大。到1919年“五四”前后，全国约有产业工人300万。[14]P9应该说，以当时中国有4.4亿人口来看，产业工人并不算多，但同其他国家共产党产生时相比，这个数字也不算太少。如俄国建党时工人有279万，日本建党时工人有150万。

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同的是，中国无产阶级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是受剥削最重，斗争性最强;二是人数少但很集中;三是与农民保持天然的联系，了解广大农村社会底层情况。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最坚决、最勇敢，这是中国革命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四）20世纪初的国际环境为党的创立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适逢其“时”。20世纪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殖民地和重新划分勢力范围，进行了一场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灾难。据粗略统计，大战中死亡的人数约1000万人，受伤的达2000万人;所有参战国家的直接战争费用和战争造成的损失达3400多亿美元。[15]P333这场战争使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和弊端暴露出来，战争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完美优越的神话。正如李大钊所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12]P565

在这种怀疑下，正好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给怀疑彷徨中的中国人指明了方向。与中国国情相近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失望中的人们极大的鼓舞。正如瞿秋白所言：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16]P248既然俄国人民可以通过革命取得胜利，中国人民当然也可以！“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5]P1471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1920年2月，李大钊亲自赶着马车把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的陈独秀送往天津，陈独秀才有了组织政党的计划，并很快付诸行动了。在路上，他们两人就商议“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17]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背景，由此开始了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工作。

（一）维经斯基来华

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俄共党员维经斯基偕妻子库兹涅佐娃，在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到中国。目的是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维经斯基抵达北京后，通过北大俄籍教师鲍立维（也译为柏烈伟）的介绍，首先会见了李大钊。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去上海会见陈独秀。维经斯基于4月下旬到达上海。他通过陈独秀，邀请陈望道、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等人多次举行座谈会。维经斯基向参加座谈会的人热情地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和革命胜利后新俄罗斯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与会者听了后感觉大开眼界，耳目一新。维经斯基还带来了共产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等刊物以及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刊。座谈会举行几次后，5月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成立。这样，建党的计划因为维经斯基的到来，较快进行。

（二）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成立

7月初，已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的维经斯基再次来到中国，督阵加快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经过紧张的准备工作，在陈独秀的主持下，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

关于党的最早名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是这样阐述的：“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18]P59。在《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也作了这样的阐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如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19]P28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和李达等8人，由陈独秀担任书记。在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指导下，各地先后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按照成立时间先后，它们分别是旅日共产党、武汉共产党、北京共产党、长沙共产党、广州共产党、济南共产党、旅法共产党。连上海党组织在内，一共有8个共产党组织，成员也逐渐增加，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58名。[19]P29-30

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建立了党组织，并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党员，这为党的一大召开，准备了组织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共产党组织在上海、北京等地先后成立，为统一的全国性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组织基础;不断高涨的革命运动，也迫切需要成立一个统一的党组织来领导。

受列宁推荐，被共产国际选派来中国的是具有长期地下斗争经验的马林。马林于1921年4月从莫斯科出发，6月3日抵达上海。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几乎同期到达上海。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了解中国的建党情况后，主张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留在上海主持工作的李汉俊、李达积极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得到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同意后，随即他们就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旅法华人的党组织，要求各地派2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二十世纪20年代，由于国内交通状况不发达，加上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各地党组织没有统一的规章和严格的组织手续，政治环境和活动条件各有不同，因此，各地代表的产生方式并不一致，到达上海的时间也不同。各地代表在23日之前都陆续到达。新中国建立后，在海外陆续收集到的文献资料中发现，似出自当事人的手笔写道：“代表大会定于6月20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19]P35。这个原始文献表明，原定于6月20日举行的会议，因为代表们没有到达而推迟至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7月23日晚正式开幕。[19]P36大会开幕式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正式会议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今兴业路76号），[20]P91也称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即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一层18平方米的客厅中间摆着一张大餐桌。[21]P403对于一大会场情况，李达作了回忆：会场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大菜台，周围可坐十余人，各代表席上放了几张油印的文件，也没有张贴什么标语。当时开会，大家没有一点经验，连怎么开法都不知道。[22]P11据陈潭秋回忆：“大会的组织非常简单。张国焘被选为主席，秘书为毛泽东和周佛海。”[23]P8

7月30日晚上，代表們如前几日一样，围坐在一起开始讨论问题。原定这是最后一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然而，会议开始不到半小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环视一周后，声称走错地方，而后迅速离开。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国际代表马林意识到这可能是特务侦探，建议会议马上中止，代表分散，再定期开会。

根据安排，代表们先后来到嘉兴继续开会。嘉兴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党的一大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四、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思想指导下，以俄共（布）为榜样，结合中国特有的国情、社情、民情与文化背景，创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创立具有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共产党不同的特点。

（一）创建进程比较迅速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成立时间相比较，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从理论发动到组织建立，时间很短。从五四运动到党的成立只有2年多时间，如果从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成立算起，则只有1年左右的时间。之所以这么快在中国就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是因为有这么几个有利条件：

一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避免了走弯路，组织建立比较顺利。在大家受各种思潮、思想和道路影响，而徘徊不定的时候，十月革命的胜利坚定了中国人民的选择。

二是因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数日益增长，为组织的创立作了比较好的思想发动。

三是因为有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示范作用，无论从组织形式，甚至名称，乃至机构设置，党内职务称呼等等，均参照了俄共（布）的模式，这样的复制性效果，自然比“白手起家”要快捷得多。

（二）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为榜样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的建党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有组织、有觉悟的部队，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密切联系的体现，是按照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实行统一的无产阶级纪律的战斗组织。

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十月革命以后，有俄共（布）作榜样，有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又得到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指导和帮助，所以在建党问题上走了较少的弯路，没有或很少受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影响，从开始就是一个具有坚强革命性和战斗性的、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党。

由于有俄共（布）的榜样作用等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过程就比较简单，时间也比较短，这既是一个优点，但客观上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弱点，那就是理论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收消化不够，研究宣传不深入，尤其是缺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过程锻炼，由此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时期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中国革命的水平不高，不能开创性地领导中国革命，容易形成党内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挫折乃至失败。

（三）努力坚持组织上的独立自主原则

尽管在保持独立自主这个问题上，至少在1935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做得不尽如人意（个中原因复杂，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中国共产党），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这是因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直蕴含有“自力更生”“求人不如求己”“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精神品质，毫无疑问，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者的中国共产党人，自然本能地体现了这种精神。

起初，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以陈独秀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完全接受马林等人的意见，即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马林先后与李汉俊、李达、陈独秀等人接触时，就要求按照共产国际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要求中共送交工作计划和预算，并按期报告工作。根据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指示，中共领导机关的会议必须有该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参加，但“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24]P63。中共领导人对国际代表的某些抵制，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力图维护独立自主的原则。

在一大召开前，陈独秀对来广州的包惠僧说：“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有用，革命要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25]P50这些话非常集中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那种“自力更生”的民族气质。这种意识的保持，才有后来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问题的成功。

（四）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从制度建立着手，从一开始就要求全党同志自觉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一个突出特点。欧洲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成立时面临很复杂的社会背景，受各种假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俄、德、法等许多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内，都存在着很复杂的派别关系。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创立时，党内不存在其他派别的干扰，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纯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一大召开前夕，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个党章草案寄到上海，草案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制，但当时主持上海共产党工作的李汉俊不同意，另外起草了一个党章草案，主张地方分权，没有得到同意，李汉俊遂把党的文件以及党员名单交给李达，由他接任。[21]P382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个有职无权的机关”[26]P33，这显然不能保证党的领导，也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一大之后直至今天，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一个坚强团结的组织，其根本原因是一直沿袭陈独秀当年主张的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强调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权威，保证了我们党的团结，这是我们党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巨大优势。

（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中国共产党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被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所歪曲和阉割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已经在实际斗争中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原则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当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就逐渐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历经坎坷曲折，遭受了沉痛的挫折乃至失败，但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战胜苦难，走过曲折，迎来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之所以能够不断创造奇迹，收获辉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够经历曲折之后，一枝独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100年来矢志不渝高举马克思主義旗帜不动摇。主义和旗帜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正如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所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27]P70。历史和现实证明，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中国共产党才永葆坚强的战斗力和旺盛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才能蒸蒸日上。

（六）实行统一的无产阶级纪律的战斗组织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是一个有严明纪律的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始就十分注意纪律建设，比如在一大《决议》第二部分“宣传”就强调：一切出版物，不论中央的或地方的，均应在党的领导下出版。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22]P12-13为了保证中共党员不与旧政府旧官僚“同流合污”，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还有不准党员做官的纪律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28]P4-5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战斗力，历经挫折甚至失败，仍然能够拧成一股绳，与纪律严明有很大关系。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总结基础上，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29]P386。

（七）理论准备存在不足

对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这一特点，过去讲得不多。但如果我们不把这一点讲清楚，就不好解释在党成立后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误？走弯路？历史事实是，由于大多数党员都是先入党而后才学习马克思主义，先投入斗争实践而无暇顾及理论研究。理论上的不成熟，容易在党内形成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等倾向，导致之后中国革命事业一而再地遭受挫折。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2]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理论上弱，党的战斗力就弱，什么时候理论指导正确，党就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党的战斗力也就强，“理论强党”也就得以实现。

五、开天辟地的伟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的社会环境中秘密成立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骚扰外，当时“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18]P60、71

对于党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毛泽东作了精辟论述：“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5]P1514“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5]P1357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精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所产生的巨大历史意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30]

[参考文献]

[1]新华社.梦想，从这里启航——记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赴浙江嘉兴瞻仰南湖红船[N].人民日報，2017-11-01.

[2]新华社.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N].人民日报，2021-02-21.

[3]李刚.大清帝国最后十年：清末新政始末[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

[4]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李新，陈铁建.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919—1923）“伟大的开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五四运动回忆录：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9]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N].东方杂志，1921-02-25.

[10]孙建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通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1]神殿成.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上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2]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3]〔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4]刘立凯，王真.1919—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M].北京：工人出版社，1953.

[15]李纯武，严志梁，等.简明世界通史：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6]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7]高一涵.李守常同志略传[N].民国日报（汉口），1925-05-24.

[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20]杨青.何叔衡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21]沙健孙.中国共产党的创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22]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3]知识出版社.一大回忆录[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

[24]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25]方城.包惠僧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26]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27]逄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0]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1.

Abstract：The birth of the CPC was the choice of the people and the history，and it was an objective dema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volution.It had a spe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first，the peril of the Chinese nation called for a great party;second，the spreading of Marxism prepare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third，the expans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modern China prepared the class foundation;and fourth，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provided favorable external conditions.The founding of the CPC had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other communist partie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first，the process of founding was completed more quickly;second，the founding of the CPC followed the example of Russian Communist Party（Bolshevik）;third，the principle of organizational independence was insisted;fourth，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as maintained;fifth，the guide of Marxism was always upheld;sixth，the unified organization of proletariat discipline was implemented;and seventh，th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was not made sufficiently.The founding of the CPC had an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Key words：CPC;founding;historical background;characteristics

（責任编辑：邱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