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我的姐姐》在公映十余天后，仍然稳居排片第一名。这部电影之所以票房高，是因为它有一个“亲情大片”的名头。有观众看完就联想到了《妈妈再爱我一次》，戏称《我的姐姐》为“姐姐再爱我一次”。

《我的姐姐》是部很“好哭”的电影，多数催泪情节的设计，也都还算自然。让人感动的电影向来能获得高票房，不久前的《你好，李焕英》就验证过一次。《我的姐姐》在揣摩观众心理方面，做得很精准。它在迎合了社会主流情绪的同时，也给观众留足了讨论空间。

童年时并未得到父母足够关爱的姐姐，要不要在父母意外过世后，照顾未成年的弟弟;女性在家庭中，为何一定要扮演牺牲与付出的角色;“长姐如母”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情感定位，在追求独立与平等的当下，还要不要被继承下去……这些议题，概而言之，可以用“姐姐的困境”或者“女性的困境”来形容。

坦白說，《我的姐姐》是近年探讨女性生存与女性价值的影片中，走得比较深的一部。它采取了一些讨巧的处理手段，比如在姐弟冲突间加入一些轻喜剧色彩，创造了一个很滑稽的舅舅角色等，让故事有了娱乐性，冲淡了悲伤色调。

虽然影片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结局，并没有明确交代姐姐究竟有没有弃养弟弟，但熟悉电影套路的观众都知道，影片的主基调还是温暖的。场场哭戏和种种暗示都指向大团圆结局，有一部分观众对此颇为满意，另一部分观众却颇为愤怒——他们觉得，把姐姐死死卡在了牺牲者与付出者这个位置上，这不公平。

部分观众不买账的地方在于，片中的姐姐遭遇了一名女性所能遇到的太多不好的事情。她小时候得不到父母的重视，被寄养在姑母家，被姑父偷看洗澡;成年后被同事排挤，被男朋友的母亲当成生育工具……面对种种压力，姐姐要奋力反抗，而独立养活弟弟，成了压垮她人生希望的最后一棵稻草。观众为片中的姐姐感到冤屈，也是正常的。

《我的姐姐》的创作者，提前判断到了观众的不满，他们的解决方案是，把“姐姐的困境”尽可能地展现，让更多人看到、反思，再借由姐姐与姑母共同吃西瓜的一场大哭戏，实现情绪宣泄，然后平静地面对现实，从容地接受命运的挑战，走向生活的阳光地带。这样的结局，对于电影故事而言是最理想的，对于现实社会而言，何尝又不是？

那么，在《我的姐姐》成为公共话题之后，社会又能为女性的困境做些什么？答案很明确：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正视家庭文化中一些失衡的地方，强调家庭成员身份的平等、性别的平等;另一方面，电影所展示出来的各种问题，在讨论之后需要得到现实的反应，包括但不限于关怀与救助机制的参与等。

只有家庭的爱与社会的爱融汇为一体，“姐姐的困境”才能最大程度地得以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