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欣淳

笔者曾跟随纽约的华人聚集在曼哈顿，为反歧视亚裔集会呐喊助威。出国两年，笔者第一次有了身为“少数”的自我认同。

事实上，占世界人口1/5的华人很难对“少数”产生共鸣。哪怕在一个迥然不同的文化里成为少数，庞大的世界华人社会也有足够理由让他们拥有心理上的多数感。此外，乡土观念强烈、追求安定生活的华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经营起一个微观的中国式社会结构，在异域营造出局部性多数的错觉。这种独特的、为乡土感付出的努力，使得大多数华人都生活在一种封闭的次级文化圈里。一方面，这引发华人内部为有限的资源进行存量竞争，阻碍内部团结。另一方面，这严重阻碍华人与外部社会的融合，导致西方始终习惯将华人群体视为“他者”。在社会矛盾发生时，“他者”自然会成为率先被冲击的对象。

在西方男权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对东方的“种族化性别歧视”由来已久。表面看，这是人种与文明的根源性差异导致的异域性好奇与符号化表达；而本质上，是经济的差别使得这种差异演化成歧视：人们倾向于将“文明体”与“经济体”联系起来，经济实力雄厚、有话语权的政权代表的文明，会被认为是强大的、“合理的”文明，反之，则被认为是弱小可欺的文明。当中国崛起撼动了西方文明“合理性”时，“均势”就成为西方遏制中国、在舆论上污名化“亚裔”的一种策略。

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起，均势一直是西方社会奉为圭臬的政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