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

关于写作

为什么热衷于书写天津？

冯骥才：天津这地方自有特别之处，寻常百姓，茶余饭后，津津乐道者，往往就是乡土异士和市井奇人。他们不崇尚精英，偏爱活在身边的那些非凡的凡人。這些人物的身上也就融入此地百姓集体的好恶，地域性格因之深藏其中。地域性格乃最深刻的地域文化，我对将它挖掘和呈现出来十分着迷。这是我续写《俗世奇人》的另一个缘故。一准会有人问我还会再写下去吗？写作人都是性情中人，最靠不住的是写作人的计划。写作人最好的状态是信马由缰。马，自己的性情与不期而至的灵感；缰，笔也。（《俗世奇人全本》）

有人说小脚是“国耻”，为什么还要写它？

冯骥才：小脚算什么“国耻”？它是种文化现象。一个民族特征的文化发展到某一地步，就会有某种“特产”出来。三寸金莲正是中国文化某一特性发展到极端的表现。……小脚内含的荒谬正是中国文化的荒谬。我故意含而不露地用了荒谬、象征、隐喻、变形，把冷酷的批判、挖苦、嘲弄、影射，透入一片乱花迷眼的外观。这么写，因为内涵复杂，说明了，就全没了。还因为中国小说审美有个经验，就是靠读书人去悟。这就看读者的能耐了。（《传统文化的惰力和魅力——我为什么写〈三寸金莲〉》）

关于绘画

怎样看待文学与绘画的不同？

冯骥才：文学是连绵不断的画面，绘画是片段静止的文学。文学是用文字作画，所有文字都是色彩；绘画是用笔墨写作，画中的一点一线，一块色调，一片水墨，都是语言。除去诗词，我更喜欢把散文融入绘画，成为一种可叙述的画。（《笔耕人画语》）

绘画意味着什么？

冯骥才：绘画对于我，起码是一种情感方式或生命方式。我的感受告诉我，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是只能写不能画的，还有一些东西是只能画不能写的。比如，我对“三寸金莲”的文化批判，无法以画为之。比如，我在《思绪的层次》中对大脑的思辨中那种纵横交错、混沌又清明的无限美妙的状态，只有用画面才能呈现。（《绘画是文学的梦》）

关于时代

怎样评价高调和低调这两种人生态度？

冯骥才：在媒体和网络的时代，一个人只有高调才会叫人看见、叫人知道、叫人关注。……有人以为高调是一种成功，其实不然。高调只是这个时代的一种活法。当然，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活法，选择什么都无可厚非。于是，另一些人就去选择另一种活法——低调。这种人不喜欢一举一动都被人关注，一言一语也被人议论，不喜欢人前显贵，更不喜欢被“狗仔队”追逐，被粉丝死死纠缠与围困，被曝光得一丝不挂，他们明白在商品和消费的社会里，高调存在的代价是被商品化和被消费。这样，心甘情愿低调的人就没人认识，不为人所知，但他们反而能踏踏实实做自己喜欢的事，充分地享受和咀嚼日子，活得平心静气，安稳又踏实。你问他怎么这么低调，他会一笑而已；就像自己爱一个人，需要对别人说明吗？所以说：低调为了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高调为了生活在别人的世界里。（《低调》）

如何看待名人炒作的现象？

冯骥才：名人是公众生活的主角，媒体自然把劲儿都使在名人身上，还要不断地制造和推出新的名人。媒体是好事者，媒体天天都等着名人出事。当然，媒体对名人最重要的工作是包装，包装就要涂脂抹粉，塞充填物，只有把名人打扮得像巨人，才能成为卖点。有人说自己是文化名人，岂不知大众并不看你有多高明的文化，大众更希望你有趣，出毛病，甚至出丑，这是商业文化中名人的真正悲哀。（《冯骥才、周立民对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