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雷

摘要：.2010年底，一场“阿拉伯之春”席卷整个西亚北非地区，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开始发生政治剧变。作为这场剧变的起点，突尼斯被认为是国家民主转型的成功典范，这与公民有效的政治参与密不可分。女性政治参与作为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是衡量国家能否实现长足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在突尼斯民主转型时期，女性积极有序地参与政治活动是推动国家民主化进程发展的关键动力。

关键词：突尼斯 民主转型 女性主义 政治参与

一、引言

2010年12月，突尼斯国内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导致时任总统本·阿里政权倒台，标志着国家开始进入民主转型时期。多年来，突尼斯政府努力保持政局稳定和维护社会安全，以期加快民主转型的进程，随着利益诉求和利益冲突的不断增加，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女性政治参与是指女性公民通过一些合法的途径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以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作为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群体，突尼斯女性长期以来都关注现实问题，积极表达政治诉求，并在国家民主转型时期实现了有效的政治参与。

二、突尼斯民主转型时期女性政治参与的原因

女性政治参与是男女平等在政治上的一种积极诉求，是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权运动的重要体现标准。在突尼斯民主转型时期，女性政治参与的数量和质量与以往相比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其原因主要可分为三点。一是历史原因，突尼斯在思想改革和女性解放方面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为女性政治参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是政治原因，自突尼斯独立至今，历届政府高度关注女性及家庭事务，女性的权利和地位一直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为女性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三是社会原因，随着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突尼斯国内涌现出一大批女权运动组织，进而也扩大了女性参政议政的机会。

（一）历史原因

正如马克思所言，在北非这样一个“自然形成的不发达状态中，传统必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早在公元8世纪，突尼斯就出现了保护女性地位的文件《凯鲁万婚约》，它从社会传统的意义上禁止了一夫多妻制，体现出突尼斯女性自古以来对于自主权的追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受欧洲现代主义浪潮的影响，突尼斯国内涌现出一批将女性解放思想和伊斯兰教思想相结合的改革家，他们主张从文化教育和法律保障等方面入手保护女性权利。其中，塔哈尔·哈达德（Tahar Haddad）的思想对突尼斯女性解放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认为女性应享有和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女性应同男性一样具有工作权利并从事与政府有关的工作、女性应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取得经济独立等。他的思想为当时突尼斯女权运动的兴起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后来有关女性地位提升的立法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政治原因

1956年3月20日，突尼斯摆脱法国宗主国的保护宣布独立。突尼斯历届领导人都重视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将保护女性权利和地位摆在突出位置，尤其是保障女性享有政治参与的权利，提高女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独立的四个多月之后，突尼斯颁布了第一部关于公民权利的法典《个人地位法》（The Code of Personal Status），该法典基于塔哈尔·哈达德的女性主义思想和首任总统哈比布·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的现代化思想完成，旨在强调突尼斯女性在家庭范围内的合法权利。在布尔吉巴执政的三十年间，他始终坚持建立现代化的教育和社会福利制度，并致力于促进女性权利的保护，政府资助在教育和卫生等关键领域的优秀女性到欧洲接受培训，鼓励她们归国后投身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当中。随着国家社会状况的改善和经济快速发展，突尼斯女性的权利和地位也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法律保障。如1959年宪法规定，女性在政治上享有一切政治权力，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结党结社权；突尼斯劳工法规定，男女必须同工同酬。“1977年10月14日，突尼斯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扩大国民参政、强调政党在组织国民参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以及降低议员选举年龄和突出女性地位”。

到1987年，第二任总统本·阿里（Ben Ali）执政后继续巩固和保护突尼斯女性的法律地位，以期通过此举削弱国内“伊斯兰复兴运动”（The Ennahda Movement， Renaissance Party）的发展势力，维护政治改革的成果。政府批准执行一系列关于保护女性权利和社会地位的国际公约，如1985年关于取消歧视女性行为的《哥本哈根国际公约》、199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纲领》等。伴随着相关制度和法律的不断完善，突尼斯女性政治参与的比例也逐渐增加。在1998年，女性担任政府职员的比例为24%；1999年，共有5名女性担任政府要职，其中2名部长、2名副部长、1名总统顾问；2000年，女性为地方议会成员的比例达21.6%。与此同时，一部分女性官员还被派往国际组织任职，如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非洲经济委员会、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等。

2011年，突尼斯开始进入民主转型时期，女性政治参与的机会进一步得到扩大，这一年女性任职法官的比例占到32.4%，到达了历史新高。2014年，突尼斯政治变革后的首位民选总统贝吉·卡伊德·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上任，他在任期内向议会提交了一项关于男女继承权平等的法案，被认为是突尼斯女权发展“历史性的一站”。2019年10月23日，突尼斯新任总统盖斯·赛义德（Kais Saied）在议会宣誓就职，在演讲中表示将充分尊重女性的地位，继续维护女性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权利。总而言之，自突尼斯独立以来，历任政府基于国家政策和立法改革来保护女性权益，为突尼斯民主转型时期的女性政治参与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

（三）社会原因

多年来，突尼斯女性主义组织相继成立，形成了女权运动与女性政治参与的有机互动。“1936年，突尼斯第一个女性组织‘穆斯林女性联合会投身到民族解放斗争之中，并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地显示出自身的力量和价值”。在独立前夕，突尼斯女性国家联盟（National Union of Tunisian Women）成立，其目标是推动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领域的地位发展。随着该联盟的成熟，突尼斯涌现出大量的非政府女性主义组织，女性在社会中的话语权也逐渐扩大，国家进入了女权运动发展的新阶段。1990年前后，一批在欧洲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女性主义学者開始进入到政府、议会、工会等部门工作，时任突尼斯女性国家联盟主席拉西亚·哈达德（Rahia Haddad）还曾经呼吁扩大女性言论自由和结党结社的权利以鼓励她们踊跃参与国家的政治建设。在突尼斯爆发革命后，诸如此类的社会组织也关注到如失业率升高、物价上涨等社会问题，为女性发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她们也掌握了更多的政治资源，从而得以顺利进入到政治系统中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行使自己的权利。

三、突尼斯民主转型时期女性政治参与的方式

一般认为，政治参与是以公民为主体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政治行为，从而实现自身或群体的利益。在突尼斯民主转型时期，女性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积极参与其中，通过参加政治选举、投身社会团体和媒体发声的方式实现了自身的利益表达。

（一）政治选举

随着本·阿里政权的倒台，突尼斯进入政治重建的新阶段，各种新党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11年后，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依靠党派背景开始进入政坛。世俗党派突尼斯呼声党（Nidaa Tounes）的党员博什莱·哈米妲（Bochra Hmida）曾以选区领导人的身份参加国家制宪议会的选举，并在该党派领导人埃塞卜西当选总统后被任命为个人自由与平等委员会（Individual Freedom and Equality Commission）主席。作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她曾主持一项关于平等男女继承权的立法改革，在议会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由于在政治活动中的出色表现，她在2018年被突尼斯新闻媒体界评为年度政治人物，2019年又被授予为表彰在突尼斯人权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法蒂玛·菲利亚奖（Fatima al-Fihriya Prize）。与此同时，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代表苏阿黛·阿卜杜拉希姆（Souad Abderrahim）在2018年7月3日成功当选首都突尼斯市市长，成为160多年来的首位女市长。她所取得的政治成就代表了突尼斯民主转型时期女性政治参与的标志性突破，更大程度地燃起了人们对于男女平权的希望。

近年来，女性在公共和政府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担任高级职务和参与决策部门工作的也不占少数。2014年，突尼斯通过立法改革承认男女享受同等的参政机会，扩大了女性政治参与的权利；2015年，突尼斯国民议会中有68位女性议员，占全体议员人数的31.43%；2018年的突尼斯市政选举中，女性占据了47%的市议会席位；到2019年的突尼斯总统大选，在第一轮26名候选人中共有两位女性参选者；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2020全球性别差异报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20）显示，突尼斯女性在议会中的百分比为35.9%，有10%的女性担任部长职务，其它各项数据也均在北非阿拉伯国家乃至伊斯兰世界中名列前茅。

（二）社会团体

社会团体或社会组织是现代政治活动的一种基本形式，也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有效手段。在“茉莉花革命”期间，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女性组织的成员都高度参与到示威游行和相关活动中去，表达出她们对于新民主的盼望。

目前，突尼斯国内已成规模的女性主义组织达百余家，包括保守派和世俗派，多分布在首都及其它各大城市。这些团体的成员有企业家、地方议员、高校教师和艺术家等，常常还包括少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和遭受到暴力侵害的青年女性，她们的政治独立性较高且与政府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定期举办主题研讨会和社会慈善活动，还通过出版相关刊物发表政治意见。她们反对以伊斯兰主义和世俗主义来定义女权运动，主张各党派和女性主义组织应联合一致推动国家政治的民主转型。例如，伊斯兰主义倾向的“女性领导学院”（Womens Leadership Academy）一直以来专注于为女性在地方和立法选举中的竞选提供指导和帮助；在2011年和2014年的两次选举中，世俗化的“突尼斯女性选民联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频繁呼吁进行立法改革，要求女性同男性享有同等的参政机会，以及禁止对女性实施暴力行为等；同样属于世俗派的突尼斯女性主义代表人物艾斯娃特·尼莎（Aswat Nissa）所创立的“女子政治学院”（Womens Political Academy）旨在为女性提供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专业培训。此外，一些团体组织还试图搭起宗教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桥梁，2017年6月，突尼斯民主女性协会（Tunisian Association of Democratic Women）曾与伊斯兰党派议员和宗教学家们展开了一场关于突尼斯女权发展的研讨会，为其它社会团体组织拓展政治参与的渠道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三）媒体发声

在推翻前任政府的统治后，媒体便成为了政客们宣传国家民主转型的主要工具。除了参加政治选举和社会团体活动外，突尼斯女性还借助国家民主转型的大好势头通过媒体发声，力图增加她们政治诉求的关注度。一些女性社会活动家开始参加电视访谈、辩论和脱口秀节目，针对保护自身权益展开公开自由的讨论。除此之外，她们还利用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的公共或个人账号对社会变革发表意见，主要包括推动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和鼓励女性关注政治选举等。

值得一提的是，突尼斯著名女性主义学者阿梅尔·格拉米（Amel Grami）和新闻记者莫妮亚·阿尔法维（Monia Arfaoui）以恐怖主义和女性的关系为主题撰写出版了《女性与恐怖主义》一书，作者搜集了自2011年以来的大量档案资料，围绕女性在恐怖组织中的成员身份以及家庭环境对她们加入恐怖组织的影响进行了客观理性的分析，使读者清晰地了解到恐怖主义和性别之间的根源问题。该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两位女性作者相继通过新闻媒体强调女性主义研究对于遏制国家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性，第一作者阿梅尔·格拉米也在2016年被授予突尼斯共和国勋章以表彰她为维护国家安全做出的积极努力。

四、突尼斯民主轉型时期女性政治参与的影响

突尼斯的国家民主转型与女性政治参与是相互渗透、彼此依赖的关系，二者在追求共同利益目标的同时其背后也隐藏着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但总体来说，在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都处于政权更迭的大背景下，突尼斯女性作为国家转型时期的重要力量始终高度关注并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在推动国家民主化建设的进程中也拓展了自身的发展空间。

首先，自突尼斯发生剧变以来，公民的政治参与成为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杠杆。突尼斯女性的政治参与从女性解放和女权主义的角度有效地制约了国家权力的扩大，正确地引导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解决。在个人、社会和政府层面，突尼斯女性都有自己的代言人，她们通过提交法案和决策参与以集体的力量推动了国家的政治转型。其次，作为阿拉伯世界中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突尼斯向来具有良好的民主政治基础，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及其规模也是突尼斯民主转型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参与政治生活的突尼斯女性代表着自身群体的基本利益，她们具有理性的判断能力和独立的民主意识，为巩固和发展国家民主发挥了正确的政治作用。最后，在民主和传统的碰撞中出现了许多国家女权主义者，她们寻求从不同角度重新塑造女性的政治身份，认为国家女性的利益不应该只由那些位高权重的女性政要来决定，而是更应关注到那些社会基层的女性诉求，表达了对促进国家全方面保护和发展女性权利的愿望。突尼斯女性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标志着她们开始以一股政治力量进入民主改革的历史舞台，也为其它阿拉伯国家女权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五、结语

女性政治参与是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纵观全球，许多国家的女性已经广泛地参与到国家建设的队伍当中，但也不乏少数女性地位低下、女权发展落后的国家。一直以来，突尼斯被誉为是“阿拉伯女性中心”，在女权保护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被认为是阿拉伯伊斯兰社会中女权运动的先锋。从2011年爆发“茉莉花革命”以来，突尼斯的政治重建已十年之久，虽然在一些领域已经初显成就，但国家的民主转型仍任重道远，还需要更多有序的公民政治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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