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创作的“基督教面孔”

2021-05-04姚彩虹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21年4期

摘要：沈从文是具有浓厚宗教情感的现代作家，在他的宗教情绪集成中基督教文化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可否认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思想情感自始至终地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而在理性支持下沈从文对基督教表现出来的显在二元对立的态度反映到其文学创作中则呈现出了两幅不同的基督教面孔，即在乡村文学作品中多是赞美、肯定的，在都市书写中则是批判、讽刺的。两种不同的审美世界和宗教情感的表达与沈从文本身的情感倾向和文学理性是分不开的，这体现出了一个成熟的文学家、思想家在异质文化接受中的谨慎和严肃的心理态度。

关键词：沈从文基督教乡村都市

沈从文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家，有学者对其文学史地位的评价是仅次于鲁迅的。其文学创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受到广泛研究，笔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沈从文作品中基督教元素的探讨还有待挖掘的空间：对沈从文与基督教的深入研究最早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金介甫，随后王学富从沈从文创作的几个重要方面探讨了沈从文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王本朝、龚敏律等研究者则具体地对基督教于沈从文创作而言存在抒情体式、宗教情感、精神整合等方面的影响做了细致的研究。有意思的是王本朝先生在其著作《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中讨论沈从文与基督教文化的章节中提出：“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以讽刺笔法‘为高等人造一面镜子，对基督教会的批判也集中在他的都市题材小说，在他的乡土小说里却被肯定的多，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沈从文对待都市和乡村有不同的情感方式，对都市多重理性的道德分析，对乡村则是一番说不清理还乱的乡恋之情。有了这样的情感与理性、道德与审美界限，在沈从文那里就有两种不同的审美世界，是否也还有两幅不同的宗教面孔？”a这与笔者早期的思考不谋而合。显然，沈从文的创作存在着“乡村—都市”二元对立的情感模式，但是有趣的是在宗教因素的介入中也表现出了作者两种对立的情感态度。在论著《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提出问题的启示中，本文试图解决沈从文创作中呈现出的两副宗教面孔具体如何的问题。从沈从文与基督教的“面对面”受影响的接触中探讨作家在文学创作和思想情感方面内化的文学审美和宗教情绪，进一步对两副宗教面孔的成像问题及背后原因的解析也是为了厘清沈从文复杂的宗教思想成分中基督教的影响值。

一、沈从文对基督教的接受

相对而言在现代作家中，由于地域文化的根深蒂固，沈从文的宗教思想成分是复杂多样、难以明晰的。这与作者本身的地域文化和离开原地进入文化中心不断吸收现代文明文化的生命经验是因果互成的。讨论沈从文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首先从现实世界中的“面对面”的接触开始。沈从文与基督教的最早接触是他对《圣经》的阅读，1922年沈从文北上后意外获得了一本《圣经》译本。他曾回忆道：“初到北京时，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我还不熟悉。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又才偶然得到一本破旧《圣经》。我并不迷信宗教，却欢喜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从这两部作品反复阅读中，我得到极多有益的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b对于这本《圣经》的来源我们可以在他的一篇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冬的空间》中窥见，小说中写道：“这是一个女人送我的。”c 作者是一个在北京生病住院的作家兼教师，闲着无事翻看《约伯记·历代志》，一个“是教会的什么长”来看慰病人时以为我是教友，大为欢喜，虽后来告诉她不是，但第二天她来时却带了一本《圣经》送我，我们也成了朋友。而此时的《圣经》对于沈从文的影响一如他自己所说仅局限于对文学创作的帮助，尤其是抒情篇章的表达。终其一生，他不是基督教徒，也并不信仰宗教。

除了在中译本的文字中感受基督教文化，体验抒情性的表达，沈从文在京期间的人事交往中也与基督教有着进一步的接触：他曾报考过燕京大学——这是当时一座有名的教会学校，其结果是“一问三不知，得个零分，连两元报名费也退还”d。但是沈从文与燕京大学的一些学生交往频繁，由此涉足教会生活，了解教义教规和教徒面貌也成为他获得基督教知识的途径之一。他后来的文学作品《平凡的故事》就是以此为经验对教会学校的学生们乱象生活的再现与批评。再有便是沈从文因生活困顿曾在一所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的慈善机构——香山慈幼园间断地工作过几年。这是他终生以师相称的林宰平先生托梁启超致书熊希龄为他在那里找了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这里的工作经历对他的直接影响就是他后期创作的戏剧《蒙恩的孩子》、小说《棉鞋》和《第二个狒狒》及其续篇《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一系列包含基督教因素的文学作品，也使其对基督教有了更深的接触与了解。当然除了与教会学校的学生交谈外，沈从文在与后期一些现代作家的交流中也接受了一些基督教的间接影响，譬如其导师周作人的《圣经》文学研究得到了沈从文极大的响应与发展以及江绍原的基督教研究也触及了沈从文的思想，还有在与许地山、冰心、郁达夫、徐志摩等一批深受基督教影响甚至是基督徒的作家交谈中吸收了基督教义或精神教化。最后，沈从文在湘西写作后期经常陪伴在陈渠珍——湘西当地有名的大人物左右，陈渠珍对于外国传教士的友善、包容的态度以及外国传教士在湘西所做的善举，使沈从文对于基督教文化还是有着亲切感和认同感的。人事交往中对基督教的认识当然受传达客体的主观影响，但是在愈渐成熟的作家思想体系中对宗教文化的理性选择和内化利用當是一个作家的本职工作。

总的来说，即使沈从文在1923年初上北京时就面临着文化界轰轰烈烈的反基督教运动，但作家与思想文化的接触碰撞却是不受空间运动阻隔而自生火花的：沈从文在与基督教逐渐的接触和磨合过程中从单一的政治立场转变为文化视角考量基督教文化，从表面的抒情文体的启发进入深层的社会人性批评，从客观环境宗教情绪的接受内化为作家主观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这些都在作家的文学创作中显现出来，所以对二者关系认识的进一步思考来源于文本创作。

二、“基督教面孔”的文本成像

需要明确的是，从沈从文接触基督教的途径中可以发现的是基督教作为一个大而无当的整体在作家那里是被主观化了的：一方面来说，译本《圣经》即使承载着基督教教义和思想，沈从文对其的吸收更多的是艺术创作面向的，是审美的选择；另一方面，随着更多经验的接受，作者在基督教文化的辨别中才有了情感价值的展现。这样来看，和很多作家一样，沈从文对基督教采取的方式是双向的，虽然对基督教的一些教会形式和教义持明显的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但是面对基督教精神的本质和内容以及《圣经》的文学性则是改造性的吸收与利用。他的这种二元的基督态度反映到具体的文学创作上即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宗教情感：在都市文学中对基督教多是讽刺的、批判的、反对的态度，在乡土世界中偏向赞美、肯定的面孔。下文主要从以下其文学作品中的两大主题——男女爱欲、社会批判两个方面来谈。

（一）愛欲主题的不同表达

首先如沈从文自己所说：《圣经》教会了他如何抒情。《圣经》中除了那些“接近口语的译文”对他早期的陌生的白话文创作有示范作用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其中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又特别是《雅歌》。沈从文不仅学抒情的表达方式，而且在他的一系列爱欲题材的作品中借用《雅歌》中的男女形象及其爱情书写来塑造新的带有乡村意味的男女爱情。“这书中反复申说的一个题旨，是男女间的热烈的官能的爱”e，充满了男女双方一唱一和、互相倾诉爱慕的诗句，反映到沈从文的创作中便是他一系列“牧歌式”风格的作品。《月下小景》《龙朱》《神巫之爱》等作品中，与《雅歌》相呼应的除了抒情模式的借鉴，便是沈从文对“书拉密女”形象与“所罗门”男性形象的摹仿。正如王学富先生对沈从文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概括：“书拉密女”是《圣经》中美好的女子形象，她们善良、圣洁、美丽，沈从文在他这“牧歌式”风格的作品中塑造的“白衣女子”正是他对《雅歌》中“书拉密女”的美丽、善良、纯洁的效用；“所罗门”男性其实是《圣经》中的牧羊人们，相貌英俊、体魄健壮、有勇有谋。《月下小景》中的摊佑、《龙朱》中族长的儿子龙朱、《神巫之爱》中的神巫在沈从文的笔下是力量与智慧并存、美丽与神性共存的男性形象，形成了特殊的“所罗门王系列”。沈从文在这些作品中书写了这组男女之间美好的爱情关系，诗情画意，理想真诚。

再者，沈从文一改基督教教义中的禁欲主义，在乡村书写中将男女爱欲充分展现，彻底释放。在他的一篇都市小说《第二个狒狒》中，主人公在一群裹在“粉红色绿丝绸里美丽肉体”面前忍受“爱而不得”的煎熬，但又根据耶稣对情欲之罪的解释而感到自惭“犯了许多心的罪孽”f，本能情欲受到极大的压抑。但在乡村文学中，这种热烈的不可抑制的情欲却受到了沈从文的正面书写。如《柏子》《一个多情的水手与一个多情的少妇》《野店》《雨后》等，无所谓色情表达，只是将在基督教中人的正常欲望的禁止归以该有的释放。他们是素朴的乡下男女：敢爱敢恨、天性自然、粗狂善良，在爱欲面前表现得自由自在、热烈奔放、充满野味。同时也与都市文明中“像阉鸡一样”的“城里人”的爱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的“爱情”被金钱污染，变成了商品化的、庸俗而平淡无奇的情感。如《如蕤》中的女主人公厌弃那些绅士们用金钱和权势铸造的爱情，反倒愿意逃到乡下小村粗鲁农夫那儿“毫不拒绝地躺倒那金黄色稻草积上去。固执地爱，火焰燃烧了自己后还把另一个也烧死，这爱情才是爱情”g。

总之，男女爱欲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一方面因受《圣经》尤其是《雅歌》的影响，在一系列“田园牧歌式”的作品中表达了对“女神”形象的美好想象以及对男女爱情的美好赞美；另一方面基督教中对爱欲的禁止与压抑在沈从文的作品中遭到反对：乡下男女心灵纯洁、热情似火、爱得奔放，这同时又与都市中的金钱恋爱与基督教教徒在性欲方面表现出来的虚伪形成很大反差。

（二）社会批判的不同表达

基督教倡导“博爱精神”“人性之爱”与“牺牲精神”，这是沈从文同一众现代作家们从中汲取的精华部分。耶稣形象的改造与利用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很是常见，除了用来宣扬爱与奉献，沈从文也有表达人性之美的利用。比如耶稣这种爱与宽容的人格精神，在沈从文一些作品的人物形象中也有表现：“《边城》里最让人难忘的是老船夫，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一种男性（人性）的伟大，凡百委屈莫不可以包容，凡百苦难莫不可以忍受，凡百罪恶莫不可以宽容。”h渡船的老船夫风雨无阻地为当地的乡民提供方便，且不求任何的报酬，这本身就是一种博爱与善良，闪着人性的光芒。《边城》本是沈从文创作的一曲“人性”颂歌，这里除了“老船夫”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他人着想。作者用个人本身的美好构建了边城小镇这一人性美好的“希腊小庙”。再者早期创作的《更夫阿韩》中更夫形象的阿韩身上也有着无私付出的爱：在每一个寂静的夜里阿韩忠于值守，提醒每家每户关闭房门后才放心离去。如此这般的善良与奉献精神一方面体现着人性本来的美好，另一方面也正是耶稣身上的博爱与牺牲精神的体现。当然即使是乡下的妓女和普通平凡的水手在他眼里都是美的——人性之美。这些都是沈从文在其文学创作中对基督教教义中“博爱精神”“人性之美”以及“牺牲精神”的改造性的吸收和利用的一种具体体现。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沈从文在汲取基督教精神利用于文学创作中的真正目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性”赞美与肯定，而是寄托了文人深重的民族情怀。

与之相反的是在都市小说中，沈从文通过对基督教会和神职人员（牧师）以及一些基督徒的描写表露了赤裸裸的批判和谴责。他在《第二个狒狒》及其续篇《用A字记下来的事》两篇小说中描写了教会里的绅士们攀权附贵、恃强凌弱的势利相以及老爷们骄奢淫逸的生活面貌，赤裸裸地揭示了“有头有面”人物的假正经与虚伪的事实。另一篇都市作品《平凡的故事》更是对教会学校的大学生风气进行了大肆嘲弄。这里的男学生也好，女学生也罢，都是一副道貌岸然的颓废乱象：“他们在教会学校念书，却不大谈上帝，因此这一批人，被另外一群上帝的爱儿爱女们看作是违悖圣道的异教者。”i而教会里的女生则被书写成母鸡的体格和性情，浅薄、虚伪、崇洋媚外之流。

其他作品如《绅士的太太》《若墨医生》《建设》都是以都市文明为创作背景反讽、批判基督教会和所谓的基督教徒的系列作品。《建设》则较直接地表达了所谓下等人对上等人、乡土文化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反抗。乡下人被征集来修建教会学校，且有一群外来传教士来到此地开展自己的传教事业。文中写到工人们正修的基督建筑——“专是为上等人所预备的灵魂的旅馆”。而外来的传教士不过是用圣雅各的名义哄骗他们这样的人——老实本分、无知单纯的乡下人。文中作者以讥讽的态度写道：“这些人，灵魂是不需要天堂的。他们都明白他们生活在只会劳作同饥饿，无意中犯了法律，就被人牵去杀头，死后，就跌倒地狱里去让地狱的火焚烧自己。这是他们的本分。他们都知道本身永远是渣滓与灰尘，在灰尘、铁锈、霉臭中生存，也仍然应当在这些情形中倒下死去。他们都不想天堂，因为天堂的路太远。他们只能常常想无意中多得一角钱，或吃一杯酒，所有的欲望，全是很平常很卑陋的欲望。”j这里明显可见在普通工人眼里基督教算什么东西！小说的结局，一位工人忍受不了传教士的说教嘴脸将其杀害，这是对基督教的伪善和侵占的有声反抗。

以上，我们看到从沈从文文学作品中社会批判的主题出发，其在都市和乡村书写中存在着差异明显的两种宗教情感：一方面，基督教教义中的“博爱精神”与“牺牲精神”被沈从文汲取利用，融入在对乡下人的“人性之美”的书写中；另一方面，基督教会和基督徒的伪善、虚假在他的都市文学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随着生命经验的不断累积，基督教文化逐渐深入沈从文的思想，但又在作者主观性的理性裁剪中内化为精神资源得到整合利用：无论是对乡村的肯定还是对都市的讽刺都是作者从文化而非政治的角度对基督教的审视选择，也是其在“文学工具”论下将宗教情绪融入了文学创作，人性与社会批判有了文化批判的力量。

三、沈从文宗教情绪的理性观

沈从文在其文学创作中不自觉表露的宗教情感如他受到的基督教影响一样是有迹可循的，所以笔者对于沈从文这两种不同的宗教情感的原因进行如下分析和探讨。

首先，正如我们所熟知的：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本身就很明显地存在着乡村与都市两种态度不同的书写，乡村文学中多是赞美、肯定和向往，都市表达中往往是批判、揭露和讽刺。“乡下人”沈从文面对大城市的多元、繁杂现象，与地处民族文化中心的其他作家不同，他仅借助自己在教会性质的慈善机构和教会学校的经历来“浇胸中之块垒”，委屈曲折地表现一个外来者对于城市文明既羡慕又鄙夷的矛盾状态。但即使身处大都市，远离家乡，他的内心依然非常关注湘西这块少数民族地区在文明进程中的变化以及无法割舍的原乡情结。这是他乡村文学创作的情感动力。湘西的水和人养育了他这样一具肉体，他是属于湘西的。一生不忘！

其次，沈从文对基督教的态度更多带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立场和爱国主义情绪，这和鲁迅、周作人、庐隐一样，都是从基督教文化中最原始、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出发来观照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并由此来思考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和社会重造问题。如陈影所说：“对于个体的作家而言，本真的基督教亦是他们心灵的寄托，他们从基督教精神中汲取力量，构筑未来民族与国家复兴的希望。”k基督教在我国的第四次传入过程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而来的，具有强烈的政治殖民主义色彩。现代文人知识分子对其由反对、排斥渐渐过渡到谨慎吸取、学习的态度就是因为基督教精神的本质内容存在着合理、科学的成分，且将其与文学融合也能够为当下的时代背景起到教育、宣传的实际作用。沈从文正是看到了基督教教义中可倡导的“博爱”“牺牲”“人性”的精髓才由此有了二元的基督态度：对外壳清晰明朗的否定，对精神内核理性睿智的改造利用。

最后，正是因为这两种不同的宗教态度和文学创作倾向，沈从文不自觉地形成了乡村与都市两种不同的宗教情感。“沈从文对待都市和乡村有不同的情感方式，对都市多重理性的道德分析，对乡村则是一番说不清理还乱的乡恋之情。”l相对于都市文明，他更愿意将存在于基督教中美好的东西在乡村书写中得以展现和表达，而对基督中的丑陋事实则堆放到纷繁杂乱的城市描写中予以揭露、谴责。这种看似偶然的倾向则生成了一种事实的必然。情感与理性、道德与审美界限的自我倾向就有了作者两种不同的审美世界，由此有了这种思想倾向的具体外放，即乡村与都市两副不同的宗教面孔。

基督教进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学有真正全面的交流、互动是在20世纪，即使在一开始因为它带有强烈的民族入侵色彩而遭到排斥，也并不影响它有价值的部分为我们民族文化“取其精华”而发生“本土化”的现象。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外来文化“入侵”的过程中体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文化守护精神和优秀的去粗取精的选择态度。个体作家对基督教有不同的体验，诚如王本朝所说：“当把人作为一个精神实体，一个有生命有灵魂的精神主体去体验思考，他们就有可能触及人的终极性与真实性，就会有与基督教的平行或有相交的精神体验和思考。”m沈从文个体与基督教文化的相交的反映真实地存在于其文学创作中。他认为生命是有神性的，而文学本身就是为生命的神性、爱和美做记录，传递力量的。两种不同的宗教面孔不仅是他文学创作的情感态度体现，而且也彰显着一代文人在面对新兴、异质的文化元素时的理性与睿智，更是体现着具有家国情怀的沈从文构建民族文化的笔杆力量。文学从来不是无病呻吟，她是时刻存在的精神力量。

al m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第154页，第154页。

b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72页。

cj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第157—158页。

d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页。

e 周作人：《谈龙集·〈旧约〉与恋爱诗》，岳麓书社1989年版。

f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375页。

g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页。

h 汪伟：《读〈边城〉》，《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刘洪涛、杨瑞仁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页。

i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k 陈影：《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宗教》2018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1] 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