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文学批评中的文化错位

2021-05-04杜越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21年4期

摘要：众所周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禁锢和干扰，对梁实秋的研究与定位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一大疏漏与盲点，有关于梁实秋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文艺上的拨乱反正，多元文化生存空间重新得以确立，梁实秋对“五四”新文学建构所做出的贡献也重新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是梁实秋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依据。但是，此种思想的传递毕竟是在一个跨文化语境的情况下发生的，势必会产生某种“错位”。本文将通过对梁实秋和白璧德的文学批评的研究，对梁实秋文学批评中的文化错位现象展开讨论。在这个论述的过程中，分别将儒家传统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对梁实秋产生的影响进行细致阐述。在研究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时，重点讨论儒家学说对其思想产生的建设性作用以及白璧德对儒家文化的错位理解。与之相对，梁实秋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批评中对白璧德思想的应用，直接照搬了白璧德对浪漫主义思潮的深刻批评，这实际上也存在着一种问题意识的错位。

关键词：梁实秋文学批评白璧德错位

在现代中国文学起源之初林林总总的文学批评中，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是无法令人忽视的。曾有学者指出：“梁实秋不是一个有影响的文学史家，却是一个很有理论个性的批评家，他对20世纪20年代很多文学热点背后潜伏的问题和危机，有相当敏锐的体察。”a我们无法否认，在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学脉流中，梁实秋的理论影响是具有贯穿性的。新人文主义二元人性论是梁实秋文学理论的辐射中心，也是他文学批评的出发点。这一产生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思想是梁实秋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依据。但是，此种思想的传递毕竟是在一个跨文化语境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否会产生某种“错位”？而梁实秋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批评中对白璧德思想的应用，实际上也是直接照搬了白璧德的概念，同样也存在着一种问题意识的错位。

一、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

首先，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说起。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是梁实秋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依据，要更为深入地了解其文化错位的产生，就要从“新人文主义”对中国儒家文化的误读说起。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理论的形成，不可否认会受到他身处其中的西方传统思想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来自东方印度的佛教和来自中国的“儒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对白璧德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在白璧德的著作中，最早出现“儒家思想”痕迹的是1919年出版的《卢梭与浪漫主义》。在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理论构建中，“儒家思想”被用来阐释新人文主义理论，并疗救西方现代精神的弊病。他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完善和证明西方经验——“远东的经验还以一种最令人感兴趣的方式完善和證明了西方的经验。如果我们想提出一种真正世界性的智慧来反对我们目前流行的自然主义的可怕的片面性，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人——孔子和佛的教育与影响来概括远东的道德经验。” b

但是有研究者指出，白璧德关注的多是先秦时期孔子的“儒家思想”，而并非汉代之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 c我们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的就是：白璧德在他的论著中引用了大量孔子的观点，但是否“引用”就代表着白璧德的思想与“儒家思想”相符合呢？比如他文章中的这些引用部分：“但他并不单独倚重节度法则，而是同样注重谦卑法则，他的谦卑一则体现为‘顺从天命，另则体现在对先贤的态度上面。” d“孔子与其他亚洲大师们则独重谦卑这一美德。” e

可以发现，在解读孔子的思想时，白璧德非常看重“中庸”“谦卑”和“道德约束”等概念，对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却没有做出更多解释。而且，白璧德对于“礼”的理解似乎有一些断章取义：“孔子本人对‘人之何以为人这个问题有着深刻地、真切地洞察，他称之为‘内在制约的原理，而这一原则，有时亦与各种繁文缛节联系在一起。” f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似乎白璧德认为孔子所说的“礼”是用来进行“内在制约”的。但在《论语·为政》篇中写道“：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恵，齐之以礼，有耻且格。”g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礼”并非是白璧德所理解的“节制”和“约束”，而是孔子所说的，对每一位社会成员的普遍性要求。白璧德还忽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礼”的归属问题与文化语境。在中国，“礼”是一个独特的具有民族属性的概念。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礼”的含义也从单纯的“礼俗”发展到了“礼制”，最后又到“礼义”，并逐渐与政治、伦理、道德、法律、宗教、哲学等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可以说是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独特代言。然而，白璧德却将对孔子儒家学说所期望的“节制”和“制约”，错位地使用在现代社会的现代人身上。从整体背景上来说，白璧德当时身处于现代民主社会，而儒家学说产生的文化背景与之完全不同。所以，白璧德对“儒家思想”的解读是建立在一种“理想化”的想象之上的，他没有考虑到儒家学说背后深厚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一系列因素，而是专注于文学表面的理解。这就使得他对于儒家学说的理解与运用实际上是一种断章取义式的简单移植，而这种“移植”的后果，就是产生了一种根本上的“水土不服”。

二、梁实秋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错位应用

那么，在文化源头上已经发生了一次思想的“错位”，而梁实秋对白璧德思想的应用使得这种“错位”又延续到思想的再次传递中去，这正是基于既有的“错位”而产生的另一重“错位”。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是从批判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的。显而易见，在这个时期，白璧德及其学说对梁实秋的影响是深刻而直接的。在文学批评上，白璧德一直以古典主义为立场，批判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中的浪漫主义，并希望能够建立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但是白璧德所批判的浪漫主义，是除却古典主义之外，所有的西方文艺思潮，他把这些文艺思潮当成一个概括的整体加以否定。白璧德认为，浪漫主义不加节制地放纵感情和想象，完全摒弃了古典主义的理性与节制，这是十分危险的，使之成为“一种放纵的乃至泛滥无度的情感主义”和“一种无政府的想象的混合”。同时浪漫主义还过分地推崇个性而忽略了艺术的普遍性，而过分地追求个性、推崇新奇即为情感的泛滥，是需要批判与节制的。古典主义崇尚一种和谐、均衡的审美理想，这恰恰是其在艺术理想和艺术风格上的节制与理性，也就是所谓的“合适”原则；而浪漫主义无节制的宣泄感情，违背了“合适”原则。这是白璧德所不能容忍的。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梁实秋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批判，他是以一种反浪漫主义的姿态来面对新文学、批判“五四”新文学，并大量借用了白璧德对西方浪漫主义的批判。在梁实秋1925年底所写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这篇文章中，他依持新人文主义“二元人性论”的观点，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进行了根本的否定性的批判。文章开篇即开宗明义指出，全文的主旨即在“证明这全运动之趋向于‘浪漫主义”，他认为整个五四新文学运动，就是一场“浪漫的混乱”。他从极端受外国影响、推崇感情缺乏节制、受印象主义支配，以及推崇自然与独创四个方面印证自己的观点。这几点描述恰恰与白璧德对西方浪漫主义的描写相吻合。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梁实秋的表述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的确包含着鲜明的浪漫主义因素，这是饱含着解放、进取和重生的、青春洋溢的时代所赋予文学的特殊性格与使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五四新文学运动不仅仅只有浪漫主义，它是多种思潮和多种主义碰撞、融合的运动。梁实秋显然没有重视这一客观事实，他只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将五四新文学运动纳入到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理论框架中，以便使用“新人文主义”对其进行批判，而忽略了批判对象是否可以真正称之为“批判对象”。比如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返归自然”的趋势，但是梁实秋依然认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初步即是攻击旧文学，主张‘归返自然”，“这一个呼声震遍了全欧，声浪不断的鼓动了一百多年，一直到现代中国的文学里还展转的发生了个回响” h。将卢梭的“返归自然”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导火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似乎有些为了批判而批判，这就是另一重的“错位”移植。

总之，任何文学批评都不是完美的，都不能立刻有效地解決所有文学问题。梁实秋的批评理论与实践有得有失，无论得失，都值得我们认真探讨与总结。

a 温儒敏：《文学史观的建构与对话——围绕初期新文学的评价》，《华夏文化论坛》2010年第00期，第23页。

b 〔美〕欧文·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孙学宜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c 王凯莉：《“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误读”及利用》，《东南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第18页。

def〔美〕欧文·白璧德：《民主与领袖》，张沛、张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第124页，第27页。

g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页。

h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2期，第258页。

参考文献：

[1] 毛虹.新人文主义与梁实秋的文学批评（1919—1936）[D].重庆大学，2016.

[2]潘水萍.古典主义在中国[D].暨南大学，2011.

[3]陈胤瑾. 选择与重构[D].江南大学，2009.

[4] 王凯莉.“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误读”及利用[D].东南大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