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康有为曾于1923年致信吴秋辉，该信原件一直由吴氏后人保管，后捐予中国山东文学艺术博物馆收藏，得为世人所知。信中康有为主要针对吴秋辉的来信，谈论了治经的原则和其对《尚书》《礼记》等部分篇章真伪的认识，并坚定认为《尚书》今真古伪。对该信来因去果进行详细考释可知，吴秋辉学识渊博但性格怪傲，学见独特，与康有为在来往书信中学见颇有龃龉不合之处，尤其坚持《今文尚书》亦有伪书，并总结了自己治经的心得。二人虽学见不一，却皆有深厚的忧国情怀，同时二者的交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学界盛行的“疑古辨伪”风气。

关键词  康有为，吴秋辉，信札，学见异同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8-0047-07

清朝末年国势颓弱，连逢甲午惨败、庚子事变，民族存亡成为政学两界普遍关怀的主题，钱穆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则必有其一时代之共同潮流与其共同精神，此皆出于时代之需要……时代变，需要衰，乃有新学术继之代兴。”①因此，这种时代变局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新的学术思想，即对传统经学的全面质疑。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著名学者皆深度参与其中，吴秋辉作为在这种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耳濡目染中亦逐步形成了全面疑古的学术思想。于是其在1923年康有为赴济参加“万国道德会”成立仪式之际，撰写长信陈述自己疑古辨伪的研究心得，康有为亦很快覆书辩论。后吴秋辉曾将二人来往信件刊登于《新鲁旬刊》上，一时轰动济南学界，但此段往事随着二人的逝去很快被淡忘。直到数十年之后，吴秋辉后人将康有为手札原件捐赠给了中国山东文学艺术博物馆，②这段往事方重现于世，但其中两人学术交锋的详情已鲜为人知。现以该信为切入点，对二者来往信件的主要内容、交往的前因后果、疑古辨伪的时代思潮、二者治学思想之异同等进行考释，以期为清末民初的学者交往史提供新的研究素材。

一、“康有为覆书”考释

吴秋辉（1877—1927年），名桂华，山东临清人，古文字学家、经学家。因幼年得病不幸眇一目而残疾，以致屡不得志于仕途，命途多舛，因自号侘傺生。梁启超、胡适、夏承焘、傅斯年、栾调甫等③不少著名学者或与其有交往，或对其有所提及。吴秋辉治学“早年专事词章，中年耽于小学，晚年则致力于经学及古史的探讨”。①其遗著现存40余种，近200万字，近几年方在其后人的努力下陆续出版面世，故当前学界知之者尚少。

康有为致吴秋辉手札全文首见于1926年第2期出版的《新鲁旬刊》，②名作《复吴秋辉书》，《说经》③一书亦有载，新版《康有为全集》④后又据《说经》收录。但以原件校之，可知上述所录文中有些许讹误，兹整理原文如下：

秋辉仁兄：

承惠书谈经，空谷足音，闻似人者而喜，不意大乱尚有其人抱遗经而究终始也，欢喜不任。⑤虽然，足下之疑经，以己意望文攻剖，惟数千年间，风俗不同，好尚歧异，后人之是非，未必古人之是非也。且人各⑥有己，不能以己意发之为是。且言人人殊，不能为定论也。

《尚书·洪范》《金縢》皆在今文二十八篇之中，此二十八篇者，自伏生传之欧阳、大小夏侯，立于西汉学官，⑦凡西京博士弟子举国传诵，为孔门真传之书，《史记·儒林传》详言之，若考孔门之真传是非，必在于是。至于刘歆之壁中伪古文书五十余篇，则除二十八篇外，皆伪书也。足下欲考经学，必须先辨今古，知古文为伪，今文为真，然后去伪存真焉。仆所著《伪经考》详言之。

虽然，足下真好学深思之士也，于今世不可多得也。足下于《礼记》谓《明堂⑧位》《月令》《祭法》三篇皆伪，诚然也。以刘向《别录》考之，比之《戴记》诚少三篇。然足下非考据而⑨得之也，乃以意推得之，此真非常之才也。足下又疑《禹贡》而赞之，可谓明过古今也。盖《尧典》《禹贡》皆为孔子亲笔删古书而成之，故与《盘庚》诸《诰》之体大异，以与《易经》调法相同，故知为孔子作。兹事体大，非一二言所能尽，故为君揭其大意焉。匆匆奉答，敬问撰祺，不尽一一。

有为谨启 廿七日

承惠大著《学文溯源》至谢，容读之。此间无《伪经考》，北京琉璃厂长兴书局、上海有正书局有之。然近济南，则星宿庙万国道德⑩甫江寿峰有此书，足下就江君借之可得也。

为又启

再者，仆“长素”之字，在戊戌前用之，刻已废用“更甡”字。

该信全文600字左右，原件破损较为严重，许多文字已无法识别，但幸有《新鲁旬刊》刊本及吴氏后人抄录本可作校对，今得窥全貌。据该信落款时间并结合康有为赴济南的时间，？輥？輯？訛可推知此信写成于1923年农历四月廿七日，公历6月11日。

细绎该信，可知此信主要分为3大部分。首先是学术探讨的主体部分，康有为在肯定吴秋辉砥砺治经精神的同时，对其“今文经学亦有伪书”的见解颇不认同，指出其对于《尚书》《礼记》中部分篇章真偽的判定属于“以己意望文攻剖”，并重申了自己数十年来对于《尚书》真伪一贯的论断，即古文为伪，今文为真。对于吴秋辉认为《礼记》的《明堂位》《月令》《祭法》3篇为伪书的见解，康有为认为不能仅仅根据《别录》孤证而妄下结论，否则易陷入“以意推得之”。虽然康有为最后对吴秋辉关于“《禹贡》应为真经但有后人篡改”的论断颇为欣赏，但康氏认为《尧典》《禹贡》是孔子所改，非战国时人所改。其次是感谢了吴秋辉所赠代表作《学文溯源》一书，并答复吴秋辉何处可借阅《伪经考》，可见当时该书已不易获览，古人读书之不易。再次是纠正吴秋辉所用的称谓不当，由此可窥康有为颇为较真的性格。

纵观吴秋辉一生，早年入私塾，青年入新学，晚年治经史，大半生时间皆偏居于济南一隅，于当时的学界政界无甚高名，从信中亦可看出其与康有为之前无直接交集。不过同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许多同时代的晚辈学者一样，吴秋辉在治学的过程中必然受到了康有为疑古学风的影响，如其依旧习用康有为十几年前的字，再如其阅览《清代学术概论》时亦有批注：“余读康氏之书数十年，康氏与学术发生之关系，愚实莫测其高深……”①康有为在覆信中对吴秋辉《今文尚书》亦有伪书的结论提出了质疑，继续坚持其20余年前在“两考”中一贯的论断，即凡古文经均由刘歆伪作，西汉十四博士所传授的儒经均为孔门足本真经，“六经”皆孔子为托古改制而作。对其个性，梁启超深有感触：“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他所执念的主义，任何人都不能动摇，于学术、于治事也都这样不肯迁就，不接受任何替代性办法。”②吴秋辉于山左一代虽有一定影响，但毕竟只是一名地方学者，康有为作为清末民初最负盛名的学者，能够及时认真地回复其来信，也从侧面说明了吴秋辉所探讨问题的重要性。那么，吴秋辉在致康有为的信中究竟提出了哪些独到见解，这些见解与康有为的分歧是什么，各自见解的优劣如何，后续结果又怎样？下文详论之。

二、“康有为覆书”前因考

康有为赴济南之时早已名满天下，济南学界震动，故礼遇甚隆，盛况空前。当时吴秋辉已潜心研究经史学多年，基本形成了一系列自己的治经理论和心得，尤其对今古文真伪判断的标准及结论有不同于康有为的独到见解，于是趁此机会撰写长信致康有为与其商榷，该信后亦载于《新鲁旬刊》③第2期上。

该信共3000余字，主要围绕以下主旨展开论述：《古文尚书》早已被梅鷟、闫若璩、崔述等前人定論为东晋梅赜所作伪书，成为不刊之论。不过经自己考证，以《今文尚书》为代表的今文经也并非全为真经，其中不少篇章也属于战国及以后的阴阳五行家伪造。

此言一出，不异于给标榜今文经学的康有为当头一棒，可见吴秋辉撰写此信的主要目的便是指瑕康有为的学术主张。纵观全信，其论证过程如下：首先，吴秋辉认定“阴阳五行”学说最早产生于春秋末期，“盖阴阳五行本为子游、子夏等一般节文度数之儒之一种流弊，其与古原毫无根据，不过就古之六府而删去其一耳”。④因此凡是经书中充斥着阴阳五行之说的便不可能早于春秋末期。关于此论断，吴秋辉并非标新立异、信口乱言，当时确已有部分学者持此观点，如同时代的梁启超也曾指出：“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所谓五行，其语甚希见，其义极平淡……然则造此邪说以惑世诬民者谁耶？其始盖起于燕齐方士。”⑤后来刘节先生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发表了《〈洪范〉疏证》⑥长文，引发了学界多年的辩论，可见吴秋辉这种论断是有一定学术背景的。

其次，吴秋辉在此理论基础上，结合文字词语和历史制度进行佐证，指出《今文尚书》中的《甘誓》《洪范》《金縢》，《戴记》中《明堂位》《月令》《祭法》《深衣》，《周礼》以及《易经·说卦》中“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一节等皆充斥着阴阳五行之语，故应为后人伪作。同时，他还指出虽然可以利用虚词、形容词判断古今，但仅可作为参考，因为古书经过了上千年的传抄移译，早已不是最初的模样，因此“《尧典》《皐陶谟》《禹贡》《汤誓》等夏商之书，用周初诸作校之，其气味似反不及后来者浑穆淳古”。⑦其字词行句之间时而保留的用语无一不深合古义，这些是后来的作伪者无法模仿的，因而需要用心研判。

再次，吴秋辉总结道“古经除《三百篇》外，厥惟此十数篇残阙不完之蠹简，为我中国四千年来之文化之所托命，一息尚存，誓当有以毕之。彼舍此而东涂西抹，以个人之主观强指为中国文化者，华之私心，窃不敢苟焉赞同也”。⑧可以说是对康有为的学论进行了不点名地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很多学者认为“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繁荣期，如梁启超多次指出：“我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①但吴秋辉在信中提出了相反的观点：“盖中国自战国以还，人类之智识，其堕落殆与禽兽相差无几。近今学者反群推战国为中国文化极盛时代，窃所不解。”②他认为正是战国时的人们惟功利是求、尔虞我诈、人心不古，三代文明因此丧失殆尽，这体现了吴秋辉独特的学术见解。同样，吴秋辉也是一位性格非常孤傲的学者，这从其遗著中所言便可窥一二：“故历来言经学者。其目的无一不在于经学以外。十之九为利，而其一则为名也。其超出于两者之外，而一以经为事者，三千年来，其惟予一人乎！余苟肯祸一国而为利，当不难为康有为、梁启超。余苟肯欺世而盗名，亦不难为章太炎、刘申叔。二者皆不屑为，然则予其穷乎。”③《临清县志》亦曾评价他：“目空千古，视时辈蔑如也……惜才高数奇，落落寡合。”④从其狂傲不羁的言行这一点上来说，倒是与康有为颇为相似。

康有为历来不遗余力地提倡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并断定古文经皆为西汉末刘歆伪造来给王莽篡汉服务。而吴秋辉信中论定古书真伪时，不分今文古文皆有否定，且不认同刘歆伪造古文经书说，触动了康有为的理论根基。因此，康有为才会如此迅速地覆书辩驳，可见吴秋辉深知康有为治学的敏感点。而康有为在覆书中充满了长辈教导晚辈的语气，言辞并不十分友善，可以想象，性格高傲的吴秋辉定难接受康有为的批评指责，因而很快又撰写了《再致康南海书》予以论难驳斥，澄清事实。

三、“康有为覆书”后续考

吴秋辉《再致康南海书》首刊于《新鲁旬刊》第3期，⑤此信洋洋洒洒4000余字，火药味十足，借助此信，我们能更多地了解吴秋辉的性格品性、治学方法和治学思想。纵观此信，吴秋辉主要围绕“康有为覆书”谈论了3部分内容：

首先，正面回应了康有为“欲考经学，必须先辨今古”的质疑。吴秋辉指出自己熟知很多前人对《尚书》今古文辨伪之作，前文不言只是不愿“饾饤前人之唾余”而已。针对康有为提出的刘歆伪撰《古文尚书》为反驳的切入点，即“华之所谓伪古文，乃东晋时梅赜所上之伪古文。而先生之所以教华者，乃刘歆壁中之伪古文也”，⑥指出刘歆在其《让太常博士书》中有“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得古文于坏壁中，逸礼三十有九、书十六篇”⑦之言，可见当时《古文尚书》行世已久，正与康氏所言古文为刘歆伪造相矛盾。此正切中康有为的理论要害，体现了吴秋辉深谙论辩之道。之后，吴话锋一转，指出下文所探讨的只涉及《今文尚书》篇章，绝不包含《古文尚书》。

其次，吴秋辉针对康氏“不能以己意发之为是”的批评反唇相讥道：“即如先生平日之所谓‘增字解经‘托古改制诸弊，亦概由此。”⑧吴此话虽略显刻薄，确也点出了康有为治学过于主观的一大不足，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等皆有类似评价，即其弟子梁启超也曾言道：“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⑨对此，吴秋辉提出，自己治经所依据的客观史料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本经文本，即“遇有疑义，首先荟萃本经中意义与之相关者，用归纳法以求其会通，然后再用演绎法反之各处”，⑩即以经证经之法。另一方面是他经文本，即以确为孔子之前所成之书，如《尚书》《诗》《春秋》及《易》之卦、彖、爻三部等，参考孔子之后不久成书的《论语》《左传》《仪礼》等古籍互证，对战国及以后之书则仅用作旁证，即古书互证之法。

再次，对于康氏“后人之是非，未必古人之是非也”的忠告，吴秋辉给出了自己的是非判断依据：一是利用古器铭文，结合“六书”充分利用商代卜词、周室彝器的文字来探究历史真相，补充传世经书之不足，此类文献是经书同时代或更早的，内容真实性不容置疑。二是利用北方方言，因为诸经所用语言皆为黄河流域一代口语，而口语“众口流传，初非少数人之私心所能变易……是以，凡文字上之失传者，时尚发见于妇孺之口……此外则有古本一字，而今人口语乃变为切音者”。①如“鳖”之方言切音谓王八、“蜩”之谓节聊或季牛、“赖”之謂利害等皆属此类，可以之反推上古口语。三是考察实物演变，山川道里、草木鸟兽等很多事物古今基本不变，即如制度习俗等古今之变者亦多有迹可循，因此“有其实者举其实，无其实者举其迹，要必使经之云某某即为今之某某，或为其遗蜕而注释，方为有用”。②

全信最后，吴秋辉表明了自己竭力治经的心迹，即为了光大中华文化，并感慨道：“河山犹是，风景全非。浩劫当前，鸡虫自斗，此身已赘，遑恤乎身后之名？我生不辰，谁复知生前之我？特是余丝未尽，僵等春蚕。结习难忘，聊存梦谚。知我罪我，惟有付后来之悠悠者而已。”③言辞之中颇有“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悲怆之感。

由该信可看出，康、吴二人交往的过程并不十分和谐，吴秋辉耿介直言，虽直面学坛领袖康有为，亦不卑不亢地对其治学过失加以驳斥，傲骨嶙峋是很值得敬佩的。同时，吴秋辉在信中总结的治经之法颇为科学实用，其不少著作便是借助此类方法而作，如《侘傺轩说经》《学海绀珠》《货币源流考》《商代迁都始末考》《五霸考》等，顾颉刚后来在观看其《姓氏名字号谥源流考》时曾称赞道：“所言亦多有可采者。……各地皆有治学之人，惟因交游少，名不出里闬耳。”④那么，康、吴二人讨论的问题反映了当时学界的什么风气、学见到底有哪些异同、二者论断孰优孰劣？这些都值得深思。

四、康、吴二人学见之异同

其实，康、吴二人往来信件中所探讨的问题是有着深厚的时代印迹的，反映了当时学界高涨的“疑古辨伪”学风。辨伪之风萌芽于战国，至两汉经师自守家法师法而竞相批驳，推动了辨伪之学的初步发展，唐代经学复立学官，刘知几、柳宗元等又多有“疑古辨伪”之言，但仍处于萌芽时期。宋代疑辨之风远迈前代，始从理论和方法上初步总结，明清学者踵其前续，至胡应麟《四部正讹》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辨伪理论，成为“有辨伪学以来的第一部著作”。⑤疑古辨伪之法基本成熟。至清末民初，各种新文化、新思想涌现，疑古辨伪成为一种普遍的学术风气，乃至出现了怀疑一切的学术风气，如胡适便提出：“我主张，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⑥钱玄同常常以“疑古玄同”自称，张心澂更是在其《伪书通考》中列出了伪书1000余部，此时称得上是全面疑古的阶段。此过程中《古文尚书》的真伪研究自宋代起就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争辩者不计其数，最终以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将其伪书身份基本坐实，⑦清末民初学界对《今文尚书》主流态度仍以圭臬视之，康有为更是深信不疑。而吴秋辉深受全面疑古学术氛围的影响，再加上其较为激进的性格，将怀疑的矛头直指《今文尚书》，从而引发了二者的学术论争。由此可见，二者虽然都深受疑古思潮的影响，但具体到理论思想和学见细节上还是有不少差异的。

首先，从影响力上来说，康有为长期活跃于政界与学界，影响了清末民初的整整一代学人，而吴秋辉只是众多被影响者之一。梁启超曾总结道：“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之以入思想自由之途径而已。”⑧王汎森亦指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推倒古文经的信史性，而《孔子改制考》则更进一步全盘推倒了今文经及先秦诸子的信史性。”⑨五四以后疑古最勇的钱玄同和顾颉刚皆言深受康有为的影响，可以说康有为拉开了民国以来“科学主义”“整理国故”与“古史辨”等疑古运动的序幕。吴秋辉生前喜静不喜动，甘心沉寂于学界，去世后著作多未行世，学界更是无从了解其人其学，对此王献唐曾惋惜道：“近世山东治古文字者，黄县有丁佛言，临清有吴秋辉，皆早去世，遗著多未刊行。”①季羡林也曾言：“少时知道这位老先生名气很大，有《诗经》《楚辞》的著作，去世后都未刊行，近况不详。”②

其次，从疑经目的上来说，康有为更多的是政治诉求，借助疑辨思想否定固有的秩序，以达成自己的政治追求。而吴秋辉作为民间不仕的学者，则更多的是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国经学，发掘经文原旨，以求传承后世，故学术气息更浓一些。因此，康有为在“两考”中已经基本编织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包括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古今文的真伪判断等。吴秋辉则仅是从自身学术认知的角度，对先秦诸书中《诗经》和部分《今文尚书》《易经》较为认可，而对其他诸经乃至后来的《说文解字》《尔雅》《毛传郑笺》③等传统权威著作多有批驳，并未持什么政治立场，因此可更加自由地发挥和评论。

再次，从治学方法上来说，吴秋辉《侘傺轩说经》等主要成果写成于思想解放、方法新颖、材料新见的民国十年以后，相对更加注重对同经内证、古经互证等方法的采用，以及甲骨金文、出土文献、方言方音、实物溯源等材料的运用，与王国维所提的“二重证据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如任继愈先生所言：“吴秋辉先生扩大取材范围，充分利用古文字、古器物的铭文，以及民俗学、社会学……千百年来不少陈陈相因的误解窒碍得以涣然冰释。昔年王国维以此治史，取到立竿见影之效……”④再如吴秋辉代表作之一的《学文溯源》也是充分运用了上述多种科学方法，因而梁启超读后曾有“字字莫逆于心，欢喜踊跃，得未曾有”⑤的高度评价。而康有为治学方法则相对更加“纯任主观”，思辨性虽强，却难经推敲，因而能发出“《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⑥的唯心之言，故朱一新对其有“明学术而学术转歧，正人心而人心转惑”⑦的批评之语。

不过，随着新出土材料的不断发现、学术研究方法的进步、对传统文化态度的理性化，后来的学者们渐渐意识到之前的疑古辨伪之风过于激进，如钱穆反思道：“民初以来之学术界，则大抵沿袭晚清，以今文学家末流气焰，而借乾嘉时代之考据训诂为掩护，其距离儒学大统更远，而猖狂妄言则较康氏更甚。”⑧同样，吴秋辉由于其怪狂的性格，对前人成果“无所不疑、鲜有认同”先入为主的态度，其有关伪书的诸多论断亦多涉武断，如主要依据阴阳五行学说来认定《甘誓》《洪范》《金縢》《明堂位》《月令》《祭法》《深衣》等篇章皆为后人伪撰，在今日看来实在有用力过度之嫌。可以说，时代的风气、思想的激进、理论上的缺陷、材料的不足和方法的误用，导致了大量原本没有什么问题的古籍被判为伪书，这既是康、吴二人治学过失之处，也是清末民初学界辨伪工作最大的共性和不足。时势造人，康、吴二人正处在“疑古辨伪”风气的历史最高潮中，否定孔子、否定经学、否定传统文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色，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过分苛责他们。

此外，康、吴二人在学术影响力和治学思想上虽有不少分歧，但在学术争辩的背后，有着共同的忧国情怀。康有为作为那个时代政学合一最为典型的代表，在学术上虽多有过激之论，但却努力践行着今文学派“辨伪以卫道，卫道以经世”的处事准则。吴秋辉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努力治经，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新奇的辨伪见解，初衷亦是为了弘扬中国经学，避免重蹈印度文化陷落的覆辙。他们痛心疾首于民族危亡、国学沦丧的心情是相似的，康有为“每语及国事杌陧，民生憔悴，外侮凭临，辄慷慨唏嘘，或至流涕”，⑨而吴秋辉亦是为弘扬经学多方呼号：“能筹集巨款，政局兴修，使六经之真论一一表现于世，此则千秋之盛业，国家文化之所攸关。桂华虽不才，定当竭其驽骀，以为涓埃之报。”⑩他们同是那个时代有良知读书人的缩影。如今看来，两人的学术观点皆有偏颇之处，康有为自不必说，吴秋辉古文真伪的判断也颇为武断，但他们为国为民的精神还是值得后人学习和尊敬的，诚如汪荣祖所言：“我们之所以以今日之学术眼光评论前人，既非否定前人的业绩，也非对前人要求太过，实在检讨已有的成果，知其缺点与不足之所在，冀有所突破与进展。”①回顾清末民初这段疑古辨伪的历史，可知辨伪工作细致复杂，实事求是应为第一要义，应秉持“无征不信、无征不疑，证据不足、阙而勿断”②的治学态度。对所谓真“伪书”也不能一竿子打死，它们亦有其时代价值与学术价值。

五、结 语

综上，康有为致吴秋辉信札原件的重新发现和解读，不仅能够弥补康有为书信资料的不足，丰富康有为相关交游资料，而且通过对书信背后探讨的经学问题，能够给我们展示出清末民初学术界关于经今古文之争、经书辨伪、疑古学风、出土文献研究等热点话题和争议。通过挖掘吴秋辉其人其学其思，可知吴秋辉以小学为根，精通先秦古器铭文、结合方言史料、内外兼修的治经方法，具有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治经思想，身负发扬经义、弘扬国学为己任的治学使命，不仅是对清代考证之学的一种继承与发展，也是民初学界怀疑精神的一种典型反映。吴秋辉众多著作未及出版而落魄早逝，致其声名不彰，令人惋惜。一个人的价值或许不能立刻显现于当世，但时间和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吴秋辉其人其学的研究和挖掘，定能对民国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有所裨益。

【作者簡介】刘迎秋，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史文献研究、域外汉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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