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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对古代小说研究的贡献

2021-04-27陈琴容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 2021年2期
关键词:小说

陈琴容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首次提出小说界革命,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1]。新文学运动中,小说的地位和重要性继续得到强调,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但是,由于中国古代小说地位卑下,历来不受公卿列士的重视,导致小说类文献散佚严重。为了进行小说研究,学者们在小说文献资料的辨伪、辑佚和整理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例,《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小说文献整理工作是这一著作的重要基础,《中国小说史略》的问世,填补了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一项空白。

二十世纪以来小说研究史料的发掘和发现,成就斐然。其中,敦煌遗书的发现,尹湾汉墓竹简、天水放马滩秦简、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等简帛的出土和刊布,为学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小说研究材料。学界运用出土文献研究古代小说的专著与论文不在少数。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开篇即言:

一时代之学术,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问题,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 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佛本行集经演义, 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 八相成道变, 地狱变等, 有关于小说文学史者也。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 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等, 有关于佛教故事者也。[2]

作为“敦煌学”的提出者,陈寅恪较早提出了出土文献与小说之间的关系。同时期还有容肇祖《敦煌本〈韩朋赋〉考》一文,探究敦煌本韩朋故事与《搜神记》所记载《韩凭妻》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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